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冬候鸟“胡不归”？

       又是一年迁徙季，随着节气的变换，寒露前后，大自然中的候鸟们，照例开始了它们漫长的越冬之旅。然而，自然法力和人为利益的交织纠葛，使它们的旅途变得异常凶险，生存环境也变得异常恶劣。
　
打鸟不是新闻

　　12分钟的视频《鸟之殇，千年鸟道上的大劫杀》，将目前我国野生动物被捕杀及贩卖的产业链刻画得淋漓尽致，镜头中哀鸿遍野的景象使人在揪心的同时，拷问自己的良心。诸如“一天打了三吨鸟”、“保证是天鹅肉”的场景，以及一声声慑人心魄的枪声，都令观者动容。视频一出，很快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但在湖南一些当地人看来，“打鸟”其实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闻，而是历史延续至今的传统。在位于湖南与江西交界处的候鸟必经之路，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打鸟、捕鸟便成了沿途村民的主业，市场经济的今天，捕鸟人的猎杀之举不仅饱了自家的口福，也为小到路边饭馆，大到星级酒店的餐桌上增添了一些令现代人趋之若鹜的野味。
　　湖南的一些媒体人向《新民周刊》表示，对于千年鸟道上的打鸟问题，当地媒体其实在往年的候鸟迁徙季节都多有报道，鸟道地处偏远地带，执法难度较大，而鸟道沿途上的新化、新邵、桂东等县自古就有狩猎的传统，捕鸟之风盛行。因此，这样的事件虽被屡禁却犹不止，之所以今年能在舆论上轰动一时，归根结底其实是这种暗访视频的方式比以往的书面报道更直观，网络媒体让视频传播得更加广泛。
　　在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的隆回县，一处林海茫茫的山坳里，有一个地方叫做“打鸟坳”，顾名思义，在当地打鸟实是一项从古流传下来的传统，无独有偶，同样的地名在广西也有一处。除此之外，因为打鸟传统而命名的各种地名如打鸟界、鸟吊山等，在我国还有很多。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姚毅告诉记者，这类历史上以打鸟命名的地方，多在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上，且地处山坳，候鸟迁徙过程中，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略作停驻、休息，所以经过打鸟坳的鸟一般飞得较低，这就给捕鸟者提供了捕杀的便利条件。
　　通常，捕鸟者的捕杀活动会选在夜间进行，他们利用鸟类在夜间迁飞过程中的趋光性，用篝火或氙气灯等发光设备吸引候鸟，实施捕杀。有时，甚至有人会在此山谷狭路上布下用白尼龙绳制成的天网，这种网可宽达数十米，高三四米，用以拦截并捕获经过这里的所有鸟类，当真“天网恢恢”。
　　
残忍捕杀

　　谈到目前捕鸟者的手段，曾为岳阳市君山区穆湖铺渔场生产队的狩猎队长的张厚义止不住地叹息。在记者面前，这位已经被收编为护鸟员的老人坦言：“现在的花花样式（指捕杀鸟类的方式）太多了，这在我当年想都想不到。”
　　姚毅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比起早些年明目张胆的枪杀，现在的捕杀行为明显更具“技术性”，捕杀人员往往熟知各种鸟类的生活习性，甚至堪称是研究鸟类的“土专家”。
　　以网捕为例，制成鸟网的白尼龙丝线细如发丝，肉眼似乎很难发现。这样的捕鸟方式主要应用于捕获小型的水鸟类，因此，网捕的鸟网多设在水草丰美的水塘周边。还有部分捕鸟者以芦苇荡作为掩护，将鸟网放置在水域中的芦苇下面，用鸟类喜欢吃的一些食物覆盖，再用收音机反复播放鸟类的叫声，吸引迁徙候鸟在此驻足，候鸟一旦落入设有鸟网的芦苇丛，就会被牢牢缠住，逃脱不得。在候鸟多的时节，捕鸟人一天收一次网，就可捕获几百只候鸟。
　　比起枪杀，网捕方式更悄无声息，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鸟不会马上死去，对于跨省交易的鸟贩，活鸟显然是更新鲜的食材。
　　对于一些可能会挣脱鸟网的大型鸟类来说，捕鸟者通常会选用投毒的方式进行捕杀。以大雁为例，捕杀者深知大雁进食后需要在水边的滩涂上啄食石子以助消化，因而多选择将颗粒状的紫色呋兰丹，投放于大雁经常栖息的滩涂来实施毒杀。
　　姚毅坦言，这些捕杀方式，在捕杀数量上会较传统的枪杀更多，给野生鸟类在生存数量上以很大的打击。
　　
从狩猎到护鸟

