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娘为孩子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
记者｜应 琛 实习生/袁 慧
今年两会前夕，广州百余位同性恋者的父母致信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尽早修改《婚姻法》，实现同性恋情侣的婚姻权利。
同性恋——多年前，这个词还不能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因此，同性恋者大多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而现在，同性恋者的家长们，已经开始选择接受现实，甚至为子女呼吁权利。
近日，《新民周刊》记者奔赴广州，与这批高调的同性恋者家长面对面。
“同志”妈妈
3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小饭馆内，林燕（化名）穿过大堂拥挤的人群，径直走到角落的餐桌前，坐在了记者的对面。
林燕身材瘦小，年过五十，头发干练地盘起，看起来很利索。
“如果不是那天我用电脑的时候，无意中点开那个文件夹，我至今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林燕这辈子都会记得2011年2月18日的那个晚上。当天，在外地上大一的儿子放完寒假坐火车返校。由于和儿子共用一台电脑，林燕无意中打开了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
“就好比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文件夹里全是有关同性恋的外国电影、身材健硕的猛男的照片，还有一些‘同志’网站的链接。”那一刻，林燕就觉得头脑发蒙，眼前一片漆黑。
“不可能，我儿子不可能是同性恋！”林燕不停地安慰自己，立刻把文件夹全部删除。第二天，林燕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广州电视塔下，找了个僻静地方拨通了儿子的手机，艰难地从嘴里蹦出几个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电话那头的儿子并没有反驳，淡淡地回答道：“这，不重要了吧。”
一听孩子这么说，林燕的心彻底凉了，“看来，我儿子真的是同性恋了。”林燕说，这种事情经常在电影里面看到，“《断背山》啊什么的，还挺感人，但没想到，这种事竟然落到自己头上。”
当时，林燕只能临时给了儿子三条建议：首先，不能影响学业，无论今后要走哪一条路，学业与工作是最重要的；第二，将带到学校的手提电脑里的此类电影、图片、网站地址都给删除掉，今后不要再上此类网站；第三，找个时间去看心理医生。
儿子只答应前两条会尽量做到，但看心理医生的事，他希望以后再说。见儿子不愿多谈，林燕无奈挂断了电话。
林燕的心就此没了着落。
“这事我又不敢跟他爸讲，只能自己一个人硬扛着。”说到此处，林燕停顿了一会儿，一只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
接下去的两天，林燕发疯似地在网上搜索着各类有关同性恋的信息，博客、论坛、书籍、电影??哪怕有一丝希望，她也想将儿子从那个世界拉回来。
2月22日，林燕从网上搜索到广州同性恋亲友会会长吴幼坚的电邮地址，她像遇见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立马发了一封电邮给吴幼坚：“吴大姐：很想与您见面聊一聊??一位母亲所独自承受的压力不知该怎样化解??”
家长会
2004年12月1日，吴幼坚的儿子郑远涛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成为广州第一位在电视上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人。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吴幼坚表示：“远涛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和先生能坦然地接受他是同性恋者这样一个事实。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站出来面对媒体是一种责任，他有责任做一些对同性恋者群体有利的事情。”
儿子的行动使吴幼坚深受感动，她说：“儿子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我作为母亲，理当与他并肩而立。”
2005年11月，吴幼坚以“同志”母亲的身份接受南方电视台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而后于2008年6月28日，她在广州成立中国首个同性恋亲友会，并任会长。
收到林燕的来信，吴幼坚很快给她答复，并说可以见面好好聊聊。林燕喜出望外，一早就赶到约好的咖啡厅等吴幼坚。
吴幼坚来了，林燕的手刚伸出去，眼泪就掉了下来。“吴大姐，你就让我先哭一阵吧。我都憋了好多天了，在单位里不能说，在家里也得装出没事的样子，孩子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我夹在当中太难受了。见到你，我心里就踏实了。”
吴幼坚一边安慰她，一边跟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吴幼坚向记者回忆，当得知郑远涛喜欢同性时，她当即问了儿子一个问题，这也是所有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你没有恋爱过，怎么就能确定自己是同性恋？会不会是还没遇到让你动心的女人？”
