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辉：不是孤独，是遗憾
阅读提示：长期以来，性被污名化了。性本身是中性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你如果是仁者、智者，你看到的性是美好的，你就会采取一种无伤原则去处事。
最近，因为欲请日本AV（成人电影）女优红音萤进华中师范大学课堂对本科生进行防艾教育，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彭晓辉声名远播。29岁的红音萤是日本红极一时的AV女星，在2008年退出AV界，其后成为红丝带基金会公益大使。
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彭晓辉随即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将会成为华中师范大学109年校史上人数最多的课”，有人预言。
虽然这位全国独一无二的人类性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一再对外坚称，“学术交流无禁区”,但是，更多的人心知肚明，此事闹得沸沸扬扬，重心根本就在那个“性”字。
这个原定的AV女星进入本科课堂的防艾教育计划，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任何事情，只要安全难以保障，就失去其可行性。”2012年2月27日，彭晓辉在他的微博上委婉表示，“鉴于不可能劝阻和拒绝任何人进入课堂”，出于安全考虑，他决定放弃这次邀请红音萤进课堂讲艾滋病预防的计划。
而上述波折，投射到了这所围绕山势而建的高校的课堂上，宛如碎石滚落于一池湖水中，亦激起微澜。一位面容青涩的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的22岁男生在课间跟同学谈论此事时，不无遗憾，“可惜红音萤来不了了”，旋即又说，“不过要是能请到苍井空来，那就更好了！”
事后耳闻这些坊间碎语，彭晓辉一笑而过。
近期，彭晓辉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我要对安全负责。”即便如此，在谈到此事件发生后他遭受的一些人身攻击时，这位身材高大的学者几乎拍案而起，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他也透露，尽管如此，红音萤依然在武汉与他的研究团队私下会面，并进行了学术交流，而此次学术交流的主题包括，“两性教育与男女平等；我们的性教育与中外性教育的比较、艾滋病预防与安全套、医学美容与性审美、AV片的特效不能仿效，学习性知识的途径是性学课堂”。
“是传播，不是炒作”
《新民周刊》：请红音萤进华中师范大学课堂同本科生交流的计划最后流产，是因为你个人受到了一些压力吗？
彭晓辉：按计划，我是请红音萤在今年3月1日的第一、二节课跟学生交流，按程序，这当然要向学校申请。学校不批，红音萤还是进不了课堂面对大学生。我寄希望于学校批准，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泄露，我估计学校会批，因为我这么多年来做性学研究，没有学校的支持，我做不了。
但关键是它成了社会的一个新闻话题，学校肯定有顾虑，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而很多社会保守势力也围观、围攻，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去考虑。比如，北大的孔庆东在一个视频节目中评价，“性课请女优类似抗日课请‘鬼子’毫无意义”。这不荒唐吗？！这个纲也上得太大了吧？作为教授，孔庆东不明白这个逻辑关系吗？当然我不理他，他没有逻辑性，我没有必要跟他讨论。还有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不说，上来就骂人。
这些信息，学校当然都看得到，学校要考虑社会影响。而我更多的是考虑泄密以后，大家都拥着来，安全性的问题，当然我要负责我的学生、听众的安全得到保障，我也要对学校负责。没有安全性，也就失去了可行性。所以，申报程序都没有履行完毕，我就果断地撤回来了。
按原来的计划，红音萤主要是讲防治艾滋病。另外，在她讲的过程中，她多少会涉及到否定AV女优的内容，因为她自己有切身体验。她跟我说，AV片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都是虚构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模仿，不要将AV片作为性教育教材，不要去仿效，你要学习性知识，一定要上正规的性教育课。现在社会成员误把AV片作为性教育片，去模仿，那就会引起误导。而红音萤恰好是否定AV片，她的现身说法，就对我们的社会成员有正面的教育意义。
何况她是以艾滋病预防大使的身份来讲艾滋病预防，因为艾滋病现在的感染途径，性传播是占第一位的，多性伴是一种不安全的性行为方式，防艾的很多内容都和性的安全、健康保护知识有关联，防艾跟我的性课堂内容有重叠，她肯定要讲到这些知识，也会如实地告诉大家AV女优是什么。
《新民周刊》：你认为，如果能让红音萤进到高校课堂面对大学生，这对于中国的性教育而言，最大的价值何在？
彭晓辉：宣传影响，让大家重视性教育。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大学、中小学，都没有性教育，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社会来认识这个问题。
我知道红音萤有影响力，这一点我并不隐瞒，她的影响力比一般专家要高。有人说，你随便请个专家，讲艾滋病都比红音萤讲得好。是，我承认。但问题是，他有红音萤的影响力吗？没有！而且，红音萤不回避她过去的身份，也正因为她有过去的身份也才有她今天的影响力，现在她也投身公益事业了，她原来的身份是可以作为支撑她做正义事业的一个基础。
《新民周刊》：你在某种程度上是佩服她的勇气的？
