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妻男：活着太不容易

在网络与舆论世界中，廖丹被设定为一种形象——“有情有义”。他的头像，被制作成微博帖，被无数次地转发，博得眼泪与唏嘘，更有记者直呼他的救妻故事是“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
　　而被他所“骗”的北京医院，则发布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声明称，“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原因而不遵守国家的法律。”
　　在廖丹案一审开庭后，记者如潮水般，涌向他位于北京城东南五环外的家中。廖丹显然没有办法给这些行色匆匆的记者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歪头琢磨了一会儿，说出来不过是几句最平淡的，“我和我爱人，谈不上什么爱情不爱情的，我们就是搭帮过日子呗！这样挺好的，我挺享受的。‘亲爱的’这样好听的话，我也说不出口啊。”
　　这位生活在这座中国超级大城市边缘的低保户，没有预料到他的案子在法学界引发的激辩，也看不懂那些高深的法学名词，甚至求教一些记者关于“取保候审”的涵义。在妻子患病的5年来，廖丹想的是怎么把实实在在的日子过下去，“能过一天，就算一天”，他自认的生活，跟凄美、浪漫这些字眼绝不沾边儿。
  
交集
  
　　杜金领记不住时间，除了周二和周五。在2007年7月被诊断为尿毒症后，每周的周二和周五这两天，丈夫廖丹会开着他的小三轮摩的，将她送到北京医院去做血液透析。从北京东南五环外郎辛庄的家到医院，车程大约一个半小时。这段路程，廖丹、杜金领夫妇默默走了5年。
　　2012年7月20日星期五，他们在上午9点半就动身了，两小时后，夫妇俩到了北京医院。中午，廖丹先给妻子买了一份10元的盒饭，杜金领只吃了一半，另一半她打包留着，透析会持续到当天下午5点15分，她要等到下午做完透析的时候再吃。
　　如果连续两次停掉血液透析，杜金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在最初患病的两年间，她常常在深夜因为病痛滚落在家里的地板上，被丈夫送去急救。她几乎不能喝水，实在渴就抿一小口或者含块糖缓缓。因为透析，这个面容黑瘦、头发稀疏的女人右手血管已变形。她怀念能咕咚咕咚仰脖喝水的时光，她现在甚至有点喜欢做透析，因为至少在做透析的这天中午，她可以喝下一小碗盒饭附送的绿豆汤或鸡蛋汤，下午渴的时候，还可以喝200毫升水。
　　身高1.52米的杜金领进了电梯，上了医院六楼的血液净化中心，一路不乏跟她打招呼的病友。她怀念她曾经106斤的体重，那时她胖，常买不到合身的衣服，就去店里做衣裳。5年透析下来，她的体重变为80斤出头，街坊送的童装穿上了身，让她的身影像个缩水的孩童。
　　而此前4天的上午，她的丈夫廖丹已将全部的“骗”款17.2万元归还给医院。“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廖丹话极少，闷了好大一会儿，低头说。
　　二审开庭时间未定，前途未可知，廖丹看上轻松不起来，他在等待着那个结果，那个最后落地的“后果”，他希望法院能给他判个缓刑，但说出来的话是：“宁可明天就二审开庭，该实刑就实刑，该缓刑就缓刑，把事情结了，这事儿就算过了。”
　　这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6岁那年，父母离异并各自组织家庭，廖丹从此被托付给爷爷奶奶照顾，在东城区二环内的菊儿胡同，廖丹度过了他的童年。
　　小学没读完，廖丹就没再继续学业。　　“上不了了，劝也没用，本身就成绩不好。”他打过零工，断断续续的，到15岁那年，他还去北海公园卖过冰棍、汽水，一个月赚过30元，也给街道办事处帮过忙。
　　1992年左右，经人介绍，廖丹进了北京内燃机总厂，在这个一万多人的大厂里，他度过了人生中工作最为安稳的5年时光。那时候，北京内燃机总厂的效益很不错，他每月工资有七八百元。
