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之急：活态保护
阅读提示：如果任其发展，中国所剩不多的古村落，要么被推倒重建成“新农村”，要么凋亡成废墟。如果开发旅游，它们又会被汹涌的游客破坏昔日宁静。两个极端中间，是否有更好的道路？
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如今是个“时髦”的话题。
目前，全国各地仍有许多不知名的古村落，它们曾经的辉煌湮没在历史的记忆里，只剩下了残砖败瓦：雕花的窗棂与屋顶的横梁不见了，老祠堂的石鼓不见了，珍贵的木门被乡民们拆下来当柴火烧成灰烬，高高的花岗岩石柱被打断砌成围墙。农村赖以传承的文化根本，在一次又一次的旧房改造中被遗弃，在不断的迁徙中被遗忘。
近日，全国古村落保护现场会暨村落文化论坛在江西吉安市举行。曾经被遗忘的古村落，如今正在迎来各式各样的目光：有的满怀虔诚的态度，有的饱含鄙夷的神情，有的升腾起资本的欲望……
如何保存好、保护好这些弥足珍贵的古村落，一时间也成为了各界探讨的热点话题。会上，有关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当前在城市化汹涌的浪潮中，古村落到了存亡的危急时刻，而“空心化”是当前不少古村落保护的现状和误区，古村落期待“活态保护”。
现状堪忧
车行在有着悠久历史的庐陵大地，远远望去，沿路小村庄建筑风格整齐划一，古色古香，一问才知道已有上百年甚至数百年历史。然而，车子渐行渐近，记者却发现越来越令人痛心的景象——随着外迁的农民增多，村里的祖屋丢空的也越来越多，有些原本还保存很好的建筑，因为主人不愿意再住，已经原地重建了气派的小洋楼。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热潮和新农村建设，正在影响今天中国乡村的生态和建筑形式。在急迫的社会变化中，“古村落”的急剧减少、萎缩衰败和被“乱更新”，成为一个缩影。
据悉，古村落分布密集的省份有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安徽、湖南、贵州、云南、山西、甘肃、宁夏、湖北、河北等省份。这些村落大多始建于明清时期，还有的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
这些有着浓郁的历史风貌、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科学合理布局的人文景观、民族特色姿彩纷呈的历史文化村落，成为中国乡村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古村落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因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历史信息、意境深远的文化景观，而具有“史考”的实证价值、“史鉴”的研究价值、“史貌”的审美价值。但是，这些历史文化村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面临着毁灭性灾难。
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展的普查结果显示，我国230万个村庄中，目前依旧保存历史风貌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约5000个锐减至两三千个。
记者了解到，古村落面临各种问题：历史性老化造成老房子的自然颓败和无力修复；随意的抢占性的新建、翻建；与乡土环境、历史风貌不和谐的各类现代建材破坏村落的古风古貌；村民对原有居住环境的不满意构成古村落保护的内部压力；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对村落景观的破坏；土地集约化导致对民居宅基地的兼并；城市化发展进程对古村落保护构成的压力和威胁……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曹保明表示，“空心化”则是古村落逐渐走向其败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很多村落里只有老人和小孩，村民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巢现象也加速了村落的颓败和老房子的倒塌。”
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早在2005年就曾指出，古村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
“中国有将近5000年的农耕社会历史，有的村落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在社会转型期，我们遥远的‘根’——大量的历史文化财富，大部分散落在这些古村落里。”冯骥才说，“如果一个民族农村的文化没有了，那么这个民族文化的根就基本上没有了。近些年，中国古村落迅速大量消失。在当前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古村落、保护古村落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积淀，显得刻不容缓。”
谁来保护？
其实，在古村落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常常需要多重力量的集结，民间、国家、资本三者各就其位。
蜀口古村隶属的吉安市泰和县县长李军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访时表示，对于古村落的保护一定要政府规划先行：“在政府引导下，我们在当地成立了村民理事会，由理事会出面来协调一些问题。比方说在规划过程中，出于对古村落的保护，要对原来的一些房屋进行拆除。用行政手段是不行的，用村民自己的办法最好。”
李军介绍，政府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堵”就是规定在古村范围之内不能再建新的建筑，“疏”则是解决村民的住房问题，新规划一片区域专门解决农民的建房问题。“慢慢地，村民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事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对古村的保护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这些都是他们的祖业，人为去破坏古建筑的现象再没发生过。”
据了解，在泰和，如果是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各级部门都会有一定的补助，用于维修和管理。
