破解延安立交“龙脉”传闻 造桥是我一生的使命

　　张耿耿简介：1943年生。曾任上海第一市政工程公司101施工队队长、第一市政工程公司第一分公司经理兼党总支书记、上海市耿耿市政工程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曾11次获得上海重大工程建设功臣称号，四次获评上海市劳动模范，并获上海市十佳创业先锋、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道德模范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人大代表、党的十五大代表。他领军的市政101施工队获造桥英雄队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口述｜张耿耿整理｜孙洪康

　　我出身贫苦，小时候，父母亲就一直盯嘱我要懂得感恩。我感恩我们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施展身手的更大的平台。

火红年代的艰苦历练

　　我1943年出生在上海，听我父亲说，祖上是枣庄附近的贫苦农民，早年逃荒，我曾祖爷爷带着一家老小逃到南京城外江宁农村安顿下来。后来，我祖父又拖家带口到上海打工谋生，那会儿，我父亲才9岁。

　　生活在这个清贫的家庭里，我也是个懂事的孩子，看着父亲为了养家到那么远的单位去上班，看着母亲既要操持这一大家子的事务，还要忙乎里弄工作，我，作为长子，心里早就萌生了分担责任的想法。当时，上海铁路局正在实施沪宁复线的建设项目，急需组建一支上万人的施工队伍。于是，刚满16岁的我成了一名施工队员，每天投身在沪宁复线建设的铁流中，风吹日晒，雨淋霜打，一年下来，复线工程竣工，我被光荣地评为“优秀队员”。

　　沪宁复线工程结束后，我回街道报到。很快，街道推荐我这个铁道战线的“优秀队员”到上钢三厂工作。那是1959年底，我成了一名炼钢工人。上钢三厂位于浦东周家渡，我在浇钢车间工作，热气灼人，每天衣服一次次湿透。我是浇钢车间的起重工，炼钢后剩下的渣包，要用起重机将它们吊起、拖走。我适应了伴随炼钢产生的硫磺、沥青的气味，我吃得了苦，受得了累，挥汗工作，表现出色，年年被评为上钢三厂的生产标兵。

　　1962年，一批重点工程下马，经济战线收缩，我们钢厂也受到连累。到1963年2月，我回街道报到，一个月不到，街道又介绍我到市政工程队工作。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工作岗位。现在回想起来，此前经历的岗位，从事的工作，好像都在为这项最适合我的工作在做准备。

　　我是1963年3月5日进上海市政公司第一工程大队101工程队工作的。当时，我年纪轻，反应快，身体棒，浑身是劲，又有多年当工人的经历，考虑到我在钢厂当过起重工，公司就安排我到101工程队起重队工作。这个工种发挥了我的特长，让我工作起来如鱼得水。起重队有近20个工人，其中有几位老法师是6级工或7级工，经验丰富，水平很高，我虚心拜师，认真学习。

　　我在起重队进步很快，1965年我被任命为起重队队长，我以自己的真诚将我们的团队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以工地为家的施工队长

　　搞市政建设，就是造桥修路；造桥修路，就是为民造福。有人觉得筑路架桥是露天工作，日晒雨淋，风吹霜打，太苦了。我却不觉得苦，我从心里喜欢这份工作，我认准了这项工作适合我，是我的一只“金饭碗”，我要紧紧地捧牢它。

　　从此，我把心思用在工作上，把汗水洒在工地上。1965年，我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1971年，我在苏州河造桥工地一线入了党，在党旗前举起右拳宣誓时，我由衷地感到肩头更加沉甸甸了，那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感。

　　1975年，市政公司任命我担任101施工队队长。从这项任命下达之日起，我就把铺盖卷搬到工地，把工地当成了我的居住地。自此，一年到头，从早到晚，我都是吃在工地，干在工地，睡在工地，甚至生病，也躺在工地。反正工程项目在哪里，工地就在哪里。或者沿江河扎营，或者在野地搭棚，或者随处支个帐篷，在地上铺个草垫子，搁上被褥就打地铺了。总之，寒暑雨雪寻常事，蚊叮虫咬随它去。