　　今年72岁的张厚义，现在是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名护鸟协管员。1993年，他曾搭救起一只身受枪伤的白鹤，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30多年前，张厚义却是岳阳市君山区穆湖铺渔场生产队的狩猎队长，在东洞庭湖一带，以打猎见长的张厚义曾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神枪手”。
　　采访中，张厚义告诉《新民周刊》：“我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名动巴陵的神枪手，我本人8岁就会用鸟铳打鸟。在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狩猎队打鸟是赚工分的，并且公社还会给我们下指标。”在当时，国家尚未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张厚义这样祖上世代以打猎为生的猎户来说，靠山吃山，打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回忆起当初的打鸟经历，张厚义特意带记者到屋后参观了他当年打鸟的武器。一座两米多高的土房，用两根约15厘米粗的钢管支起房檐部分。据张厚义说，这两根钢管就是用他当年打鸟的“鸟铳”改造的。
　　“我那时用的是排铳，一台排铳上有12根这样的铳筒，每根都有将近4米长。这两根因为要做房子的支柱，已经被截掉一段了。一架排铳就像一台排炮，人拿不动，要靠拖拉机在头一天晚上拉到湿地附近鸟多的地方去布置好，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水鸟陆陆续续都来吃食了，我就让其他队员下水，把鸟都往一处赶，聚到一处多了，我一挥帽子，其他人都闪开，我就开始拉铳。”张厚义告诉记者，因为排铳属于散弹发射，拉一次铳12根铳筒中的铁砂辐射面积可达十米见方，所以通常一铳打出去就能收获数百上千只水鸟。而在每年10月到次年2月的打鸟季，他带领的打鸟队，打死的鸟简直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
　　在1982年和1983年，张厚义曾两次代表君山农场前往洪湖和鄱阳湖参加打鸟比赛并得奖。一时间，张厚义不仅成为名满洞庭的神枪手，还因此被《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誉为“洞庭鸟王”。
　　据张厚义透露，当时打得最多的就是小白额雁，每个月能打七八万只。合作社从他手里将鸟收上去，翅膀部分的羽毛可以做成扇子、胸部的绒毛做成水鸟绒被子、大衣，最后再将鸟肉以3毛5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政府招待所。
　　“那时候这个鸟特别多，不值钱，我都不愿意打它！”张厚义当时把小白额雁称为“坨坨鸟”（大意是“贱鸟”），他大概不会想到，事隔几十年，当初的“坨坨鸟”全球数量已不足5万只，属濒危物种，被定为湖南省级保护鸟类。
　　说到自己金盆洗手不再打鸟的原因，张厚义表示，1980年代后期，随着国人保护野生动物意识的增强和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各方面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的宣传，使他逐渐开始怀疑自己“打鸟”工作的意义。
　　“以前是政府鼓励打鸟，我把这当作是一种生产，打得越多越光荣。后来国家提倡保护野生动物了，我就开始反省，这鸟一没吃我的粮食，二没吃我的鱼，既然它没祸害我，我干嘛要打它呢？”怀着这样的心情，张厚义主动辞去了狩猎队长的职务，后被东洞庭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收编，成为了一名护鸟协管员。
　　谈到对现在一些人打鸟行为的看法，张厚义告诉《新民周刊》，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明目张胆用枪打鸟的人已经不多，取而代之的是投毒和网捕。他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发现一个在水草地里投掷呋兰丹意图毒鸟的人，上前制止时，竟被对方推进水里并抓住头部拼命往水下按，若不是被村支书及时发现，自己很可能就被淹死了。
　　“现在也有人来君山这里打鸟，大部分还是城里人，开着车来的。他们那种枪声音很小，离远了听不着。我发现了就会制止，但是有些车还是公家的牌照，有的人还是警察打扮。他们跟我说有领导要招待，打鸟图个乐，我也管不了。”说起这些，老人显得很是无奈。
　　
捕鸟产业链

