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井喷
阅读提示:中国慢病流行危象 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未来的20年或30年,慢病的发病率只要降低1%就能释放几十万亿美元的巨量财富,这些财富足以拥有整个美国!而降低慢病的最好方法就是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提高健康素养。
套用一句经典:一个幽灵,一个叫做“慢病”的幽灵在中国的上空徘徊,未来30年,若不能遏制它的势头,将给中国造成几十万亿美元的超巨经济损失!
“慢病,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这是世行高官、世界银行驻中国蒙古局局长罗兰德先生最近对中国政府发出的严重警示:是医疗方面的灾难性支出将人们推向贫困或将人们牢牢禁锢在贫困之中!
那么,慢病是什么?
慢病凶猛如虎
2012年1月11日上海的上午天气照例阴冷。62岁的高级教师苏其华在上海某三级医院的门诊“收费处”已排了40分钟的队,还没轮到,他身患Ⅱ型糖尿病和脑卒中后遗症,拄着拐杖,手脚仍然筛子一样不停地颤动,长时间的站队使他濒临崩溃,延颈四顾,六个窗口排成六路纵队,说是“电脑故障”——“其实哪天来不是这样人山人海呢”,苏其华说,都是各种慢性病人。排在他前面的,是“慢阻肺”,排在他后面的是“高血压”,记者现场随机调查,苏其华先生的“队友”百分之八十分别患“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患、慢性牙病(龋齿、牙周病)、骨质疏松症、神经精神病、慢性肝肾疾病、慢性骨关节病、慢性前列腺肥大和先天异常”等疾病,他还不知道,这同一天,瑞金医院的“日门急诊量”达到12000人次,中山医院则超过11000人次,接受采访的市政协委员、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教授说,我们医院每年是270万人的就诊量,实在不堪负担啊!这“270万人”中,绝大多数是“慢病”病人,如果每年能下沉70万慢病病人到社区,社区医院完全可以承担,而中山医院的门诊压力就可明显缓解,来看病的患者也不用天天排长龙啊。
请注意,说的都是“慢病”。但慢病的确切概念是什么呢?世卫组织给出的解释是:为区别于急性病和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代号NCD)。中国常见的主要慢病(NCD)为四类:心血管疾病(如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和糖尿病。
最近公布的,由中国卫生部与世界银行合作推出的《遏制中国慢病流行报告》指出,庞大的慢病人群已经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发展,吞噬中国“医改”成果的主因之一,在每年约1030万各种因素导致的死亡中,慢病所占比例居然超过80%,也就是每10个死者中,有8个因慢病而死,给国家和个人所造成的经济负担更加惊人,有鉴于此,记者最近采访了中国慢病调查的主持者、世界银行高级卫生专家王世勇。
《新民周刊》:习惯上,公众总是认为急性病和传染病,比如“非典”啊,“禽流感”啊对公共卫生影响最大,对个体存活影响最大,至于慢性病嘛,你们对它们危害的描述,是否有点……夸张?或者言过其实?俗话说“好好地活,慢慢地拖,一年还有几万多……”
王世勇:(笑)这恰恰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念错误!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为应对急性病、传染性疾病而设计的,一个显著的软肋就是没有充分考虑慢病防治的需要。您可知道?举国震惊的“非典”和“禽流感”死了多少人?事实上,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才919人(当然,那也是不幸),病死率近11%。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内地累计非典病例死亡349人。但是慢病呢?我们再三说过,在中国每年约1030万各种因素导致的死亡中,慢病所占比例居然超过80%,也就是每10个死者中,有8个因慢病而死!
换句话说,每年800多万的人死于各种慢病,那是一种“井喷”!
奇怪的是,太多的人对如此巨大的死亡比例却视若无睹!要是800多万人死于“非典”,岂不天都塌了?可见人类习惯抵御“迅速接近的死亡”,而无视“慢慢接近的死亡”,温水煮青蛙效应。
而所谓“好好地活”,得了慢病,能“好好地活”吗?能有什么好的生活质量呢?而“慢慢地拖”——大家可知道有多少人“拖”成了贫困?“拖”成了崩溃?须知,慢病在疾病负担中所占的比重为68.6%,几近70%,可想而知,这个社会有多少“医保”财富、家庭财富、个人财富被其吞噬啊!
慢病如虎。据世界银行预计:2010年至2040年,如果中国政府和社会每年(在现有基础上)能把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降低1%,其产生的经济价值相当于2010年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的68%,也就是高达“10.7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约等于70万亿人民币这样一个令人天旋地转的数字!
这还是仅仅指慢病中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降低1%”后所产生的巨大财富,如果还包括“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的死亡率都降低1%呢?
如此巨量的财富已绝非常人所能想象,我很想提醒诸位的是,为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中国政府当年“4万亿”资金的投放已经惊世骇俗!
所以,慢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的影响之大,几乎毋庸我再细说了。
《新民周刊》:至少1949年以来,公众的印象是:传染性疾病和职业病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应该控制的。但慢病的发生似乎是无序的,俗话说,人食五谷,岂能无病?所以……就算我们知道了慢病的现状,我们又能如何作为呢?