　　我记得苏州河恒丰路桥工程项目比较复杂，当时我们的施工装备比较陈旧，工期较长，我在施工期，整整5个月都没有回过一次家。我记得苏州河曹杨路桥工程项目，因河湾水运繁忙，陆上交通复杂，施工难度更大。当时，我家在曹杨路金沙新村，距离工地只有10分钟路程，但是我心心念念都在造桥工程上，苏州河每天涨潮落潮，施工状况都不一样，施工难题随时都会冒出来，我一点都不敢大意，一分钟都不敢离开工地。

　　关乎宝钢建设发展、牵系宝山人民出行生活的吴淞大桥工程原定工期为3年，但我们施工队承接此项全长968.7米的大桥工程后，全力以赴，创新工序，克服各种难题，只用了19个月高质量建成。

　　一天，在吴淞大桥10号桥墩施工时，突然发生严重渗透，5米深的桥墩基坑发生渗水，情况十分危急。我带领施工队一边奋力排水，一边修筑堤坝，经过三天三夜连续抢险，终于排除险情，保住基坑。由于我们浸泡在河水中时间太久，已经挪不动步了。

　　担任施工队长后，我不仅仅是平时不住在家里，不在家吃饭，甚至连年夜饭也不能保证在家里吃。我记得在建设松浦大桥、金山大桥、沪嘉高速、吴淞大桥、太浦河大桥、南浦大桥、恒丰路桥、南北高架等重大工程时，为了确保质量，确保工期，在施工期间，每年除夕，我都不能回家同家人团聚，在工地上守岁，施工间隙陪工友们一起吃年夜饭。

风雨中锤炼“造桥英雄队”

　　在我们市政建设战线，造桥是技术难度最大、劳动强度最大、施工风险最大的一项工作。

　　桥，各不相同：有河上的桥，有江上的桥，有湖上的桥，有海湾的桥，有铁路上的旱桥，还有高架道路桥。同样是江河上的桥，江河有宽有窄，岸线弯势无一处相同，何况每座桥所处位置的地质条件和土层特点都不一样，每座桥面对的交通状况和承载的运输工具也不一样，桥建在城区和农村情况更不一样，我们的施工方案、施工装备、施工时段及施工进度都会视情应变、机动处置。

　　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我带领的施工队作为上海造桥的主力队伍，几十年来一直在同苏州河打交道。在不断摸索造桥规律的过程中，我对苏州河的脾性特点越来越熟悉。比如我们在承建苏州河桥梁工程时，每天施工都会避开涨潮时段。苏州河涨潮落潮，一天两汛，这同其他江河大致相同，然而苏州河每天退潮的时间却有差别，它退潮时间隔天会误差45分钟。我们摸透了它的脾气，总能精准地“你退我进”，争分夺秒，提高工效。

　　1986年夏，与黄浦江鲁班路越江隧道配套的中山南一路实事工程康衢桥项目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这项工程施工环境复杂，设计要求高。何况“康衢桥”似乎是一座桥，实际上在这个标段中，要建7座桥，市政府为了让鲁班路越江隧道按期通车、造福市民，就给“康衢桥”工程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5个月内拿下这个艰巨工程。

　　我知道这是一场硬仗，是不能含糊的，每天都扑在工地上，盯牢一个个环节，克服一道道难题，把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间压缩到4小时左右。这段时间，由于过度劳累，睡眠又少，导致牙周炎发作，腮帮子红肿，半边面孔疼痛难忍。但“牙痛不是病，工程最要紧”，康衢桥工程于当年12月23日竣工。

　　我们承建的真北路立交桥，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座立交桥将沪宁高速公路和武宁路连接起来，被誉为雄伟的上海西大门。此桥投资5亿元人民币，占沪宁高速公路总投资的四分之一。它是我们市政施工队成立以来承接的最大的一座桥。