　　千年鸟道上的捕鸟恶行刚刚在媒体的关注下平息，又一伙顶风作案的鸟贩撞上了当地公安部门的枪口。2012年10月5日凌晨1点，潭衡西高速上一辆开往广东省佛山市的客车在杨嘉桥收费站被警方拦下。客车上，警方查获了被托运的野生鸟类足足八大箱，共618只，主要为水鸡、夜鹭等，都是国家“三有”（即有益、有经济价值、有科研价值）动物及省重点保护动物。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这是一句近年来不断被呼吁的口号。在抓捕野生动物的利益链上，野味消费者无疑是捕鸟者大开杀戒的动力。令人不解的是，尽管有动物疾病方面的专家明确指出：食用非人工饲养且未经质检的野生动物，极易感染疾病，但野味仍然拥有一批“不怕死”的忠实拥趸。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保护区管理局，曾在去年协助岳阳市森林公安局破获了一起跨省贩卖野生鸟类黄胸鹀的案件。该鸟种已被列入中国国家林业局2000年8月1日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并被IUCN中国濒危鸟类红皮书列为VU（易危）物种。
　　案件中，8名作案人员沿途从河北一路追逐黄胸鹀到海南，在黄胸鹀的迁徙路线上多处设点捕捉。在犯案人员被抓获归案后，警方在其出租屋内共发现以黄胸鹀为主的死亡鸟类1285只，已腌制处理的鸟类20斤。据犯案人员交待，这些黄胸鹀原计划是要卖到广东一带供人食用的。
　　在广东，这种鸟被称为“禾花雀”。《中华药用动物志》中有关于其的记载，功效为“补肾壮阳，甘缓解毒”，主治阳痿、腰膝冷痛、蕈中毒、酒精中毒。因而，一些人视其为大补之物。在我国饮食文化中，与黄胸鹀遭受同样命运的野生动物还有穿山甲、果子狸、麻雀、环颈雉、玳瑁、眼镜蛇和大鲵等。
　　由于药、食同源的传统观念，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在我国部分地区相当普遍。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2004年的禽流感后，中国民间食用野生动物的比例曾一度有所下降。但在2005年底，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进行的一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被列入菜单的野生动物仍多达80多种，其中兽类13种，鸟类23种，爬行类35种，两栖类8种，鱼类1种，比以往又有明显增加。
　　
伤的不仅是鸟

　　近年来，包括野生鸟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数量的锐减，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越来越多的物种在地球上濒临灭绝。2012年4月6日，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对外透露，在鸟类所遭受到的各种生存威胁中，人类因素占70%。
　　姚毅告诉记者，在人类对鸟类的威胁中，捕杀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比起直接的捕杀，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生态环境的破坏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以全国各地屡禁不止的迷魂阵捕鱼为例，水中之鱼无论大小，一钻进这样的迷魂阵网便无法逃脱，这种不利于鱼类繁衍的捕捞方式，久而久之造成水域中鱼类的绝迹，一些以鱼为食物的水鸟类数量自然也会随之下降。 据了解，在政府依法取缔迷魂阵捕鱼之前，一些水域里甚至出现过水鸟因找不到食物，被活活饿死的情况。
　　“除此之外，电打鱼也是被明令禁止的。当电流传导可遍及整片水域，鱼遭遇电击之后即使没有死亡，其生育能力也会被破坏，以至于无法繁衍。这些问题和候鸟数量的减少都是有连带关系的。”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赵启鸿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告诉记者。
　　说起保护区管理工作的困难，赵启鸿表示：“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各职能部门间工作范围的重叠。以君山后湖为例，该湖属于洞庭湖的分支，在保护区管理局的管理范围之内，但同时，该湖的所有权归属君山公园。每年冬季，君山公园捕捞队都会通过水泵抽水、开闸放水等方式，将君山后湖中的水排干，以确保将湖中的鱼捕捞干净。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使一些在此栖息的水鸟无家可归。”
　　赵启鸿透露，除君山后湖外，作为洞庭湖候鸟重要栖息地的洞庭湖湿地，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政府要我们负责湿地上的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又将湿地上的芦苇作物交给了苇业公司来承包。部分苇业公司将地皮卖给了私人，用以种植芦苇以外的经济作物，这样一来，湿地的原生态环境被打破，湿地也就随之被破坏。”
　　2012年10月31日，《新民周刊》随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道，赴洞庭湖湿地考察。一进湿地，就看到泥里深深的轮胎痕迹，同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旋耕机的车辙印子，很可能有人又在非法开垦湿地了。
　　继续步行约30分钟，一大片光秃秃的湿地突兀地出现在眼前，在芦苇的海洋中，这样的景象显得很不协调。湿地的泥土明显被翻过，呈现出比原生态泥土更深的颜色，远处，一台旋耕机还在隆隆开动着。
　　在工作人员将旋耕机拦截下来后，操作旋耕机的男子称，自己只是受雇于人，他的老板是从苇业公司手里包下了这块地，他负责耕种，每耕一亩，老板给20元，这块地总共是20亩。而在之后的考察过程中，记者看到这样被人为非法开垦过的湿地，还有不下三四处。
　　赵启鸿告诉记者，管理局每隔几天下来巡查，就会发现又多了几块被开垦的湿地，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权限不统一，各负责单位之间很难协调。据了解，东洞庭湖保护区范围内有渔业局、林业局、土地局、苇业公司等多家负责单位。赵启鸿表示，希望通过媒体呼吁，成立一个统一的协调部门，使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国内湿地现状