　　红火的日子在1997年戛然而止。廖丹所在的北京内燃机总厂改制，他的劳动合同到期，厂里也没再跟他再续签，他回家待岗，每月300元，“反正什么都没赶上，连办低保都是结婚以后的事儿。”
　　也在那一年，这个26岁待业的北京小伙，命运中出现一个拐点。一个同学介绍他和小他2岁的河北易县姑娘杜金领认识。
　　第一次见面是介绍人做东，就在杜金领的同事家吃晚饭。24岁的杜金领下班后，蹬了辆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去了，在见了这个180多斤的北京白胖子后，面容姣好的农村姑娘并无好感，“他人又高，又胖，又白。现在他话就少，那时他话更不多。”
　　之后两人就散了，没再联系。隔了一个月，那位同事给孩子办满月酒，把他俩都给请了过去。同事急了，问杜金领，你俩没联系吗？杜金领回答，没时间。“就是找个理由呗。”她后来说起的时候把自己给乐了。
　　那次之后，两人才断断续续有了联系。周围的人都劝杜金领，说胖子人挺老实的，你图个大款，图个能干的、机灵的，人家能好好跟你过么？至于廖丹的胖，杜金领后来觉得“看看也就慢慢习惯了，好像也没那么胖了。”尽管小区里的孩子看见廖丹总是“绕着道儿走”，但她知道廖丹“就是看起来凶”，她看中的是廖丹的为人，“没图他什么，就是看上他老实巴交，心眼好”。
　　廖丹那时已经没了工作，但杜金领不在乎。“结婚后我也可以自己赚钱养家。他踏踏实实在家呆着，不到外面胡闹去，就行了。”
　　后来，她和廖丹常说，有钱、没钱，一样过。
　　1997年春节，杜金领把廖丹领回了河北易县的老家，请父亲把关。父亲开始有点不放心，问女儿，小廖一天抽两盒烟，“这么抽，能养家吗？”后来又瞅了瞅这个沉默寡言的北京胖小伙，最后说了句，人倒是挺老实的。
　　1998年7月份，他们领证了。8月份，杜金领掏了2000多块钱，办了两桌酒，请了两家的一些亲戚过来，杜金领的父亲和兄弟姐妹要在河北农忙，只有舅舅家来了表哥、表姐作代表。结婚前买的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冰箱，杜金领和廖家各掏了一半钱，一直用到现在。爷爷奶奶把朝阳公园附近甜水园的一套小三房，分出一间作为廖丹夫妇的婚房。
  
“有班上”
  
　　杜金领18岁就离开老家到北京闯荡，廖丹觉得媳妇小杜“很能干活”。
　　在河北易县老家念初中的最后两年，她已经没心思念书了，她去了大队的绣花厂揽活儿，比着绣花模板，绣睡衣和戏服，每块能有20元至50元不等的收入。　　这个处在青春期的姑娘还给自己买了绿色和粉色的确良布做衬衣，在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的她，已经懵懂地知道了“美”，“没穿补丁衣服，心里美着呢。”
　　她用绣花赚来的钱买过一辆“红旗”自行车、一辆“永久”自行车，给兄弟姐妹骑。她也给父亲买过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她自己则边绣花边听里面传来的郭兰英、李谷一的歌声。
　　刚来北京那会儿，杜金领“连开口都不敢开，怕人笑话”。这个低头干活的姑娘在来了半年后，就会说一口流利北京话了。
　　但杜金领内心里对北京并无多少归属感，结婚前打工的时候，她隔三差五就坐上3个小时大巴回到易县。患病后，她内心一个疯长的念头就是，回家，回易县，把能见的人都见上一遍。
　　“有班上”是杜金领努力的目标。为此，她总是在加班，也愿意加班，毫无怨言，“总觉得玩是耽误时间。只要能不在家里呆着，有班上，有钱赚，就挺好的。”
　　电焊功夫是她在打工的中午找一个师傅学会的。后来凭着这门手艺，她在1995年进了位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附近的一家电子元件厂，刚进去时每月400元，绩效工资按1元计件；等1997年认识廖丹那年，她的工资已经涨了，变成基本工资400元，绩效工资600元，这还不包括年终奖和季度奖。
　　即便是后来怀着儿子冬冬（化名），这个能干的年轻母亲也挺着肚子，坐着焊电子元件。1999年的冬天，生儿子的时候，杜金领休了她人生中最长的一个假期，一共3个月。