　　真北路立交桥工地上，我们共打下近3000根混凝土桩，共挖出20万方土，共架设2000多根梁，共浇筑380米混凝土箱形梁，共浇筑14公里防冲墙的混凝土，共埋设12公里长的雨水管和污水管，共摊铺7.9万平方米的大桥路面和8.9万平方米的沥青地面道路。我和我的团队创造了用600个工作日高质量完成这个宏大工程的奇迹。

　　真北路立交工程是我们队的骄傲，也为上海市政建设史树起一座丰碑。

　　我今年已经76岁，回想起来，这大半辈子，共参建了近90座大桥，我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都奉献给了造桥事业。1994年初，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竞赛领导小组命名我领军的市政101施工队为“造桥英雄队”。

对家人深深的亏欠

　　几十年来，我一直以工程为重，以工地为家，自然，对自己的家庭关心得非常少，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我妻子唐红妹操心。

　　我是1968年12月31日结婚的，婚后第三天，我就卷铺盖去闵行工地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后来又赶上上海三年大变样的发展机遇，我们市政工程公司承接的工程项目越来越大。

　　几十年来，住在工地，吃在工地。我妻子已经适应我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不回家，偶然隔两个星期我突然回家，她都会感到十分惊奇。

　　妻子对我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妻子只埋怨过我一次，那是1988年，女儿小俊生病发高热，七天不退烧，我妻子焦急万分，到弄口电话间给我工地上拨了电话。我大约是傍晚6时许接到电话，然而不巧的是，那天工地上棘手的事冒出来不少，等安排好回到家，已是晚间9点多钟了。这一夜，幸亏我赶回家，临近午夜，女儿非但高热不退，而且整个身体都抽搐起来。我赶紧将女儿从四楼背下去，赶上末班车，送进医院急诊，直到凌晨3点我女儿才退烧脱险。我妻子嘀咕了一句：“今夜亏得你回家，要不，叫我怎么办？”

　　我将造桥作为我一生的使命，为之付出再多，我也无怨无悔。但是当我的三位亲属先后病故时，都是因为承建工程正好进入关键施工阶段，我作为现场指挥，无法立刻离开，而不能赶去送别。对此，我抱憾终身。

　　我父亲本分老实，辛劳一生。他9岁跟着我祖父从南京迁到上海；为了挣钱贴补家用，他10岁就到一家皮革作坊做工。

　　父亲到中年时查出患了肺气肿，发作起来咳嗽得很厉害，特别是夜里咳得有点吓人。1990年2月初，父亲再次发病，来势很凶，赶紧送医院急诊，结果查出父亲患了肺癌，已是晚期，那年父亲72岁。获悉这个凶讯，我从位于金山县城的大桥工地挤出时间赶往医院，急步走进病房探望躺在急救病床上的父亲，我详细询问了病情和抢救情况，在旁的姐姐和弟弟都安慰我，姐姐说：“你忙，你先走吧，我们姐弟妹六人已安排好，我们会照顾好老爸的。”谁料到这一走，竟是同我老父亲的永别。

　　只过七天，父亲就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当时，我正全身心投入金山县城朱泾大桥的工程建设。那天，接到姐姐报告父亲病危的急电时，我们施工队正在抢建主桥墩，我实在没法立马离开指挥岗位就走，再说当时金山到上海市区的公路很窄，长途汽车班次不多，待我心焦万分地赶到医院，父亲早已咽气，一家人守着父亲的遗体在病房等我。见此情景，我悲痛万分，失声痛哭。

　　没想到父亲过世刚刚一年，我大弟弟又突发心脏病，妹妹打电话报急，我正在金山大桥收尾工程的现场会上，我作为总指挥正在调整方案、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叮嘱细节，这个当口，我实在无法立即甩手离开。那晚7点半，家里又打来电话，报急电话变成了报丧电话，这次是我妻子打来，她在电话里哽咽着说：“你不要回来了，你弟弟已经走了！”

　　1993年是我们上海重大工程的“丰收年”，好多项造福市民的工程项目都在这年圆满竣工。这一年，我日夜奋战在重大工程吴淞大桥的建设工地上，因为忙于造桥而不能为母亲临终送别，这给我内心深处留下了永远的创痛！

