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百日围城”

       梁振英新政百日。“百日维新”遭遇“百日围城”。10月8日，是梁振英上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100天。在这“黄金百日”，梁振英政府团队依“行之正道，稳中求变”政纲理念，宣布五大政策措施和推出七项民生工程。针对政府施政，香港一股极端势力在推动民主过程中，绑架“民主”，令群众运动陷入“围城”心态，一些人占据政府总部广场，压境“围城”，怒火频燃。这股极端势力的作为，大部分香港市民并不认同，如何寻找一条走出迷雾“围城”之路，是香港人倍加关切的。
　　在“黄金百日”，竞选特首时曾期许“稳中求变”执政理念的梁振英，面对步骤周密、明枪暗箭、舆论先行、运动群众的反对势力举动，压力重重。政府总部架构重组建议在反对声的阻力下，被迫拖延而无法于新政府上任后执行；新一任发展局长麦齐光，因涉嫌在20多年前不诚实申请领取房屋津贴而被廉政公署拘捕，实际任期仅12天，是特区政府任期最短的局长；接替麦齐光上任发展局长的陈茂波，因“酒驾事件”有损威信，终演变为诚信危机……
　　梁振英曾一再强调“民生无小事”。新政府已宣布五大政策措施和推出七项民生工程，逐步实践他的竞选承诺。此外，他的民生政纲中，有进展的有：“最低工资委员会”已就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达成共识，拟定为30港元时薪，10月底向政府提交建议；重设“扶贫委员会”解决贫穷问题，10月公布成员名单，将订立官方贫穷线；改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推出交通津贴“双轨制”，申请资格由只限“住户”放宽至“个人”，拟年底前实施；调整长者津贴，推出“长者生活津贴”，65岁以上长者通过资产申报，每月可获2200港元，待月底立法会财委会通过……
　　不过，GDP（国内生产总值）居亚洲前列的香港地区，贫富悬殊激化，楼价高居不下，就业渠道狭窄，通货膨胀升高，社会矛盾激化。当下，欧债危机失控疑虑挥之不去，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上升，香港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困局。社会各方争议不断而矛盾碰撞，令特区政府频添压力。迎难而上，激浊扬清，择善固执，成了不少香港人对梁振英政府团队的期望。10月初，在地处香港中环的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笔者对特首梁振英作了独家专访。
　　经过多重警卫岗哨，被引入窗明几净的小会议室，一切都是新的。新桌新椅，兰花幽香，墙上挂的画作却标明是仿制品。与梁振英握手寒暄，他微笑着坐下。或许是记者过于敏感，或许是记者心理效应，发现这几个月来，他发鬓多了些许白丝。

“内交”也是双向的

　　《新民周刊》：特首不好当呵。你执政一百天，市民愿望“百日维新”，却还很少看到新东西，电视中满眼“百日围城”，你对过去的这100天怎么评价？你有什么感受？
　　梁振英：新一届政府管治的香港，是上一届政府的延续。市民百姓内心要求政府做的，对社会满意的、不满意的，跟上一届政府所遇到的差不多。香港问题的性质没有改变，6月30日以前怎么样，今天还是那些问题，香港市民今天对政府的看法，包括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与6月30日之前的几个月相比，评价接近，还有一定进步。比如在房屋问题上，第一，我们承认香港有房屋问题；第二，主要问题和主要成因是住房供应量不足，所以就要采取措施，增加短期、中期、长期的土地供应量，大部分这些政策措施还没见效，所以房地产价格还没下来。百姓心里觉得不能等，不愿等，但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工作必须是长期、持之有效的。
　　《新民周刊》：你说“香港人怕老婆但不怕政府”，这是你对政府运作100天的感受吗？
　　梁振英：“九七回归”前，香港是否能维持各种各样自由，人们弥漫着疑虑情绪，有顾虑，有不同看法。有位立法会议员当时提出一个标准说，九七前香港市民怕老婆不怕政府，若九七后香港市民能继续怕老婆不怕政府，就能说明香港的自由程度没有降低。我提出这个，是想说明香港的自由秋毫无损。说不怕政府，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执政之后，各种各样的难题会存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曾在竞选期间提出“迎难而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会有一些困难，但我不会回避这些困难，该做还是要做。这些困难包括什么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香港保育与发展的关系，香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不容易处理好，但必须要做。
　　《新民周刊》：总觉得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目前还缺少一种论述，要做好理论工作，但政府一直在应付具体事件，显得被动，你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梁振英：我同意你的说法，论述很重要，这是政府行事纲领，是社会发展的理念和目标。比如香港与内地关系、香港与广东关系。香港究竟是否被“赤化”、新界东北区究竟是否变成深圳富豪后花园等，这些舆论是无风起浪。当然，我们应该有论述。其实这些方面，我们都有论述，只是媒体不感兴趣。中央与特区，香港与内地，我还没讲的一国与两制，发展与保育，生产与分配，这些都是几大关系，都应该有论述。前天国庆酒会上，我也讲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阐述了共同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新民周刊》：十年前，就听你演讲关于“内交”，即香港与内地关系的论述。前几天你在国庆讲话中再度阐述，你能归纳一下吗？
　　梁振英：今天香港人说的香港出路问题，其实就是内交问题。如何把香港与内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管理好。管理包括什么呢，尽量扩大我们的容量，扩建酒店、商场等，包容更多旅客来港。同时也要管理需求，包括“双非”孕妇，我叫停了；深圳非户籍一签多行，我叫停了，还有港人港地政策。“内交”就是一国之内，两地间的交往，香港要做好工作，包括说明工作、管理工作，把我们的基本态度，对内地做好说明和管理工作。内交和外交一样，是双向的、双边的。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香港有一部分人，只能说一部分，公开谈对内地人的负面看法，还有人把过去英国殖民地的旗帜公开挥舞。对这些说法和举动，我们不应该假定内地市民是看不到听不到的。他们肯定会听到看到的。我们怎么处理好这些问题很重要。

