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走了，带着他独特的中国故事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美国去世，享年85岁。

　　长得极像007扮演者肖恩·康纳利的史景迁毕业于耶鲁大学，1966年至2008年担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其间曾担任耶鲁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西方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数十年。他曾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是该组织成立一百四十年以来仅有的三位获此殊荣中国史研究者之一（另两位是费正清和魏斐德），也是耶鲁大学最近三十多年里第一位出任此职的教授。

　　2017年8月，史景迁获得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8年9月7日，他又获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他的著作拥有大量读者，被翻译成中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韩文等众多译本，有评论者认为史景迁是“最会讲中国故事的汉学家”，也是在西方“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最广泛读者群的中国历史学者”，他的大量书籍和文章“提升了西方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

当年来上海约稿

　　私下里，史景迁是个谦谦君子。

　　著名摄影家、上海摄影家协会主席雍和与史景迁有很多交往，在他的印象中，史景迁待人很客气，态度很谦逊，说话很小声，有君子之风。

　　差不多30年前，史景迁在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中国题材的摄影画册，来向雍和约稿。雍和之前有和一些不靠谱的老外打交道的经历，夸夸其谈拿走照片，之后杳无音信，这一次，对于这位他不了解的老外，他的心里多少有些打鼓。

　　他给了他几张照片，没有给太多，心想，反正画册出不出都无所谓。

　　1996年，这本画册出版了，用了他6张照片，史景迁给雍和打去电话，说他来上海时随身给他带来。之后，史景迁多次来沪，与雍和相聚，气氛都很轻松。雍和记得，他喜欢喝一点威士忌。

　　2006年左右，史景迁带了几位美国和加拿大人来，与雍和在瑞金宾馆聚餐，他们翻看雍和的摄影作品，赞不绝口。他们四对夫妻共8个人，竭力推荐他去美国办摄影展。雍和因为当时工作太忙，虽然答应了，但因为事情多就耽搁了。殊不知，当时在座的几个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是美国顶级艺术机构的资金赞助人，很多在美国大名鼎鼎的艺术家都是他们办展览捧红的。现在想想，雍和觉得自己可能失去了一个在美国成名的绝好机会。

　　2014年，史景迁开启为期一个月的中国之旅，从北京到成都、西安，再到此行的终点站上海，行程横跨大半个中国。只是，在上海，他只停留一天。雍和在和平饭店为他接风，这是雍和唯一一次请他们夫妇吃饭，是一间最好的临江包间。但史景迁似乎有点恐高，不太敢靠近窗户。

　　“说真的，我内心一直想让史景迁给我写篇文字。”雍和说。但这个心愿已经无法达成了，今天听到噩耗，雍和想起往事，感到非常难过。

　　1936年，史景迁出生于英国萨里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原名乔纳森·斯宾塞。所以，他是英国人，而且一直也没有加入美国籍，虽然他一直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按他的话来说：“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

　　他的父母喜爱艺术与历史，他的父亲德莫特·斯宾塞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史景迁后来说：他之所以与中国结缘，可能因为他出生时，母亲正读一本有关中国的书。

　　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的史景迁获得麦仑奖学金，得到去耶鲁大学交换深造的机会。于是，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此期间，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师从芮玛丽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

　　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也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献研究的权威专家，她的丈夫也是中国文化的研究专家，两人曾在中国访学，并一度被关进日本设在山东的集中营，对中国宗教、政治、历史有很深的认识。

　　芮玛丽介绍史景迁读瞿同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何炳棣关于社会阶层流动、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萧公权关于中国乡村的著作，对他影响很大。

　　当时，芮玛丽让他先在图书馆泡泡，再确定研究方向。在图书馆泡了一个月，他从书堆里读到了清史大家房兆楹先生的著作，于是写信到澳大利亚拜师（一说为芮玛丽引荐）。

　　房兆楹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史专家，研究领域侧重于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与该校历史系杜联喆女士结为伉俪。

　　上世纪30年代初，房兆楹夫妇应邀赴美，参加清人传记写作计划。1943-1944年由恒慕义主编，房、杜夫妇参与编纂的两卷本《清代名人传略》在华盛顿出版。这部著作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是美国汉学界关于清史研究的重要集体成果，在国际汉学界有很大影响。

擅长讲中国故事

　　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房兆楹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叫史景迁，意思是：学习历史景仰司马迁。

　　后来，在房兆楹先生的葬礼上，他遇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金安平。她是史学家金毓黻的孙女，1950年生于中国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读博时，也曾师从房兆楹。他现在是耶鲁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研究对象是先秦诸子，也出版过一本关于张充和、张允和等合肥四姐妹的传记。