　　母亲晚年患了糖尿病，血糖指数很高，以后又渐渐看不清东西，患上青光眼，终于多病并发，引起几次昏迷。那几年，她每次住院，我会挤时间去探望。当然，陪护照顾，主要靠我的姐姐、妹妹。1993年6月，我母亲最后一次发病，那天下午3时许，我妹妹打来急电，报告了母亲病危的消息。那时，我正在主持吴淞大桥合龙施工的紧急会议。这次，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现场，但是乘上公交车，从吴淞赶到普陀区中心医院，已是傍晚将近6点，又晚了，我母亲已经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龙脉”上打桩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适应上海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上海市政工程迎来了一个建设高潮。按照“三年大变样”的规划蓝图，继内环线、延安路高架完成后，气势宏伟的南北高架道路建设又上马了。这是上海“申”字形高架道路贯穿南北的重要一笔。

　　自然，我领军的市政101施工队在南北高架道路建设中，是不会缺席的。我们队当时中的标段是南北高架的苏州河跨河大桥。这座大桥长1000多米，桥面最宽处56米。为了确保在复杂的水陆环境下安全高效地施工，我们在这项跨河工程中，创新工艺，全部采用了无支架挂篮施工，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16个月。

　　在南北高架道路建设中，原本我们队承建的就是这座苏州河跨河大桥，可是谁会想到广为流传的延安路立交桥“龙脉”上打桩的硬仗，偏偏又让我撞上了！

　　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架交接的延安路立交桥，当时以31米高度雄踞亚洲第一。这座立交桥贯通东西南北，匝道左转右旋，上下共分5层。为了支撑起多层桥面又减少桥墩数量，设计人员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一座直径为4.2米的特大圆柱桥墩，有力地托起整座立交四层桥面。

　　就是这座特大圆柱桥墩，当年围绕它展开的“龙脉”上打桩的故事可传得神乎其神。

　　承建延安路立交桥工程项目的是本市一家大公司，他们将主桥墩打桩的项目转包给合作伙伴——一家外地的建筑公司。这家建筑公司虽具备打桩专业能力，但以往都是为厂房建设打基础桩，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磕断牙的“硬骨头”。

　　这家公司驻地在宝钢，施工队员每天由班车接送，来回途中正逢上下班高峰，单趟耗时近两小时，上午9点赶到延安路工地开工打桩，下午3点停桩收工，赶回驻地已近傍晚。这样停停打打的打桩法，正是犯了打桩的大忌。

　　按原定设计，延安路立交桥要打6排钢桩，共36根桩，每根桩直径90厘米，长度为64米。该公司的打桩设备是国外进口的大吨位桩锤，活塞芯子自重8吨，是合格的。

　　但该公司施工方法出了问题，第一根桩就没有打下去，只打下去46米深，其余18米桩柱都露出地面；他们一共打了6根桩，打得最深的就是第一根桩，打下去46米，打得最浅的只打下去26米，露出地面的桩柱有38米。

　　遇到这么大的难题，打桩只能暂停了，流言却传开了。说什么这里是“龙脉”所在，在这里打桩，引起“神龙”发怒，无奈请来高僧方丈，补做“法事”，虽然连日红烛高香，但是依然收效不大。

　　工程指挥部认为，传言必须制止，迷信必须破除，难题必须解决。那天，工程指挥部领导和市政设计院领导邀请我一起到施工现场“会诊”。我查看了相关地质资料，又了解了先前的打桩情况，提出原先的打桩方法有问题，这64米的钢桩，必须连续打桩，趁势而下，还要在打桩时，不断注水，减少阻力，要不停地将一根钢桩全部打下去，才能停机稍歇。

　　听了我的施工建议，指挥部和设计院的领导都表示赞同，但是那家遭受挫折的公司在这里耗了三个月只打了6根桩，且没有一根打到底的，要调整施工方案，他们不肯继续干了。于是工程指挥部同意那家公司退出，转而请我“出山”，由我们造桥英雄队立即进驻延安路立交桥工地，在“龙脉”上去打36根64米长的钢桩。