王世勇:很抱歉,恕我直言,您的观念又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慢病的发生是可以控制的,也不是“无序”的。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从2009年至2011年进行了三年左右的合作,调查研究了中国慢病流行现状,参与的机构除了国家发改委,还有中国卫生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组成的实力空前的科考团队,我们的结论是:慢病流行可能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它是可控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高血压患者2亿,糖尿病患者9240万,糖尿病前期患者1.48亿(中国已跃为糖尿病第一大国),每年肿瘤新发患者200万,脑卒中患者700万。我们的调查表明,未来20年,(现年)40岁以上的人群中,上述慢病人数将增长2倍;快速增长则发生在未来10年,糖尿病人将是慢病最大人群,而肺癌,将增加4倍!
是的,您已注意到,我在表述这些数字时显得很无情,但现实就是如此无情,我们都无法想象,当一个国家的糖尿病人一旦增加到3个亿、高血压患者达到6个亿时,山一样的财富将如何被海一样的医疗费用吞噬……
《新民周刊》:医疗费用就是用来控制疾病,或者慢病的,这是必需的支出。
王世勇:不对!医疗费用只是被动的支出,而且并不是“必需”的支出,在控制慢病的方面,我们可以有更高明、更省钱、更釜底抽薪的选择:那就是改变致病的生活方式!
大家可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健康教育上投入1元,等于在医疗上节约8元?换句话说,要消灭或减少慢病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医疗,而是生活方式!是的,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新民周刊》: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千年以来的习惯积淀,如果说,它是慢病的元凶,是否请举例说明。
王世勇:比如食盐。按国际标准,中国人吃得极咸,江西人、浙江人和湖南人都吃得特别咸。这是一种习惯,不良习惯。世卫组织推荐的每日食盐量是6克,但是国人的日均食盐摄入量至少超过12克。众所周知,食盐量过高而引起心、脑、肾、血管的损害,如脑卒中(俗称脑中风)、冠心病、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动脉硬化、夹层动脉瘤等,铁证如山。那么请问,这种生活方式是无法改变的吗?为什么宁可脑中风,也要吃得那么咸呢?再比如烟熏食物和腌制食物,它们的易致癌性已是公论,这种生活习惯也是不能改变的吗——哪怕冒着大批人群生癌的危险?
我们的调查表明,2010年中国至少有5.6亿人具有至少一种或以上的与慢病有关的危险因素,其中70%—85%发生在65岁以下的人群,未来20年,如果不加以控制,生活方式与营养危险因素将使中国的慢病负担增长50%——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很可能就是“家家扶得慢病归”,也就是每家都有一到两个拖累家庭、拖累社会的慢病病人,他们年龄并不是很大,往往因为慢病而四五十岁就削弱甚至早早地丧失了劳动力,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场景。
《新民周刊》:防控慢病,政府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王世勇:慢病防控,政府责无旁贷。从经济学视角看,为实现社会福祉净增长,政府干预是一项十分必要的手段,现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的卫生体系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中国的中风死亡率是日本、美国和法国的6倍,慢阻肺死亡率为日本的30倍!癌症和糖尿病死亡率也明显高于欧美。我们的调查还表明,一方面,55%以上的县,没有慢病防治机构;一方面,中国医疗卫生费用迅速增长,预计未来五年内,卫生总费用可能会进一步增长70%,这样的增长不见得就是社会的福祉,因为激增的费用不仅给政府预算带来压力,而且也加剧了老百姓,特别是农村贫困人群的负担,因为目前自付费用占到卫生总费用的37%,不少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所以中国老话“上医治未病”,才是最高明的,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提高健康素养,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大的无上功德。
《新民周刊》:究竟如何改变生活方式和提高健康素养呢,很想听听您具体的指导意见。
王世勇:有鉴于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在这个领域的多年探索,我介绍我出色的同行,上海健康教育所所长张立强先生为您解答。
“把大量患者从医院里解放出来!”
作为中国首个开展健康城市建设的特大型城市,“上海市健康教育所” 最近几年备受政府和世卫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重视,原因就是各方都意识到:健康城市建设与医疗改革,若要取得真正的成功,不应该决战在医院,而是通过“健康教育”推广、普及健康新概念,才能把大量的患者从医院解放出来!