彭晓辉：当然。她既然是防艾大使的身份，我为什么不可以邀请她来？何况人家也并没有否定自己曾经的经历。我们就是请一个反面教材到课堂来，也应该允许吧？何况人家并不是一个反面典型，AV产业在日本是一个合法产业。为什么有些人就上纲上线呢？有些人说有道德问题，这说明他们自己就有偏见。
我能顶住压力，我也不怕他们谩骂。如果安全问题能得到保障，我还是会申请的。但问题是，安全保障不了，没有这么大的场地，我也没有这么多人来组织，所以只有取消。
《新民周刊》：你有遗憾么？
彭晓辉：我当然遗憾！我的遗憾跟学生们的不一样，我的遗憾并不是猎奇，而是让她来现身说法，比一般人就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还有人跟我说，你不请濮存昕，却请红音萤。问题是，濮存昕我请得起吗？他会来吗？而红音萤愿意做这个事，她是自费的，一分钱不要我们支付，都由她自己负责，我顶多请她吃顿饭，这顿饭钱还是我朋友赞助的，没有花过国家和纳税人一分钱，我还欠人家人情。
为什么社会上总有人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去阻拦这个事情呢？他们居心何在？他们究竟是为社会着想、为谋私利，还是他们的认识水平就那么一点呢？你既然认识不到，你就不要乱说话！
《新民周刊》：也有人说你是炒作。
彭晓辉：我怎么是炒作？炒作是为了个人私利去制造噱头，来赢得身价。我这是为个人私利吗？我从中盈了一分利吗？没有！我非但不盈利，我还要找钱来办这个事儿。你说我炒作，是不对的，未免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这是在传播、宣传。
所以我对这些人感觉到很愤慨！自己不干正经事儿，还阻挡人家去干正经事儿！居心何在？！我才不怕这些人。如果不是安全问题的考虑，我肯定要坚持。
“他人身攻击，当然我愤怒啊！”
《新民周刊》：你之前跟学校多年合作一直很愉快？
彭晓辉：对。20年来，我做性学研究、性教育，学校总体来讲是支持我的，我的课程还评了校级精品课。
《新民周刊》：现在你怎么看待公众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
彭晓辉：实际上在网上支持我的人并不比质疑我的人少，支持、反对我的力量都在。我开放了私信功能后，有些人就发私信在骂我，甚至有人胡乱杜撰、上纲上线的也都有，这些我都不在乎，他只要不要人身攻击。他人身攻击，当然我愤怒啊！谁没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把我祖宗八代都带了进去，当然该发怒的时候就要发怒。我不会跟他对骂，但我至少可以在微博上拉黑他吧？有些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如果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必要的时候，我当然也可以采取法律途径，但我肯定不会跟他对骂。愤怒是我的权利，是我正常的情绪反应。
《新民周刊》：有些男学生说，希望你以后能请到苍井空跟他们当面交流。
彭晓辉：开玩笑的，做不到。第一，我跟苍井空没有联系渠道。第二，她是否能够看得中我们这种活动，另当别论，她的目标是盯住那些社会名流、演艺界的高端人士，网上都有她跟杨澜、宋祖英一起参加活动的合照了；而人家红音萤是要跟我们学术靠拢，是想吸取学术养分，提高自己做公益活动的能力。我们都有共同的愿望，我也想利用红音萤的影响力来影响社会。
《新民周刊》：你面临的性教育现状是怎样的？
彭晓辉：我自己做性教育，在学校没有丝毫障碍。但除了人家邀请我的以外，只要一出学校的门，我去做社会的性教育，我一个人即便有三头六臂也做不完。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到也加入到这个领域来，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做有益贡献。
我浑身有几斤铁，能打几颗钉呢？但是如果社会力量、其他专业人士重视了，就对社会有益，所以我愿意跟红音萤合作，其目的就在于此。我并没有别的动机，仅此而已。应该说，我有很好的社会责任心，如果没有这种责任心，我犯得着请红音萤吗？找这个麻烦，我犯得着吗？那我上完我的课，哪里好玩去哪儿就好了。
我研究性学并深入进去了，我是意识到性学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我要呼吁社会力量加入，我要借这种方式引起大家重视，我是看重红音萤的影响力，她如果没有影响力，我请她来干嘛？所以我在这里呼吁，那些社会保守人士们，你们不要只看到阴暗面，这是我强烈的愤慨跟愤怒所在。我一谈到这里我就愤怒了，这些人太可恶了！他以为他是道德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人动辄用道德的大棒子。性教育如果做好了，可以补充思想品德教育的部分，孩子没有思想品德的问题，你说他坏，就是青春期的问题。
我们这些在大学里的学者，意识到性学对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意义，我们才有这种责任感跟努力。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
《新民周刊》：在课堂上，你给学生们放映过一部台湾于上世纪90年代拍摄的性教育片，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性教育的情况跟台湾相比如何？
彭晓辉：中国大陆的性教育现在还赶不上台湾那个时候。在那个台湾于上世纪90年代拍摄的片子中，主持人问一个国中生（初中生），你现在担心你将来的性能力吗？现在我们哪个访谈节目敢这样问初中生吗？那，家长不揍死你！
《新民周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面临的情况依然是，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可以谈性。
彭晓辉：虚荣嘛！虚伪嘛！背后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公开场合就是戴个面具，说自己是如何道德的，我看这些人是道德混蛋。