“当时，儿子反问我，你会被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吸引吗？”吴幼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多么可笑，“是啊，再好的女人对我来说也只能当好朋友。”
据统计，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一般都是在16岁左右确定自己的性倾向。而男同性恋者占成年男性人口的比例是女同占成年女性人口的两倍左右。
在意识到同性恋是自然的性取向，不是病，更无法改变后，林燕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听吴幼坚讲亲友会，讲很多“同志”家庭的故事，林燕开始觉得同性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回家后，林燕把吴幼坚所写的《爱是最美的彩虹》一书放在书柜一个很难被发现的角落，一个人偷偷翻看。
“后来，我悄悄地看电影《天佑鲍比》。”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美国电影。讲述同性恋者鲍比因为无法得到母亲的理解而自杀，他的母亲玛丽从此走近同性恋人群的故事。“感动得不行，一个劲地流眼泪。”林燕说。
再后来，吴幼坚邀请林燕参加了首届穗港同志父母交流活动，听到来自香港的小曹妈妈和王爸爸的故事，她被他们对孩子的爱和支持所打动。
尽管自己逐渐接受，但林燕还是不得不顾及家人和亲友的感受。“有时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张国荣、蔡康永的新闻，就在家或者办公室故意挑起同性恋的话题，想有人接话，我好给他们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但往往大家都觉得这事离自己很远，没有人关心。”
林燕操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孩子将来工作了，会不会受到歧视，影响前途？现在一直瞒着孩子他爸，有一天他爸知道了，家里会不会又有一场“地震”？
“妈，你不要过分在意这个事，也不要总看一些与这个有关的信息，或者频繁参加各种活动。我还是您的儿子，只是个普通人，就像之前那样生活，轻松一点。”采访的最后，林燕给记者看了儿子发给她的短信。
为子女维权
“我们的孩子是同性恋者，我们被称为‘同志’ 父母。”今年全国两会前，百余位同性恋者的父母致信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尽早修改《婚姻法》，实现同性恋情侣的婚姻权利，林燕也是签字的家长之一。
这封近600字的公开信由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撰写，代表百余位同性恋父母的心声。“我们的孩子有些跟同性伴侣已生活了近10年，他们相互照应，相亲相爱，却不能在另一半生病需要手术时合法签字。”公开信提到，同性恋者约占总人口的3%-5%，他们在领养下一代、继承伴侣财产、买房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中国，1997 年以前，法律中曾对“鸡奸”行为作过规定，也曾有同性恋者因“流氓罪”被判刑，如今，这些条款和名词都已从法律条文中剔除。
但同性婚姻还不被法律承认，同性情侣在领养下一代、继承伴侣财产、买房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性情侣以及支持他们的家长试图吸引中国官方的注意，试图寻求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并改善社会对同性婚姻的认识。
多年研究同性恋群体的山东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说，改变在性取向方面认识落后的现状，不仅有利于全社会，也同样有利于异性恋者。“除了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治以及减少‘同妻’的数量，还有助于减少与性取向有关的犯罪活动；有益于中国在世界上的进步形象、人权形象??”张北川补充道。
或许，当社会观念有所改变，同性恋不再受歧视之时，同性婚姻合法的这天就会来临。
根据学者的统计，同性恋群体（含双性恋者）占社会总人口比例的3%-4%左右，即中国大约有3000万同性恋者。相比庞大的异性恋主流社会，他们属于边缘社区人群。在中国，这个群体的利益一直被大多数人忽视，同性恋情感不被尊重。
从2001年起，著名性学专家李银河就坚持在“两会”上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但都不了了之。
近日，同性婚姻合法化在美国也掀起了激烈的讨论。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开展一场关于同性婚姻的辩论，政客们也跟随选民态度的变化而改变了对同性婚姻的态度。2012年11月的民调显示，83%的投票者认为同性婚姻会在5到10年内在全美范围实现合法化。
《时代周刊》以“同性婚姻如何取得胜利”为题发表封面文章表示，一些看似无关领域的不同力量推动了这场社会变革大地震。这些动力包括来自法律与政治、医学与人口、流行文化与象牙塔研究的诸多变化。
文章称：“医保、葬礼、遗产、抚恤金??婚姻自此被看作是获得各种权益与保护的先决条件。同时，医学进步和试管婴儿、捐精、代孕等生殖机制的发展，让同性婚姻有了生养的可能。”