换句话说,只有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改变公众落后的生活方式,让市民“不得病、少得病、缓得病”,巨额的社会财富才不至于流入“病薮”而造福于民。
前面已经叙述,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未来的20年或30年,慢病的发病率只要降低1%就能释放几十万亿美元的巨量财富。如此骇人的数字在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长张立强的眼里是一个真正值得“月月讲、天天讲”的惊叹号:“我们以往谈慢病的角度,多从生活质量和人均寿命出发,这当然没错,但如果兼顾经济角度,其效果会更加触目惊心”,他说,10万亿美元的概念是令人脚软的,你知道3万亿美元可以做什么事?拿出其中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买下苹果、微软、IBM和谷歌这四家美国最好的高科技公司,拿出其中的不到三分之二,就可以买下美国的全部农田,一举解决中国18亿亩耕地红线问题!美国反恐十年,金钱淌得像流水,才花了2.5万亿美元,所以拥有10万亿美元的财力相当于你拥有了整个美国!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坐落在胶州路、武定路口,规模不大而能量不小,在市卫生局的领导下,经他们全方位推动,上海市民的总体健康素养从2008年的6.97%逐步提高到2011年底的14.27%,受到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认可。
关于“慢病井喷”,张立强的见解直率而独特:“营养太好了!”他说,尽管巨大的收入差异客观存在,但是即令一个底层人群,也会出现“营养过剩”现象,时代走进了“高盐高糖、高脂肪高能量”怪圈,一个扫大街的也可以每顿大吃红烧肉,某种角度看,所有的慢病基本都是“日积月累地吃出来”的。
这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他说,我们的年龄都还记得“营养短缺时代”,那时有什么“慢病”呢?不但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极少,癌症也极少,偶尔有个癌症病人大家都视作稀罕现象,那时多的是各种传染病和溃疡类疾病嘛,著名的“老三届”算是横跨两个时代的“背负十字架者”,他们曾是饥馑时代的受害者,现在又是营养过度时期的主要慢病人群,根子就是落后的“生活方式”。
比如抽烟,抽烟凶猛和烟龄之长都以他们为最,众所周知,抽烟正是慢阻肺、高血压、肺癌和糖尿病的主要致病源,而我国男性公民吸烟率是恐怖的54%,高居全球之巅,这样的环境想不生慢病都难!因为二手烟是更大的“癌场域”。
“男人平均两人中有一人抽烟,这比例太大,”记者说,为什么总是控而无效呢?有没有刚性的措施?劝服并不总是有效的吧。
张立强听了回答:“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在中国正式生效,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高层都已经向中国政府建议:提高烟草税和零售价是控烟的“国际最佳做法”,经测算,假如中国烟草税调整从生产价格推行到零售价格,那么,香烟的零售价将提高3.4%,可使约70万烟民戒烟;或者,每包烟的特种税只要提高1元,预计能挽救380万人的生命,并给国家带来102.7亿元的生产力收益。
这样的刚性措施,多少人盼着啊!还有酒。也许经历过太多的坎坷,“50后”与“60后”的酗酒者也众多,而酒精的过度摄入更加剧了四类慢病的恶化,保守的估计:我国现有酒民约2亿,每年的白酒消耗量超过一个西湖;每年因酒而慢性致病的不计其数。烟酒互搏,当他们潮水一样步入中年时,慢病也就“潮水”一样地缠上了他们……
“流行病学统计表明,一个人的健康受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的影响,远大于遗传因素的影响”,张所长说,因为错误的生活方式的覆盖,稍后的“60后”、“70后”乃至“80后”都不能在“膳食”上完全挣脱慢病的阴影。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主要以植物为基础的膳食结构很快被巨量的动物性食物的高脂肪、高热能膳食所取代。调查表明,过多食用脂肪、糖和含盐食品将直接导致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脂肪、高热能膳食与抽烟和过度饮酒相结合成为四大慢病的主因。在一定程度上,“美味”就是慢病。
说到世卫组织每日限盐6克的标准,有人说不好掌握,“其实很容易掌握”张所长说,一只啤酒瓶盖子填满盐,就是6克盐。肉食标准也一样,一天的肉食量不超过一只网球大小,就是健康摄入量。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各地的饭店到处灯火辉煌,无数的人在那里心安理得地暴饮暴食,挥霍高蛋白和高能量号称世界之最,所以我国慢病的井喷规模,无论相对数还是绝对数,都居世界之最也就不足为奇。
慢病体质的另一个特征是缺乏运动。
我们的调研表明,汽车社会普遍出现的体力活动缺乏现象将直接导致慢病的井喷状爆发。研究证实:缺乏体力活动至少会引起 26种慢病症状的发生,包括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Ⅱ型糖尿病、乳腺癌、结肠癌、忧郁症、胆结石、高血压、高血脂、骨质疏松、胰腺癌、前列腺癌、脑卒中等,上海目前已加速度地进入汽车社会,大量的年轻人因此而更脱离体力活动,我们有理由担心,慢病的后备队伍会正日益膨胀。
尽管如此,我们对健康城市的未来仍然乐观,张立强说,为不断促进本市市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逐步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从2009年开始至今连续开展了3年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几乎启动了所有的媒体,传播普及《健康66条》,除了被上海市民普遍认可的健康顾问“12320”外,我们还举办了上海市首届健康教育达人秀、全国健康素养大赛、上海市健康大讲堂,上海市民的总体健康素养从2008年的“6.97%”逐步提高到2011年底的“14.27%”的现象,其本身就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向传统的生活习惯告别、向慢病告别。
“这条路走来很坎坷,但多想想10万亿美元吧”他幽默地地说,“我们毕竟已奋力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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