　　据了解，目前国内湿地生态保护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问题。近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物种项目主任范志勇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正在减速，每年途经或在中国繁殖、越冬的候鸟正受到栖息地侵占和破坏的严重威胁。中国东部地区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和占用沿海滩涂，使得供候鸟停歇觅食的湿地大量消失。自50年代以来，中国的湿地已经消失了50%。”
　　温州绿眼睛野生动物民间组织专职志愿者林强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透露：“温州湾湿地目前正面临着被围垦的局面，很难想象一旦湿地不复存在，目前在这里过冬的一些珍贵鸟类，如黑嘴鸥、卷羽鹈鹕、黑脸琵鹭等又将何去何从？”
　　浙江大学生物科学院教授丁平，曾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屡次到温州考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论证温州湾入海口确属湿地性质，并向温州市政府提案，要求根据《国际湿地公约》和中国的湿地保护条例，对温州湾湿地予以保护，停止在此处的一切围垦行为。
　　“第一次向温州政府提这件事大概是十来年前了，一直到现在，政府也没有承认这块湿地，没有保护。”电话采访中，丁平这样告诉记者。
　　林强则向记者透露，直到现在，温州相关部门依然没有明确承认温州湾入海口一带确实属于湿地，自然也就谈不上建立保护区。因为涉及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和渔民的补偿问题，该湿地一旦被承认，各种利益则很难协调。
　　温州金洲民间动物博物馆馆长刘鸣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目前温州的围垦计划已经将该湿地全部包括，温州市将从原来的3个区变成4个。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变成一片现代化的城区。
　　目前国内的“黑户”湿地除温州湾外还有很多。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对外联络官员曾铭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列举了其中几处尚未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湿地，包括江苏如东滩涂、江苏东沙、连云港沿海地区湿地、山东莱州湾湿地等等。同时，一些已经建立起保护区的湿地，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围垦问题。
　　“很多农户不了解湿地，以为湿地就是荒地，就是应该开垦出来加以利用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也很注重有关湿地知识的普及。事实上湿地具有很多种功能，维持生物多样性，为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提供栖息繁殖地只是其中一种。除此之外，湿地可以调蓄洪水，防止自然灾害；与此同时，湿地的固碳作用能够有效抑制全球变暖；因为其物种的多样性，湿地在科研工作中还起到基因库的作用。”谈到保护湿地的重要意义，赵启鸿这样解释。
　　赵启鸿同时指出，一些下级管理部门，出于自己的业绩考虑，以生态环境为代价，通过挥霍资源来提高GDP，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如果每届领导都只看到眼前利益，只考虑到自己任期内的经济效益，那么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显现，后面的几代人都要为我们的错误而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