　　我们进驻工地后，没有马上开工，而是先争取当地街道组织和环保部门的支持，一起做好周围居民的工作，同意我们日以继夜连续施工，理解、支持我们早日完成市政重大工程。

　　我们施工队经研究，决定采取“由浅入深”的打桩方法，先前留下的打得最深的那根桩，我们暂时不动它，而从打得稍浅的桩开工补打，桩机分四档，开打时，我们先不用重锤，而用低档的轻锤试探，边打边注水，以减少打桩阻力，渐渐摸准脾气，再越打越快，越打越重。

　　没几天，我们就摸着了规律，掌握了进度，一般是每天打下一根桩，连续打16小时完工。我们清晨6时开打，打到午夜收工。这样工人可抓紧睡觉，设备也能不过度使用，周围居民也可有6小时安静的环境。

　　就这样，一根桩接着一根桩，完全按照设计要求，打下去64米深，36根桩形成强大的根基，产生了千钧巨力，稳稳地托住了宏伟的延安路立交桥，承受了南来北往的车辆隆隆驶过。

　　延安路立交桥工程竣工后，工程指挥部索性在高耸的大立柱桥墩外面包了一层金属皮，上有凸出的九龙浮雕，这九条金龙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上海建设者不信谣、不畏难、开新路的故事。

改革创新是我不懈的追求目标

　　我16岁就当了工人，书读得不多，起初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我晓得自己的短板，了解自己的软档，一方面，利用工余时间，在文化学习上不断地补短板，比如我在上钢三厂工作时，就读了两年夜校高中；另一方面，我一直在工作实践中，多动脑筋，多讨教，多学习，在实践中，结合问题学知识，学了知识解难题。好在实践是我的教科书，工地是我的大课堂，造桥是我的主攻专业。

　　几十年来，在市政战线上，在造桥工地上，我虽然每天顶风冒雨奔波忙碌着，每天都挥汗如雨埋头苦干着，但是我从来不以“大老粗”自居，从来不是一味蛮干。每次接到工程任务，我都仔细研读工程图纸，反复比选施工方案。

　　有位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水流。同样，我们承建的大桥工程，每一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施工队每次实施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在恒丰路桥工程施工中，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了“预应力后张法箱形连续梁”的新工艺，就改变了以前“满堂支架”的做法，而是用一只“挂篮”吊在桥的主梁上，一点一点向河心推进。这个新工艺比老办法提高了三至五倍的效率。

　　在重点工程吴淞大桥施工中，我们又创新工艺，在大河两岸，分别采用双向四只挂篮相向施工，此前，我们运用计算机准确地计算出桥梁的预应力，由此确保了南北相向施工的精准度。之后，当南北几百米长的连续梁合龙时，对接高低仅差4毫米，大大低于允许误差20毫米的国际标准。如此高质量高精度的合龙，就是靠的科学施工，靠的创新工艺，靠的知识的力量。

　　1996年至1998年，我利用周末和晚间的空余时间，去读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办的经济管理硕士进修班，成绩合格，获得证书。

　　党的十四大精神激发了我们施工队的积极性，鼓励我们勇于创新，不断开拓施工领域。从十四大到十五大的五年间，我们施工队的产值每年以40%的速度增长，每年向上级公司上交1000万元的利润，资产回报率250%左右。

　　那些年，我们队不仅在施工工艺上不断开拓创新，而且在施工队的体制改革上，也在积极酝酿变革。1997年11月15日，在黄菊同志的支持下，上海市政行业首家以我个人名字命名的“上海耿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耿耿公司按照资产纽带关系，以“搞活经营机制，搞大优质资产”为原则组建，由城建集团上海市政一公司控股。我们公司注册资金中，国有资产占62.5%，经营者和职工持股占37.5%，我担任董事长。

　　改革，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给我们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也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也给我们市政行业带来了全新体制，带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