实际上，通过政府力量的积极介入，包括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制度等的制定以及授予古村落相关荣誉和奖励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对古村落保护的重视，也产生了积极实效。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谈到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问题。自2003年11月起至今，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如今，仅在江西吉安就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5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3个，特色历史文化名村12个，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
不过，古村落保护，最终要靠的，还是当地人对文化遗产的认同。
江西省民协副主席邹农耕，在历史文化名村陂下古村朝天门广场，观看完时长近1小时的民俗表演“喊船”后惊呼：“怎么把文物都拿出来了！”原来，表演时演员仪仗队手中的锡器都是北宋时期传承下来的文物。
“这些年，当地人都在做古村保护之事，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不知道这些东西已经是文物。过去，村民不会去动这些东西，更多是因为他们觉得动了不吉利，完全靠迷信的震慑。”邹农耕说，“但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这种意识了。这些东西的价值只要被文物贩子点破，肯定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记者从陂下古村原村长胡中堂处了解到，“道具”目前存放在村里的一个仓库里。原来共有48件，“但在大跃进的时候被原来的村支书卖掉一件，有的坏了，现在留下来的有45件。这些都是皇帝出行时仪仗队用的。现在，我们村有专门的两个保管员看管，准备一代一代传下去。”
“应该复制一些用于表演，而将真品放到市里的博物馆。”邹农耕告诉记者，古村落的保护应该由政府起主导、牵头作用，后期的维护基本靠当地人，他认为，培养当地村民的保护意识，认识到古村的文化价值刻不容缓：“当地可以培养乡一级、镇一级的文化干部，在村民中带头。”
邹农耕建议，首先要有一群对文化有热情的当地人来做好古村风貌的文字和影像资料的收集工作，再有能力的话，要请一些综合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研究并建立历史文化村落保护的价值评估体系，有了价值评估体系，保护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村民才有自觉保护与修复积极性。
如何保护？
不少专家建议加强舆论宣传，从历史与未来的双向高度，认识古村落的价值，对古村落进行全面的普查与调研，深入发掘其中的文化历史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万建中教授，在参观了吉州区钓源古村后发现，这里的村落建筑保存完好，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悠然地在这里生活，生活气息浓郁。他认为，这样的保护才是真正的保护，充分尊重古村落作为综合性文化空间的属性，让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融合与统一。“村民不仅是生活在这些村落里，也在这里工作，保护着历史的遗产。”
这一点也得到多数专家的支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曹保明告诉《新民周刊》，中国最大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结合就是古村落，联合国相关规定认为，古村落保护的方向是“活态保护”。“过去我们只注意村落中的建筑及其来历，而江西的村落更注重把它活的文化展示给人，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村落‘活态文化’，在介绍村落时要讲村落人的故事而不是建筑的故事。这才是最吸引人、最应该传承下去的。”
原江西省文联主席、渼陂古村保护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现为江西省妇联巡视员的刘屹烈则始终坚持，古村落的保护不是去恢复古村，而是要想办法让还存在的东西“延年益寿”。“花多少钱修出来的都不是古村落。我们政府应该想一些政策来鼓励人们重新回到古村居住。”
有专家更尖锐地指出，古村落的保护比保护故宫还难。“因为农村建筑不是故宫、颐和园，它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如果当地人了解到现代生活应该是白瓷砖、水泥地和沙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他们会把整个房子拆掉重建。”
古村落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如何让村民意识到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光靠行政指令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与村民在多项认识上达成一致，尤其是利益上达成一致。
在李军看来，发展当地的产业，增加当地人的收益，是根本的手段。
目前，在古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模式上，利用经济杠杆实施旅游开发是一条普遍的路径。但很多村庄，在旅游资源上并没有太多优势。
胡中堂坦言，陂下古村从2006年开始申报，2008年获批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开发旅游的好处现在还看不到。“我们这儿没开始收门票。从2006年到现在，我们村自己就已经花了300多万，主要用于修路，又请了4个保洁员专门来打扫街道。”
当地人对旅游开发充满期待，但旅游开发对于古村落来说，也充满着风险。正如有专家担心，一旦古村落被确定为名村名镇，就会产生经济附加值，随之而来的商业化，会导致千村一面的危险：“无度的旅游开发，让原生态的东西退出人们的视野，一些古村落里，不少房子是空的，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空巢’，没有了血肉和灵魂，只是一个旅游区，而不是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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