　　儿子的到来，带给小家庭极大的欢乐，即便是今天，提到这段，廖丹的脸上依然会涌上不多的笑纹，“特别是每天帮孩子洗完澡后，跟光着屁股的孩子在炕上玩的时候”。
　　廖丹在婚后一直没有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再后来就是管孩子。杜金领记得，爷爷奶奶老了，屎尿拉在裤子里，廖丹眉头都不皱，从来不嫌，到手就洗干净……“他就是伺候人的命，不认命还不行。”她说。
　　爷爷在2003年左右没了。奶奶又撑了两三年，到最后的时光，连廖丹也认不出来了。
　　2003年，杜金领所在的厂子解散了，她回家歇了3个月，刚好赶上“非典”，工作不好找。那会儿其实她心里比谁都着急。一有活儿她就接。她曾去邮局打过小时工，贴信封，一小时8块钱，有活儿的时候邮局通知她，有时做一天，有时半天。“零零碎碎地赚点钱，也挺知足的了。”
　　那年十一，杜金领带着儿子冬冬去买菜，看人在做钩针活儿，看来看去看会了。这以后，她就在家里串珠子、勾包包卖钱，珠子包成本40多块，快的话两天可以勾出来一个，卖出去一个，能赚十几块手工费。即便后来得了尿毒症，精神好的时候，她手里依然在忙活儿。廖丹一直说，在杜金领生病前，他们的日子也都“过得下去，还挺好的”。
　　到2004年，廖丹一家三口从甜水园搬到了北京东南五环外的郎辛庄，住在一个五六十平米的小两室中。
　　到了2005年春节，一个朋友在串门时给杜金领介绍了一份美容院的工作，自此以后，每天早晨7点左右，杜金领都骑电动车一个半小时，去那家位于崇文门新世界商场的美容连锁机构上班。
　　这位被熟客们称为“杜姐”的美体按摩师，穿着绿工服，干活卖力，干净利索，几乎从来不打扮，只盘个头，连口红都不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不用花枝招展的了”。
　　那时每个月“杜姐”能赚到1200元至3000元不等的收入，“平均也有2000块吧。发了工资就存上，他就在家里看孩子、接送孩子上下学。那时日子也过得挺好、挺滋润的。”客人们通常办上千元至上万元的美容卡来享受“杜姐”们的服务。
　　杜金领一直觉得自己身体挺好的，但美容院的工作实在太累了，每天她大约要接待十几位客人，她带来的午饭要拖到下午5点多才能吃上。晚上下班通常都在8点钟左右，回到家就晚上10点了。
　　廖丹也知道他媳妇累，“累出病来了”。
  
坎儿
  
　　2007年7月，好日子被一道坎儿生生折断。杜金领在北京医院被诊断出尿毒症，这以前，她已经是“吃什么吐什么了”。检查结果出来的同时，医生给她开了住院单。一个多星期后杜金领住进了医院。
　　2008年春节，医院给廖丹下了病危通知单，廖丹给杜金领老家二姐打电话的时候说，来北京见她最后一面吧，有钱带钱，没钱就人过来。
　　杜金领被抢救了过来。接下来，杜金领必须每周做两次血液透析，每次透析至少420元，一周两次，雷打不动，再加上药费，每个月光治疗费用超过5000元。家里存款就跟杜金领的身材一样，越来越干瘪。这个小家庭攒下来的存款最高峰时也不过3万多元，半年就用光了，而全家每月1784元的低保根本经不住折腾。
　　39岁的杜金领虽然嫁了北京人，但她没有北京户口，按照相关规定，杜金领要申领北京户口，必须年满45岁。而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杜金领也根本没敢向厂方提出过办理医疗保险的要求，“别说办医保了，就是请假三天，都会接到厂里的电话问，你还来不来，你要不来我们就另外找人。”即便生完孩子，她只喂了一个多月奶，厂里一个电话，她就去了。
　　在大病来袭时，杜金领才发现，她在大城市生活了11年，当地的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体系，她都入不了。她所在的群体有一个正式的名称——“进京务工农民工”。
　　河北易县老家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她曾想过去办。她的农业户口至今放在老家的弟弟家，2005年在美容机构打工时，她曾给弟弟邮寄过办新农合的证件照，但这事最后搁着，她也没去催，等她生病后想到了再一问，弟弟那边答复，相片都没收到过。
