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灏珠：为国为民的“生命之花”永恒绽放

　　1943年，一名时年19岁的广东青年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在抗战的烽火中，唯有多报考几所大学，才能让自己有更大的可能继续求学。当年秋天，他先后接到了国立中正医学院、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后两者，他报考的分别是机械工程系和化学系。

　　未来何去何从？他思考了很久。他想起范仲淹说过：“不为名相，便为名医”。从医可以救人，报效祖国、服务百姓。于是，他放弃了从小的爱好工程系，下定决心去医学院求学。

　　年轻人的这一选择，可能让中国少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或者化学家，但多了一名卓越的医学大师，也成就了他接下来70多年的传奇人生。

　　他就是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陈灏珠。陈灏珠院士于2020年10月3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在陈灏珠成为名医的多年后，曾有人问起：如果生命再来一次，你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笑着回答：“无疑还会如此。我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

严谨创新，大医精诚

　　抗战的艰苦时期，国立中正医学院和国内其他大学一样，在战火中不断迁址流亡。陈灏珠后来回忆说：那段经历教给他三样东西：快速记笔记的本领、扎实的专业外语功底和强健的体魄。抗战胜利后，学习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学校的公医制度、欧美派的英文教育、老师们的学术修养，深刻地影响到了陈灏珠的学术风格。

　　这种来自师长的滋养和传承，在陈灏珠从医学院毕业，加入上海中山医院（现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工作之后，同样是塑造他的精神品格和专业技能的关键因素。1948年7月，陈灏珠成为中山医院的实习生，次年成为正式员工。在当时英才辈出的中山医院，他感受到巨大的向心力，因而全情投入，不知疲倦地学习与工作。他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但感到无比充实满足。

　　有良师指导，加上自身的勤奋与不断探索挑战新问题，陈灏珠参加工作不久就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1954年，由陶寿淇教授指导，他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心肌梗死”一文。当时我国的冠心病并不多见，作为冠心病最严重类型之一的心肌梗死病人也很少见到，因此并未引起重视，仍沿用“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来描述这种疾病。陈灏珠根据自己在临床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发现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后并不都引起心肌梗死，老的说法并不恰当；他认为这有必要引起临床医生更多的关注重视。此文中，他在国内首次采用“心肌梗死”这一术语，是对这一疾病诊断概念上的改变。

　　同样是1954年，时年30岁的陈灏珠从住院医生晋升为内科主治医师。从事医学的哪个细分领域，他再一次面临选择。“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心脑血管病是我们国家死亡率最高的疾病。这类疾病跟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有关，而从长远趋势看，患者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时我就有兴趣去研究它。”为国为民，再一次成为他人生道路选择的决定因素。从此，心血管内科成为陈灏珠毕生奉献的事业。

　　1957年，陈灏珠去北京参加“心脏导管观摩班”，在学习过程中，他意识到这项技术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回到上海后，他建立了中山医院的心脏导管室。次年，上海市决定在中山医院建立上海市胸病研究所，后更名为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简称“心研所”），陈灏珠负责的心脏导管室成为其中的主要部门。在他整整70年的工作历程里，心研所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之一。后来他有了许多头衔，即使成为院士，他最喜欢别人称呼他的，还是他担任心研所领导的“陈所长”。

　　在之后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中，陈灏珠创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他在我国率先施行左心导管（1960年）、选择性染料和氢离子稀释曲线（1961和1962年）等检查，提高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等结构性心脏病的诊断水平，也为外科施行纠治手术提供依据。他率先用电起搏和电复律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1972年）达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开展第一例埋藏式起搏器的安置术（1968年），成功治疗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病人；率先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1960年）并阐明其原理。

　　1973年4月，陈灏珠在国内首先成功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从而使国内掌握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为外科施行搭桥手术治疗提供依据，也为其后施行介入性治疗提供条件。

　　20世纪70年代，他研究确认的我国健康人血脂值，现已被公认为国人的正常值。他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我国心脏病病种变迁、流行趋势和防治对策，经过其后4个年代追踪，其预测的正确性已被证明。