维护好香港利益也是为国家做贡献

　　《新民周刊》：我带来一张香港报纸。你看，通版大标题《梁：中港现矛盾，站港一边》。这样说法，我个人感觉是有偏见的。把中国内地和香港对立起来，难道香港不是中国的？香港人习惯称“中港”，这是错的，应该说内地与香港。再说，你说两地出现矛盾，你站在香港一边。举例说，我内人与邻居吵架，明明内人没道理，我也要站在内人一边？请你对此作些解释。
　　梁振英：那是我在电台讲话的报道,“中港”两字和“矛盾”两字，都是提问者用的。你刚才给我看的这个标题，不能代表我的立场。这是传媒的大标题。作为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国家其他地方政府一样，要为本地争取利益，这是肯定的，内地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会为本市争取利益。争取到利益，使本地经济增长，就是他的贡献，不仅对当地居民是贡献，对国家也是贡献。香港利益与国家利益没有对立，我不认为这是矛盾，为了维护香港的长远发展，有一些问题，我们是应该采取措施的，比如“双非”孕妇问题，比如内地居民来港购房问题，我们都应该处理好。
　　《新民周刊》：两地出现冲突出现矛盾，你会站在香港一边？当下，有一部分香港人出现了涉及中国内地就很抗拒的情绪。这种情况下，你还会站在香港一边？
　　梁振英：我先说个例子。7月我们下地区小区，有个中学生站起来说，梁先生，现在香港大学的学位不够，但有不少内地学生来香港念大学，是否应该停止招收他们。我当时就不同意。香港大学学位供不应求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不让内地学生来香港上大学。两个原因，第一，香港也有不少学生在内地上学，如果香港这边关门，我们不出去，内地不进来，对香港没好处；第二，香港的大学教育，有非常特殊的特征，就是我们大学的一个班里，几乎清一色是本市本地学生，你在上海、纽约、东京、伦敦、台北的大学，是看不到这样的状况的。在伦敦的大学里，大多数学生可能是本国学生，但是本国学生很多是来自伦敦以外的外地学生。我们的班里面大多数是本地学生，要是大陆学生不进来，香港学生的眼界会更狭窄。所以这算不算站在香港这边？这其实也算站在香港一边，是站在香港整体利益一边。再举一例，香港为什么没有内地来的女佣？香港现在30万女佣，主要来自三个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每月每人4000港元工资，是一笔非常大的外汇。也有香港家庭希望聘到来自内地的女佣，因为语言和文化比较相近。但我1996年当筹委会副主任时，我就不同意改变当时的女佣政策，即让内地女佣来香港工作。这是为了避免内地女佣来香港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包括与雇主摩擦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永久居民身份问题、生了孩子而产生类似于“双非”孕妇问题。处理好香港与内地关系非常重要，我们要看每一件事的性质、规模、形态怎么样，要做什么决定，去维护香港利益，这是我的天职。维护好香港利益，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新民周刊》：今年，特别是新政府上台后，香港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总体上似乎有越来越淡薄的趋势，你怎么看？
　　梁振英:这需要引起注意，但不必过分解读，每个社会，总有这样的人，香港是个多元社会。在英国过去二三十年经常都有人提出废除帝制，搞共和，不同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些主张。香港有一部分人缅怀过去英国人统治时期，其中一个原因是跟民生有关。当然，我一谈到这个问题，就有人说我什么都要把民生拉上，我们要的是核心价值不是民生。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比“九七”前慢，贫富差距比“九七”前大，房屋问题比“九七”前严重，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你说的现象都客观存在，但也有更多人，包括青少年，对于过去，对国家，对中国内地的认识加深了，往来增加了，社会交往，包括两地通婚也增加了，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多元的，并不只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新民周刊》：有朋友说新一届政府推出新政策，只要与中国的“中”有关，就会遇到很大阻力，因此建议新政府，凡与“中”有关的政策暂时缓一缓，等过几个月以后再推行，你怎么看这样的提议？
　　梁振英：要看是什么事情吧，总体说，要做到三方面，有理、有利、有节。“有节”就是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要有个体统。我当选后第二天，我先是拜会现任特首，然后是中联办，立法会主席，然后是大法官。我还是很希望见何俊仁、唐英年，后来他们说有事情见不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体统。“有理”这部分很简单，我们做的事情必须有道理。“有利”是什么呢，是有利于香港的施政，所以缓一缓与否，我当然会考虑，但要看是什么事情，具体怎么去做。
　　《新民周刊》：最近中日因钓鱼岛主权争议引致两国关系紧张，香港和日本关系紧密，经济往来分不开，作为特首，你觉得香港和日本在今天还能有什么互动？
　　梁振英：特区政府的立场是鲜明的，自古以来钓鱼岛还有它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毫无疑问。外交上的事情，是中央外交部负责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涉及香港市民的，包括香港渔船“启丰号”到钓鱼岛，香港市民登陆，后来被日本当局非法拘留，透过外交部的授权，我们跟日本方面交涉，在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过去一般的、概括的说法是，香港实施高度自治，除了国防、外交外，其他事务香港根据《基本法》自己管理。钓鱼岛事件中，香港市民被日方非法拘留之后，当晚我就召见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向他提出要求，这也体现了中央给香港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