　　“重新补，就更麻烦了。”杜金领算计着种种现实情况，来回的路费、时间，还要让在上班的弟妹请个假等等，“不能老麻烦人家。过意不去”。
　　廖丹同样觉得，办个新农合“麻烦”，要去老家找人帮忙开证明，一次办不完，得跑几趟。等妻子生病后，“家里不能断人，更没法弄了”。
　　此后几年，廖丹每周用电瓶车把妻子送到医院，电瓶车没电了，他就蹬着回家，让杜金领自己坐公交车回家。电瓶车后来老是没电，撑了两年后，廖丹花1500元换了辆二手摩托车，后来摩托车也坏了，他又借了5000元钱换了辆三轮摩的。几年来，妻子做血液透析时，他就在医院附近开黑摩的载客，不透析的时候，他早晨6点半出去拉活儿，一天赚到二三十块钱，有个生活费，“回家买馒头弄个菜，也就知足了”。
　　他庆幸的是，被警察抓到过两次，刚好车上搭的都是他媳妇。其中一次是大冬天里，杜金领刚做完透析，警察让她下车的时候，看到血从这个女人的手臂没有愈合的扎针口滴滴答答地蜿蜒到羽绒服和裤子上，警察最终挥挥手，让他们走了。
　　2010年，廖丹得了糖尿病，体重掉了20斤。他的医保卡还没办下来，常托街坊开药时分他一点。
　　他想过很多办法缓解困境。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曾去银行办过几张信用卡，解燃眉之急。银行催他还账，最后是一位好友帮他还了欠下来的两三万元钱。
　　他去借钱，亲戚朋友他到处问。一个亲戚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你这事儿太大了，帮不了你了。”有时候找的人就在墙那头，但他听到的答复是，正在外地出差呢。
　　杜金领说，廖丹其实脸皮最薄，但钱都是他开口去借的。
　　当然好人也多。有一个亲戚，只要他一开口，就八千、一万地借给他，从未失约。后来人家结婚了，廖丹也不好意思开口了。
　　廖丹说，几年下来，欠人家的人情，他一辈子都还不清。
　　他常说，“人家能借钱给你是情分，不借你也是本分。人家又不欠你的。可以理解。”
　　到2007年底，捉襟见肘的廖丹发现，到医院一楼大厅交透析费时，收费单上只要有医院的章，透析科室就会让病人透析。一张街上刻假章的名片给他提了个醒，他于是铤而走险。
　　第一次把盖上假章的收费单交到透析室时，廖丹觉得害怕，“不敢想这事儿”，第一次如果查出来这事也就完了”。那时也没想过后果不后果的。我媳妇怎么办？我媳妇我不能给她掐死吧？那时想着，能让她不死，先维持她的生命再说。”
　　他对妻子隐瞒了所有的经过。杜金领纳闷，这个家早就一贫如洗了，丈夫哪会有钱给她做透析呢？廖丹回答，借的。杜金领再追问找谁借的，廖丹就气粗了，吼她，“你甭管了，你管得了吗？你管我找谁借的！”
　　背着妻子，廖丹跟记者说，“告诉她又有什么用？她再生气，不也给我找事儿吗？”
扛着

　　记者们问廖丹，你有没有后悔过？廖丹说，“后悔啥呢？原来是她养我和孩子，现在她生病了，我管她，挺公平的，就是这样搭帮过日子呗！”
　　而杜金领说，廖丹有情有义，当初她没有看错，“没情没义的，人家走了，你也没辙啊”。
　　廖丹从来没想过找公益机构、媒体之类求助，他觉得这是他自己家的事儿，所以，“自己扛吧。一个大老爷们连自己媳妇都弄不好，怎么弄？”
　　“能自己担的，就自己担。自己实在担不了了，就没办法了。”不管怎样，廖丹和杜金领都这么认为。
　　凭借那枚假收费章，廖丹骗了4年，杜金领也多活了4年。2011年9月，医院升级收费系统，廖丹这个技术含量极低的造假行为很快被发现。在发现廖丹伪造收费章事件后，医院立即报了警。
　　2012年2月21日，也是个周二，带着妻子去医院透析的廖丹，看到警察朝他走过来。他马上就明白了，“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人家没证据，能找你吗？”
　　他跟着警察去派出所做了笔录，“都是北京爷们儿，我承认这事儿，别的也没有了。”那个时候，他突然感觉豁然开朗了，“不用再担心被发现了。”
　　当晚10点，警察跟着他回到家中取假章时，杜金领依然被蒙在鼓里。“我那时以为他偷东西了，警察跟他回来取东西。但是我好像也没看到他取什么东西走。”