　　《实用内科学》这本国内权威的医学教材，是每一位医生的案头书，也是陈灏珠编写的最重要的一本教材。陈灏珠从1979年开始参与该书编写、后来历任副主编、主编、名誉主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呵护这本教材从第7版更新到最新的第16版。即使到90多岁高龄、只是担任名誉主编，他仍要和之前一样，逐字逐句地审阅书稿，连标点也不放过。

　　“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他脸色不好，问他怎么了。他忧心忡忡地说：‘年纪大了，审稿速度慢了，怕耽误进度。’”从2003年起担任陈灏珠学术秘书的周俊告诉《新民周刊》记者：陈灏珠审稿这件事一直亲历亲为，没有丝毫放松；直至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在病床上还一直在关心书的出版进度。

　　“陈老师常常教育我，教科书和参考书的内容需要严谨，尤其是涉及药物的用法，包括剂量和单位等，绝对不能出错，否则就可能对病人造成不良甚至严重后果。其实，陈老师对每一件事，都是如此严谨。”陈灏珠当年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山医院副院长、心内科教授钱菊英说。

　　医学事业不断发展，新成果、新模式、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临床医生要跟上时代、为病人服务，必须终身学习——这是陈灏珠倡导的，也是他亲身实践的。

　　即使到90岁高龄，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人们常常能看到他坐在第一排，认真地记着笔记。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当时，腰椎滑脱带来的痛苦，已经使陈灏珠没办法正常站立和行走，但新闻中“新冠肺炎引起的心血管并发症”依然牵动着他的心。

　　曾任陈灏珠的学术秘书、现任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王齐兵作为医疗专家进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新冠患者的救治。“我知道陈所长一直在关心这件事，也一直在等我的电话。”当陈灏珠终于等来了王齐兵在紧张的救治任务间歇打来的电话时，老人非常高兴。

　　“他关于新冠疫情引起的心血管并发症，以及当时一些专家的不同看法有很多疑惑。我跟他汇报临床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他跟我仔细讨论，疑惑就解除了。他对新的病例、新的知识从未停止关注，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王齐兵说。

　　“勤学获新知，深思萌创意，实干出成果。”这是陈灏珠的座右铭，也准确地解释了他为何能创造如此之多的杰出成就。

言传身教，行为世范

　　1949年至2020年，陈灏珠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医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也在从医执教的生涯中，亲自培养了79位学生，包括3位博士后、52位博士研究生、24位硕士研究生。而深受他的影响、受益于他的教育的后辈，则远远超出这个数量。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陈灏珠从来不会命令和教训他们。人们都说：他从来没跟人发过火。这甚至让学生们都对陈灏珠生气时是什么模样感到好奇。

　　他的教育方式，是言传身教。

　　在医学教育的发展和变化中，不变的是扎实的基本功教育。“陈所长的临床教学都是手把手式的，这是老一代人‘手艺’和精神的传承。”学术秘书周俊说。

　　2017年，陈灏珠已经93岁了，仍坚守在临床一线，例行他坚持了数十年的每星期四的英文查房。来观摩查房的人，往往会里三层外三层，把病房挤得水泄不通。看过他查房的学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书本上讲的体格检查的流程和规范，在实际操作中是真实存在的。”

　　在一次接诊中，陈灏珠在完成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之后，病人颇有一点惊讶地说：“我这次患病后，已经在不同医院的门诊部就诊过三次，医生只叫我到这个或那个实验室做检查，却没有遇到一位像您这样给我做体格检查的医生。”这更让陈灏珠意识到了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基本功对临床医生来讲，一生都用得着。因此，他提出：对培养医学生和临床医生都要强调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也就是“三基”；在实践过程中要求严格、严密和严谨，也就是“三严”。

　　陈灏珠认为，现代技术手段无法完全取代传统的“望触叩听”。他说：“医生给病人做体检，手会触摸在病人的皮肤上，给病人的应是一种温暖的感觉；而机器跟人的交流是冰冷的。温暖让病人产生信任，医生才能更好地治疗。所以从询问病史到体格检查，到亲自看化验单、心电图、X光片，这种流程规范是医生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