　　在澳大利亚，房兆楹指导他读清代正史，房兆楹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看管清史档案的负责人相熟，便引荐史景迁去查档，这批档案收藏在台中。于是，1963年，史景迁第一次去了中国台湾台中市雾峰乡北沟一个葱郁的山林。管理员抱给他一堆康熙年间的奏折，他在那里停留了10天或者两个星期，他是第一个接触到这批珍贵第一手资料的西方汉学家。

　　打开这些密折，他好像走进了康熙皇帝所处的真实世界，他好像真的看到康熙皇帝如何在处理政事，又在思考些什么。而在这批奏折中，他注意到了一个名字：曹寅。

　　他之前就读过《红楼梦》，知道作者的祖父叫曹寅，他的注意点自然而然地就到了他的身上。

　　1965年，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主人与奴隶》出版，获得波特论文奖，他因此得以在耶鲁大学留校任教。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读了这本书后赞叹道：“这个人像天使一样在写作。”

　　上世纪70年代，史景迁在耶鲁图书馆里读到的大清《刑案汇览》，其中记录了一宗山东郯城王氏与人私奔后被丈夫所杀的命案，尸体是在雪地里被发现的，加上《郯城县志》以及郯城知县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中的相关记载，原始材料不过十几页。

　　这样一桩中国清朝时期的命案引起了这个英国人极大兴趣，他想，他可能可以用蒙太奇的方式来重现这桩命案的经过。

　　就从这十几页原始资料出发，史景迁搜寻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再现的是清初山东郯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的案件经过。从这一案件，他试图探讨大清的律例、地方赋税、各种社会制度以及当时的妇女悲惨的命运。

　　最奇妙的，和一般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在这本著作中，他使用了文学资料：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一本一般历史学家都不会采用的虚构小说。作者大量使用文字描述来建构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心灵图像，从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并冶一炉的手法，反而显现了作者的创意和先见之明。通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幻之中。

　　这使得这本书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诗人北岛就认为：“与其说他是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作家更贴切。”他的《王氏之死》和《太平天国》，读起来就分别像一部侦探小说和一出历史悲剧。因而说他是“最会讲中国故事的美国汉学家”可以说恰如其分，而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样的作品更容易被接受。

　　当然，他将虚构小说的写法引入严肃历史也引起了学界的一些批评，有人就认为学术研究又不是小说，你这样“太过分了”。

　　对于为何一定要引用《聊斋志异》，史景迁说：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正是生活在本书所涉的时代。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蒲松龄还写了许多掌故笔记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不是确切的社会史，但我们却能说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的思想概念，还是可以加以利用。蒲松龄写了他的家乡和附近的地区，他写了流浪汉、小贩、街头变戏法的，以及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以统称为游民的人们。我们还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当时正在郯城（《王氏之死》一书发生的地点）。他的故事中有一个就确切地发生在郯城之南，在一个坐落于从郯城通往江北沛地大路边的小镇上。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氏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而且，蒲松龄还对中国人怎样对待和使用暴力感兴趣。所以并不是，“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而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桩谋杀案，我们知道蒲松龄很关注这类暴力，所以也许可以将《福惠全书》中的真实记录和蒲松龄的小说综合使用”。这种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评。

　　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的历史研究风格也成为了他的标签，他的这种写法使得他的历史学学术著作没有那么枯燥晦涩，几乎本本畅销，因而拥有了大量读者。

　　这让人想到另一位风格有些类似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史景迁很喜欢黄仁宇，觉得彼此意气相投，他说：“我很欣赏黄仁宇教授的作品，我们曾在一起讨论过历史写作的问题，发现彼此意气相投。我觉得他的写法是许多历史写作方式中比较坦率的一种。在《万历十五年》中，他采用了一种多重叙事、多点透视的方式，将多个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以国家的视野，为历史撰述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我对此十分感兴趣。而我通常是以某个具体人物或某一类人物入手，来搭建精密的线索，从而深入挖掘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

　　个人历史与家国历史相互映照，用这样一种方式，史景迁从一个小的切点进入历史，展开一幅历史的画卷。从这样的出发点出发，他还写了《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利玛窦的记忆之宫》等著作，更带有一点点迷幻和普鲁斯特的意味。

　　他是众多研究中国的“老外”——汉学家——中的一个。他曾经写过一本《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来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而他自己，何尝不是这众多在观看中国的西方人之一呢？

　　这种“观看”当然会有误读，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史景迁著作等身，他对中国的研究从晚明一直延伸到了当代，清史研究是其研究的起点和重点，在很多大众读者中，他是最知名的中国通之一。如今，他带着他的中国故事去了天堂，不免让人感到遗憾，不过相信他的著作会永远陪伴着他的读者，就让它们带领读者进入一个个历史的迷人之处。（撰稿 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