　　警察走的时候，给廖丹13岁的儿子塞了200块钱。
　　廖丹被带走半个月，儿子冬冬每天放学都问杜金领，我爸啥时候回来？杜金领说，别问了，你爸一回来就会接你放学了。有一天写完作业后，儿子开始哭，一直哭到夜里两三点，杜金领劝不住，最后揍了儿子一顿，儿子还在抽噎，杜金领只好撂下狠话，你再哭妈妈就走了。儿子这才止住眼泪。第二天，儿子跟她说，妈妈，你别生气了，我昨天哭是因为我想我爸了。
　　杜金领也不知道廖丹何时会被放出来。她天天给看守所打电话，“上午打，下午也打，一直问警察，廖丹什么时候给放出来？”她一直以为，廖丹是开黑摩的被抓了，那辆三轮摩的还在，她又以为，警察照顾他，没扣他的车。电话打到后来，看守所的警察也烦了，跟她说，“你老公盖假章了，犯法了，要不我们能给他抓到这里？！”
　　杜金领开始掉眼泪。她气急，跟儿子说，“等你爸回来，我要跟他打顿架，骂骂他。”正在写作业的儿子抬起头，说，“妈，你怎么没良心呢，我爸都是为了你，你还要跟他打架？”
　　杜金领坐了半天，想想儿子说的挺有道理，“后来幸亏我没骂他，也没跟他吵。”
　　在廖丹被抓的日子里，街坊把杜金领送到小区附近的公交车站，杜金领自己坐上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北京医院做透析，晚上儿子去公交车站接她回来。有街坊问，小杜，胖子呢？杜金领说，“胖子回老家帮我二姐盖房子去了。”“我觉得不光彩，谁都没告诉。”她后来说。
　　其间儿子发烧，儿子刚好一点，她也跟着发烧了。后来有个街坊阿姨得知胖子家的事后，给看守所打电话说，“你们再不放他回来，他家就要死人了。”
　　杜金领记得非常清楚，日历翻到第14天，廖丹被取保候审，给放回来了。
　　“他什么都不说，我哪里能想到他能干这个事情？”杜金领老觉得丈夫这个闷葫芦性格琢磨不透。过了一会儿，她想了想，又说，“他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才这么做的。可是我再原谅他，法律也不会原谅他。”
　　看守所里的14天，是廖丹最不愿意提起的过往。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他会跟那些被关的人天南海北地聊天，但只要一聊到“家庭”、“孩子”这样的字眼，他就找个地方躺着，假装睡觉，不聊了。　　　“能不想家吗？谁愿意在里面呆着啊，在家吃个馒头都踏实。”这个看起来一脸满不在乎的北京爷们儿眼眶迅速变得通红，泛起泪光来。
　　他最舍不得是儿子，“你去问我媳妇，她肯定不知道冲奶粉得放几勺。”他回来后跟儿子解释，你爸刻医院的章给你妈看病，犯了法，让警察给逮着了。刚小学毕业的身材瘦削的儿子默默听了，什么也没说。
　　7月12日，廖丹案一审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庭。那时，廖丹还不知道外界的捐助能帮他还医院的欠款，他感觉他可能开完庭就会被送到某个农场劳改去了，他在兜里放了不到60块钱，给杜金领放了100块钱，起码够你们母子一礼拜吃饭了。”
　　庭审那天，检察院提出，廖丹构成诈骗罪，建议法庭判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但还没等公诉人出示证据，廖丹就说，“您不用念了，我都承认完了。”
　　“那你觉得值不值得？”
　　“这事我做错了，我肯定是犯法了。但我媳妇这病谁摊上，都没办法。我这么做，对这个家、对爱人、对孩子，问心无愧。”廖丹顿了半天，这么说。   
　　问他，“你后悔做这事儿吗？”
　　“后悔也已经做了。谁都不能告诉，就得自己扛着。”到后来，他说他“真不后悔”。

活着
  
　　廖丹没想到，后来他的事情闹得这么大，“连我的律师都没想到”。
