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能让逃犯们郁闷吗?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层出不穷的“洗白逃犯”们,正在践行这一“理论”。
扮演“党校校长”的逃犯史宝月(化名高山清);谍战剧《潜伏》中饰演保密局档案股股长“盛乡”的演员吉思光;因频频在网上发表文章质疑“曹操墓”造假而混成“河北学者”的胡泽军(化名闫沛东);潜逃13年后因参加一档电视相亲节目被观众认出而被捕的吴刚……无不是以不可思议的身份显示人前。
中国人对“身份”有着独特的迷信——当一个人位及“党校校长”,或者贵为“专家”,或者职业光鲜,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坏人”。
只要有这样的文化“沃土”,再加上无比发达的身份造假系统,逃犯们就能够在真实世界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潜伏》。
戴罪上岗
眼下有这么一位“牛人”:靠着一套假身份、两份假学历、化名“高山青”走南闯北。他后来混出了名堂:当记者、当副总编,最后还当上了张家港市市委党校副校长。多年后,“高山青”终于露出“高山”的真面目——“金华税案”逃犯史宝月。
2011年9月,“高山青”在“清网行动”中被江苏警方抓获。2012年5月28日,脱去“高山青”外衣的史宝月站上了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当地检察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对他提起公诉。
至此,史宝月已潜逃13年。
法庭上,史宝月身穿白色T恤,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有些花白。他说,这些年他一直提心吊胆,努力“洗白”自己,甚至以帮助多名家庭贫困孩子上学的方式赎罪,希望能过得安心一些。
从逃犯一路到党校副校长,史宝月“戴罪上岗”的潜逃经历引发热议。有人将矛头直指用人制度,但也有网友认为,置身于高频率高渗透性的社会“假”境之下,组织部门出现“防不胜防”的意外并不让人费解。
翻开“高山青”的履历,今年43岁的他是江苏常州人,新闻专业本科学历,高级编辑,博士在读,拥有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毕业证……
但事实上,真正的史宝月今年50岁,是土生土长的浙江磐安人,大专学历。早年他曾是一名公务员,在磐安县委办公室工作。
1994年至1995年,“弃政从商”的史宝月和前妻在金华市注册了4家公司,并用这4家公司的名义向宁波等地的多家公司虚开多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据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指控,其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1908万余元,史宝月从中收取2%~2.5%的开票费。
而在当时的金华,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成风,共有218户企业参与其中,开出专用发票6万多份,价税合计63亿元,成为1994年税制改革后全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最大的案件。其中总额逾亿元的3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金华税案”案发后,史宝月逃离金华,第一站到了四川成都。据报道,刚到成都的他在一家市场附近的电线杆上,看到了办假证的广告。按照上面的联系电话,史宝月花了1万元,办理了整套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户口迁移证,并以“高山青”的名字购得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毕业证等假证件。
从此,史宝月成了“资深媒体人高山青”,在四川、广东、福建、江苏等多家媒体谋得职位。
2008年6月,“高山青”进入《张家港日报》工作,为完善干部档案,当地组织部请他提供复旦大学学位证书。这时,当初只办过假毕业证的他,又从网上找了一家制假公司,花120元做了张假的学位证。
收到假证后,“细心”的他又找来真正的复旦大学学位证进行比对,发现假证上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章的位置不对,于是将假证寄回深圳,让制假公司重新做了一本。
担心假证“太新”的史宝月灵机一动,谎称学位证放在妻子的福建老家,只向组织部门提供了一份复印件,还花60元,伪造了一枚“复旦大学证明专用章”,盖在上面。
直到4个月后,在组织部门的不断催促下,他才将“放旧”了的假证书上交存档。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同事眼中,“高山青”为人低调、少言寡语。2010年4月,他调到张家港市市委党校担任副校长,直至落网。
指纹身份证“打假”
史宝月凭借自己伪造的一系列假证件轻松混迹官场,对于当前的干部任用提拔制度而言,算得上一个莫大的讽刺。但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置身于信息高度虚拟化的时代,以假乱真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且实用。
如今,伪造年龄履历、学位文凭、人事档案已经成为成熟的产业,当假冒证件可以以假乱真,警方在追捕和通缉中依仗的身份证信息,也就不再可信。为此,在身份证信息中录入指纹信息,被认为可以提高身份识别能力。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5月30日表示,2013年1月我国将全面启动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和停用一代证。公安部表示,对于首次申领二代证的,在办证时直接登记指纹信息;对已经领取二代证的,在换领、补领证件时登记指纹信息。对于目前仍在有效期的二代证,遵循群众自愿原则,不允许强制群众登记指纹信息换证。
根据《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以后的居民身份证拟登记指纹信息,国家机关以及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可以通过机读,快速、准确地进行人证同一性认定。
日前,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二代身份证中加入指纹等信息是个进步,只是“来得太晚”。
王太元说,身份证的基本功能,是通过物理技术手段将证件和个人一一对应。但目前的二代身份证,仅凭一张模糊的照片,很难准确无误地做到这一点。“指纹的重复几率只有五六十万分之一,这大大降低了错误识别的问题,如果再加上血型和照片,重复的概率几乎为零,要想伪造一张血型、指纹和照片都一致的假身份证,几乎不可能。”
据了解,当身份证是由国家所颁发时,它作为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公民身份的证明工具。大量新技术的出现允许身份证包含生物统计学信息于其中,如照片、面部特征、手掌特征、虹膜扫描识别或指纹识别。其他通常出现在身份证上(或数据库中)的信息包括:全名,父母姓名,住址,职业,民族(在多民族国家中),血型和凝血因子。
在国际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反恐时代后,世界各国都在身份证中大幅增加个人信息。2010年9月,印度启动一项采集人口身份信息的工程,内容除姓名、性别、住址、出生日期之外,还包括指纹、眼内虹膜扫描记录、个人照片等,这些信息都和身份证上一串12位数字挂钩。
以往,人们习惯性地将“指纹采集”与“打击犯罪”联系在一起。而现在,身份证所需的指纹采集,是针对全国公民的公开采集;其次,指纹的采集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而且指纹信息除了可以帮助打击违法行为外,还有助于地震等灾害救援。
“应借鉴国外经验,10个手指指纹全都采集,存储在身份证芯片和数据库中,并选取其中一个典型的指纹登记在身份证上。”王太元还建议,身份证肉眼可见的表面信息应该尽量减少,芯片和数据库内的信息可尽量地多,但是要经过授权和技术手段,才能被有关部门合法使用。
面对“七十二变”的逃犯,技术可以不断进步,在制造假身份的第一步,指纹身份证,会增加逃犯造假“洗白”的难度和成本。但是,如果某些特殊的“身份”仍与特殊的权力和待遇挂钩,再高明的技术,恐怕都难以揭开逃犯们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