　　“他不仅教我们怎么看病，还教我们怎么分析病情，怎么诊断病人，怎么治疗。他是一招一式地教，比如临床听诊，他不只是会模仿心音的声音，还会让学生轮流地听和感受。这套训练同时又是系统的，注重的是诊疗思维的培养。现在我们有很多专家，但像他这一代人既是专家，也是‘杂家’，就是因为基本功扎实。”王齐兵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陈灏珠对基本功如此重视，学生晚辈们自然不敢怠慢。“他查房我们会紧张到失眠。他是心血管病界的泰斗，又是全英文查房，我们生怕有什么疏漏，得提早很长时间准备和背诵。”但无论是遇到紧张出错的学生，还是水平偏低的学生，陈灏珠都不会生气。他总是耐心地重复一遍英文，并且鼓励学生再试试；如果学生还是没有听懂，他会帮助学生翻译中文意思。查房中遇到疑难病例，陈灏珠会抽丝剥茧式地讲解和分析，所有的诊断依据都逻辑缜密、条理清晰。

　　“他从不对我们多提言语上的要求，他自己实际的行为，就是对我们的要求。”因为有了他的示范，学生们也在自己的工作中注重继承这些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他注重对年轻医生的培养，花了大量心思做好“传帮带”。1998年，他就提出申请，想将心研所所长之位让给年轻人，但当时上级领导认为尚无合适继任人选。1999年，他引进了国家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葛均波等国内外知名青年学者。2004年，陈灏珠再一次提出让年轻人当所长，但领导希望他还继续对年轻人“送一程”。之后，心研所的年轻骨干团队越发成熟，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葛均波，他不但多年主办东方心脏病学会议，而且在专业领域屡获突破，并首次将中国的手术转播至美国经导管心血管治疗(TCT)会议现场,极大提升了心研所的国际影响力。

　　“陈先生总是用行动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对工作负责，怎样尽到工作和家庭的责任，怎样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他的学生，我感到骄傲，同时为有这样勇敢、顽强、坚韧、宽容、慈祥、善良的老师而庆幸。”陈灏珠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说。2009年，葛均波接过了老师陈灏珠的班，担任心研所所长。2011年，葛均波当选我国心血管界第一位科学院院士。在他的带领下，心研所的临床、科研做到了多个“国内第一”和“全球第一”。对此，陈灏珠欣慰地说：“‘传帮带’终于取得了成果，我可以放心地隐退了。”

　　陈灏珠对所有后辈都倾尽心力无私帮助。无论是医院里的年轻医生，还是带教的学生，又或者是从偏远地区来上海参加培训的医生，但凡他们请教问题，陈灏珠总会耐心地进行解释。碰上疑难问题，他还会回去查阅文献，下次课上再回复。

　　他一直愿意现场跟学生们交流。2018年的沪滇心血管内科公益培训班上，陈灏珠已经饱受腰痛折磨，但是为了坚持完成教学，他打了封闭针后上讲台。身边的人心疼他，叫他缩短讲座的时间；他总是应和着说“好，好，好”，但依然会讲满两个小时。

　　2019年，“上善”系列第一届沪赣心血管内科新进展培训班在中山医院举办，因为身体状况，陈灏珠无法亲自讲课查房。他一直惦记这件事情，结业时，身体刚有好转，他就提出了要发言，一讲又是一个多小时。那天，他还亲手将结业证书发到了每个学生手上，以表达对他们的鼓励。

　　一般而言，都是学生给老师寄贺卡；而陈灏珠是反过来，逢年过节，他都为学生寄去亲笔写下的贺卡，有的还寄到大洋彼岸。“2019年的教师节，那是陈老师最后一次不在病床上过的教师节，我们去看他。当陈老师强忍剧烈腰痛、执意要在他人的搀扶下起身，像以往一样送我们这些学生到门口时，我们都特别心疼。”陈灏珠的学生、中山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张磊如此回忆。

　　“陈老师病重的日子里，虽然他用着呼吸机不能说话，但每当我俯身在他耳边呼唤‘陈老师，我来啦’，他总是非常用力地抬起眉，睁开眼睛，听我汇报，用眨眼动作来和我交流。”陈灏珠的学生、中山医院心脏超声诊断室主任舒先红说。