《新民周刊》：这刚好和你的观点相悖。你一直说，性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你不赞同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性问题指指点点。
彭晓辉：我并不是在做不道德的事，为什么要上升到道德高度来指责我？他们以为自己是道德的。我做性教育，难道错了吗？我请红音萤，就不道德吗？红音萤现在做防艾工作，就是做道德的事情。
《新民周刊》：据说有男学生在微博上问你，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处女？对于孩子的这种问题，你通常怎么回答？
彭晓辉：我的回答，既有知识指导，也有一定的批评。我就把处女膜的图片发给他看，告诉他，处女和非处女的区别就是这层膜，你难道就是要这层膜吗？处女膜情结是男权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极端产物，很多男性可以和几个女性发生性行为，但他一定要娶个处女作为妻子，这不是相当矛盾、相当自私吗？这不是双重道德标准吗？我让提问者自己去思考。
《新民周刊》：在针对“贞操女神”涂世友这个事情上，现在看来，你认为她有言之成理的地方吗？
彭晓辉：从个体来讲，她自己秉持这种生活理念和生活实践没错，这是她的选择，甚至她可以找我这样的专家帮助她实现这个人生目标，但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道德标签，这是以道德之名行不道德之实。
《新民周刊》：你好像特别反对把性问题标签化？
彭晓辉：长期以来，性被污名化了。性本身是中性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你如果是仁者、智者，你看到的性是美好的，你就会采取一种无伤原则去处事。
“我认准是对的事情，我要做”
《新民周刊》：你面临的这种争议并非首次，你还常常会有像刚才这样愤慨么？
彭晓辉：当然。我做学术做惯了，有话就说。藏不住，掖不住。丁是丁，卯是卯。这才是做学术的人的真实的性格。不这么爱憎分明，怎么做学术？对于对错，学术一定不含糊。
《新民周刊》：我看到在百度贴吧中，有人将你和李银河并列为中国教育界的“淫乱导师”。对这些评价，你怎么看？
彭晓辉：这些人的评价，不足为据！他们要么就故意捣乱，要么就恶作剧。如果真这么认为，我也无语，这些人的水平没到一定位置，他们跟我们不在同一个层次的讨论层面，是不需要跟这些人辩论的。这些人无知，他们恰恰是性盲——我只能这么说。你随便找个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问问，彭晓辉在学校上课受欢迎的程度怎么样，他们会这样说吗？绝对不会！
《新民周刊》：你对此很有自信？
彭晓辉：我当然有自信。学生私下都会说，你遇到问题，去找那个“老师爸爸”。只要提到“老师爸爸”，就知道是我。学生跟我来信说，在我的课堂里学到的知识不仅让他们这一代获益，还惠及他们的下一代。所以我将那种评价置之脑后，根本不予理睬，犯不着跟这种无知的人计较。
《新民周刊》：你认为公众现在对于性认识的误解，主要是什么？
彭晓辉：无知才会导致错误的认知，才会有反对的力量。我并不埋怨他们。无知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学过，不知道性是什么。但是我哀叹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性教育不足造成的。
《新民周刊》：在20年来推行性教育的过程中，你觉得孤独吗？
彭晓辉：我感觉，不是孤独，是遗憾。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也有很多人在各自的领域做得很好，阳光大道走得舒舒服服的，发SCI论文也容易，他犯不着讨这个麻烦。而我呢？我已经进入这个领域了，我喜欢研究它，我没有考虑到我能不能发SCI论文。而且我研究深入后，我才意识到，它对社会、对学生太重要了，我就义无反顾了。我的研究、我的工作不是围绕着所谓学术评价政策展开的，而是围绕着我自己是否感兴趣以及我们的社会、学生是否需要展开的。
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如果被别的东西牵着鼻子走，那是多悲哀的人生哪！我要按照自主的意愿去设计我的人生，这是我的指导思想。要不然我从医学院毕业后怎么不去当医生呢？师范大学的老师，就是现在也比同城市同年资的医生收入要低。但其实我只要解决了我的生存、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我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而不是被别的东西牵着鼻子走，这是我的基本人生策略和追求。
我的性格特点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行我素。我认准是对的事情，我要做的。我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决策，不依附于别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选择研究的性学都从来不是获得资源最多的学科，我知道它的艰辛，但我就是这样的人，不喜欢的、被迫的事，不管有多大的诱惑力，我都不愿意做。
我并不看重我现在的所谓成就，也不看重我的这些书、这些论文，我看重的是20年间有一万八千人进过我的课堂，系统地学习了我的性学课程，他们拿到了学分，也多少有收益。我之所以坚持在华中师范大学授课，是因为它是中南地区最高的师范学府，我面对的是将来要当老师的学生，而我是老师的老师，将来他们可以运用我的知识为他们在各个中学的中学生服务。我看重的是这些，我才坚守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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