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改革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历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中国政治中最引人瞩目的大事，而此次大会引发的关注尤甚以往。一方面，此次大会上将进行人事交替。按照此前惯例，2002年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的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等人将卸任。在此次十八大上，将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并在随后召开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新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人事更替将引发人们对10年来中共执政经历的回顾与反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届满卸任之际盘点领导人的功过得失，是任何国家和政党中都属常见的政治现象。中国也不例外。
　　十八大之所以特别引人瞩目，还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久前宣布了对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处理决定。11月初召开的十七届七中全会确认了政治局作出的开除党籍的处分。对他的处理引发了中共下一步如何整合全党意志，以保持领导力的讨论。处理薄熙来的新闻公告称，这一处理显示了中共从严治党和反对腐败的决心——代表8200万中共党员的全国代表大会即将选出新一届领导人之际，中国民众都想了解，这种决心到底有多大，而这个世界上党员数量最多的政党，又将如何实践自己的决心。
　　到2012年为止，中共已经有91年的历史；从63年前开始，它就一直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了普遍认可的经济成就。这些时间点在中共历史上的意义不言自明，也影响了如今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汪玉凯说，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挑战，是决定党和国家未来的关键所在。

重提1978

　　2012年7月2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说，未来5年中共的任务是“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最重要的两个结论。
　　此前4个多月，在2012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在场的记者说，中国仍然有重新倒退到“文革”悲剧中去的危险，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温家宝坦率地谈到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
　　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北京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谈论1978年——那一年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议开始前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开启了1980年代的改革。两年后的1980年，中共中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份历史性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了“文革”，并指出毛泽东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说，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认为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而这也是造成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最终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之前，《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这篇讲话。
　　和胡锦涛一样，温家宝当时也重申了邓小平的看法，说他“深知”，要解决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这些都让2012年和1978年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多位采访对象向本刊记者提到这个年份。重提1978年反映了改革本身的困境——改革面临着强大的阻力，也缺乏足够的动力。1992年以来偏重经济体制的改革，目前困难重重。和1978年不同，如今阻力不是来自观念，而是来自利益。
　　温家宝还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呼吁 “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事实上，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北京，“紧迫感”是最容易感受到的气氛。胡锦涛的讲话和温家宝的忧虑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对本刊记者说，“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不能单靠经济发展，也不能靠细枝末节的碎片化改革，而要在一些关键性的政治领域做出改革。”
　　所谓“关键性的政治领域做出改革”，在汪玉凯看来，首先是官员财产公开和司法改革。

展望2016
    
　　汪玉凯和于建嵘都认为，十八大上产生新的领导层之后，保证经济平稳发展和政策的民生取向，仍是他们最首要的任务。
　　在较早的一次采访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对经济前景表示担忧。他向本刊记者指出，到2012年7月底，全国银行贷款余额62万亿，其中企业贷款余额为43万亿，由于企业利润在2012年持续下行，他担心会出现大规模的违约，导致银行坏账率将急剧上升，引发金融风险。
　　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中心教授李玲表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问题。尽管沿海地区的部分企业遇到了问题，但她认为，那只是调整增长模式时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GDP增速将不可避免地下行，但作为一个地域广大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调整空间。她认为，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福利政策中去。
　　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的10年间，中共中央推动政府重建了社会保障网，实现了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并弥补了养老制度的不足。这成为10年来中共执政的最大亮点之一。于建嵘认为，在2016年之前，这仍将是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但在经济稳定之后，改革的重心必须转移到政治领域。
　　尽管受访者都谈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像于建嵘这样给出具体时间表的做法，通常被认为是过于乐观，而且没有估计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何况，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其政治意愿都受限于经济情况。世界经济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受此拖累，中国经济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韦森认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应该调低对经济增长率的过高预期，并着力改变中国经济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财政使用方式。他希望新的领导人能够推进预算公开，使人大真正发挥对预算的监督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人大代表真正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至于地方政府出现的财政困难状况，于建嵘认为，只要政府管住那些“体制外不可预知的开支”，财政状况就会改善。
　　不管是让人大代表真正监督财政使用状况，还是让政府减少不必要的财政开支，都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
　　无论如何，“政治改革已经不可避免”，汪玉凯分析，“但新的领导人可能会强调渐进”。
　　汪玉凯认为，维稳的思路和工作方法都必须有大的改变。在裁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司法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和于建嵘都认为，司法改革是下一步中国最迫切的任务。
　　如果司法不能独立地发挥裁决作用，就无法树立法律的权威，于建嵘说，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最后，矛盾就会全部集中到了政府和执政党身上。他提到最近发生的几起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政府取消了若干投资规模巨大的工业项目，这为中国经济增长增加了不确定性，还“打开了想象的空间”——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乏裁决机制的现状，同样的事件可能一再发生，而政府的反应也不得不遵循同样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2016年的故事仍然和1978年的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