　　陈灏珠的一生收集了大量中英文专业书籍。2015年，中山医院院内曾有一次搬迁，重新为陈灏珠装修办公室时，周俊询问过他有什么要求，他只回答说：“四面墙都可以放书。”周俊说，陈灏珠在临终前处于昏迷中，没法提出什么愿望；但他记得之前老人多次跟他提起：“我希望等我百年以后，把这些书、这个办公室保留下来，就放在这里，让同仁们、学生们来读书和学习。”

温良恭俭，心怀大爱

　　所有接触过陈灏珠的人，对他的评价都离不开“慈眉善目”这个词语。王齐兵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陈灏珠是1989年5月3日的上午，当时他来上海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看到陈灏珠坐在评审席中央。“他头发有些银白，身穿月白色衬衣，他没有提问，但一直对我带着微笑。我当时原本十分紧张，看到了陈老师，觉得非常亲近，还有了些许自信。”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场景一直印刻在王齐兵的脑海里。“和他相处了几十年，从没见他和谁发过火，对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的。”

　　陈灏珠对任何人都十分尊重，这体现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他会对电梯里的服务人员、机场的工作人员微笑着说谢谢；每次办公室或者家里来人拜访、汇报工作，临行前，他都会起身将客人送到门口，即使已有90多岁的高龄也不例外；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的人写信向他提问，他都会有理有据地提供解答和建议，亲笔写下回信。

　　“他是一个不爱麻烦别人的人，也从不讲什么形式主义的东西。他有很多学术会议要参加，在他90岁之前，身体条件还可以的时候，他出差都是自己一个人、一个包、一个拉杆箱，跟我们打声招呼就走了。”周俊说。

　　周俊还回忆：有一次他和陈灏珠一起出差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午餐时间，有些人去包厢“开小灶”，而陈灏珠和普通人一样，在食堂站着排队领盒饭。一位其他单位的专家看到后惊讶地说：“一名院士、学界泰斗级的老专家，这样毫无架子，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对不会相信。”

　　人们为陈灏珠整理遗物时，被两件物品震撼。一个是陈灏珠用了二十多年的磁化杯，杯身上有了裂纹，他就用皮筋一层层地缠起来，杯盖下和杯底处都缠着黑色的皮筋。一个是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词典》，这是60多年前一位学生送给他的礼物，到如今，纸页都已经泛黄了。这两样物品，他就摆放在办公室的书桌上，一直使用到去世前。

　　他非常爱护自己的病人，他总说：临床之所以重要，在于可以为病人减轻疾苦；他为病人听诊，永远都会先用手捂热听诊器；当工作人员为他编写传记时，询问是否可以回访他救治过的病人，他总会摇摇头拒绝：“这是病人的隐私，不要再让病人回忆起有伤痛的经历。他们病治好了，去过他们的生活就好，千万不要去打扰他们。”

　　在他人眼中，陈灏珠是一个不言他人是非而且很讲政治原则的人；由此，他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978年，陈灏珠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中山医院党委的支持下，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当选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医生治愈的是一个个患者的身心疾病，而政治家的目标是治愈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顽疾。都是为了大家生活得更好，两者可谓是殊途同归。”这是陈灏珠对参政议政工作的理解。

　　原来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担子就够重了，再加上之前从没接触过的参政议政，妻子韩慧华担心他能否胜任。但陈灏珠明白自己的使命，又以百分百的干劲开始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1988年，陈灏珠加入农工党，后历任该党上海市主任委员、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陈灏珠参政议政的关注方向，大多与他的医疗本职工作相关，他关注国家偏远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提出改善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服务。

　　他不仅通过调研写出这些文字提案，还亲身实践：2007年9月，陈灏珠与夫人、女儿捐赠人民币100万元设立“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金”，后于2017年更名为“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基金的“生命之花”项目，为西部地区培训心内科医学人才；“心·肝宝贝”项目，每年救助多名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和肝病患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医院院长、肝肿瘤外科教授樊嘉，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都曾为他们主刀治疗。

　　人的生命无法永存，然而陈灏珠的精神，早已融入他深深热爱的国家和人民身上，将永远绽放出璀璨的“生命之花”。（记者 王煜实习生 安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