　　这个对网络一无所知的北京男人，平时连电脑开机都不会，更甭提微博了。他不知道，借助网络与微博的威力，他一夜成名。在“动人救妻故事”被广泛关注后，他第一次听说了柴静，也听说了微博上有个叫薛蛮子的人，“听说他也生病了。”他跟那位广东政协委员“陈先生”从未谋面，但陈先生专门通过媒体给他送了17.2万元让他“退赃”，廖丹不止一次说，欠人家的情，你说怎么还哪？！”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记者的名片，被他塞在客厅餐桌的角落夹缝里。他通常被记者们问半天，问题像被扔进了一个水潭，他干坐着，记者们干等着，也难等到他蹦出一句美妙的句子。
　　你觉得你们是爱情吗？不乏记者希望听听廖丹“为爱犯罪”的故事。
　　可廖丹憋了半天也没憋出几个符合他们预期的甜蜜词儿，“爱情可能在别人身上会发生，可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像我们这样的，天天吵吵闹闹的，日子也照样过”。
　　杜金领跟记者唠叨她年轻时那点事儿，埋头坐在一边的廖丹突然火了，来上一句，“你××能不能说一两句有用的？尽说些屁话！”他回头又有点不好意思，冲记者解释，“北京爷们儿讲话就带个脏字儿，我媳妇也听惯了。”
　　“问来问去，都是这十五六个问题在打转。”廖丹觉得有些累，但他不会说出拒绝的话，他只会说，“行，那就来吧。”一个记者瞅着杜金领不舒服，说谈两分钟就走，结果谈了两个小时。等那记者一走，廖丹脸就黑了，冲他媳妇吼，　　“就你话多！”
　　是爱情吗？杜金领也纳闷。
　　结婚前，廖丹常在周六、周天去找加班的老婆，有时还带上他做好的饭菜。杜金领那时还那家电子元件厂做焊工，周末加班时还要负责接办公室的电话，廖丹来了后，就坐在一边，也不说什么话，帮她接电话……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处朋友的时候，杜金领跟廖丹提过，故宫她从没去过，能不能休假时一起去？之后三天，他没给过她电话。后来提到这事，廖丹反问她，你知道故宫的门票一张多少钱吗？ 
　　“电影电视里的那才叫浪漫，他没给我买过什么东西，我俩也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饭，跟我说话说到第三句他就气粗了……什么爱情不爱情的！”杜金领也觉得困惑，她感觉，这跟她年轻时看过的琼瑶电视剧《婉君》里那些海誓山盟恩恩爱爱丝毫不相干。
　　她生日的头一天跟廖丹说想吃炸酱面，第二天，准忘。她当年拍照片的时候要抹个口红，廖丹说，“别抹了，就跟吃了死耗子似的。”就连两人一起出门，走路也是一前一后，一个记者在拍片子的时候发现他俩貌似路人，让他俩拉个手，边拉边走几步，杜金领一想起来就觉得浑身别扭，“我觉得我走得都不自然了”。
　　她一连串地数落着，她和廖丹有许多生活习惯的不同，“吃饭的时候他炖一锅，我喜欢一个个炒清楚的菜。我们口味也不一样，他吃得油，他做的菜有时候我吃几口就不吃了。他爱吃米饭，我爱吃面……”廖丹在一边听着，边说“嗯，嗯”，边点头。
　　她跟廖丹说，她下辈子还得给他做媳妇。廖丹马上回答，“下辈子只要是看到姓杜的，我都得跑。”廖丹转头，跟记者说，“下辈子真的又赶上了，还这样，还得这么过。”
　　“硬要叫爱情也可以，咱们就是农村式的夫妻那样过日子。”过了一会儿，杜金领说。她觉得，“女人活到最后，不还是图个孩子平平安安，一家人好好过吗？那就行了。”
　　一个好消息是，8月1日，杜金领会转到北京友谊医院接受体检，未来的透析可能也会在友谊医院继续。这得益于微博上网友自发的救援。
　　而廖丹期待着，6年后，他媳妇小杜能办上北京户口，那样北京医保也就有着落了。
　　他想要的生活是，“每天晚上一家三口能在一起，聊会儿天，喝点儿啤酒……有没有钱都没关系，就这么过。”而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那些美好的情啊爱啊，跟他的生活无缘。奶奶是家庭妇女，生前很疼廖丹。廖丹今天想来，奶奶说的很多话，都是实理儿。奶奶说，小丹，人哪，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一瓶啤酒下肚后，这个头发剃得光溜溜的男人只会红着眼圈，吐出一句，“再难，也得咬牙活着，你得往前奔哪，该怎么着，还得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