当前，美国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允许同性伴侣结婚，给予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相同的州一级婚姻福利。尽管联邦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但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等政府大员都支持同性婚姻，联邦政府也于2011年认定《婚姻保护法》违宪，就连签署这一法律的克林顿也已呼吁高法判决这一法律违宪。
地下“危”情
郑远涛和林燕的儿子是“幸运”的，在中国，支持同性恋者的家长屈指可数。社会对同性恋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大多数同性恋者将自己的恋情转入“地下”，多性伴的情况也随之出现，而这个现实带来的恶果，就是艾滋病在同性恋群体中的流行。
张北川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男同”的多性伴主要是社会对同性恋歧视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首先在美国一组男同性恋者中被确认，其后发达国家普遍发现男男性接触者（英文简称为MSM，主要指和同性有过性接触的男同性恋者，即gay）是艾滋病侵袭的主要人群。经过西方媒体渲染后，这个现象演变成“同性恋=艾滋病”的偏见。
据最新调查显示，2012年我国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里，19%的人有过男男性接触，约1.6万人。其中在北京、天津、黑龙江等地一年里发现的艾滋阳性者里，MSM甚至占到了70%以上。
而专家在对刚感染艾滋病的人的耐药情况做研究时发现，在未使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北京、浙江、云南、河南等地，一经发现就感染上耐药型艾滋病毒的人中，70%是gay。
张北川强调，目前男同性恋者圈中有许多心术不正者，“有少数已经感染艾滋的人故意和没有任何社交经验的青少年交往。他们往往在网上说得非常好听，然后把人‘钓出来’，利用青少年涉世不深、缺少经验、好奇心强、自控力弱的特点，与青少年发生性交关系并传播艾滋。”
1990年代晚期以来，gay吧等需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男同交友场所以及能使男同得到“一次性”性满足的gay浴池（受男同青睐的色情场所）纷纷出现，为艾滋病病毒在MSM中蔓延提供了合适的“温床”。
张北川告诉记者，近几年天津对gay浴池的艾滋感染状况的调查显示，每6个人里面有1个是HIV感染者，“这种威胁是非常严重的。”
被调查的感染者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特点。“这些人主要是已婚者，如此一来，女性就生活在危险中。”张北川表示，艾滋病很可能从gay浴池开始向外蔓延。“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个也跑不了。”
吴幼坚则认为，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性知识，对艾滋有科学的认识，男同间的艾滋传播完全是可以预防的。如今，吴幼坚已不再担任同性恋亲友会会长，而是以“吴幼坚工作室”的名义在与广州市疾控中心开展合作，定期向同性恋者免费发放安全套，以及免费提供HIV的检测。
弱者伤害弱者
婚姻困局已经成为同性恋者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大约有八九成的男同性恋者不得不找个异性恋者结婚，痛苦地生活，同时将这种痛转嫁给约1600万的“同妻”。
《新民周刊》去年曾对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韩语教师、“同妻”罗洪玲自杀事件做过报道。悲剧发生后，罗洪玲的父母将其丈夫程某告上法庭。
鲁迅曾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张北川直言，性向歧视和“百善孝为先”在今日仍受推崇的文化形成强大压力，所以男同普遍结婚。于是，性别歧视环境中的“同妻”成为“更合理的”受害人。
“没有一个弱势人群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是依靠骑在另一个弱势人群的脖子上得到的。”张北川表示，目前需要解决的便是gay人群对“同妻”的态度。
罗洪玲生前的大学好友苏雨（化名）向记者坦言：“没发生这件事前，我还是挺支持同性恋的，对他们没有任何歧视。而现在，当我了解到大部分男同都会走进异性恋婚姻，看到许多不幸的故事后，我觉得他们很可恶，甚至有些鄙视。”
这一点恰巧也是律师周丹所担心的。在他看来，“同妻”题材的报道一旦处理不当，会污名化“同志”，更加剧“恐同”。
“其实人人都是受害者。没有哪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为弱势。”周丹进一步解释道，“在异性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价值规范、社会规范等都是按照异性恋的标准来制定的。当一个人按照这样的规则来做，至少不能指责他是违规的。不要忘记，2001年之前，同性恋在我国还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男同回归主流，娶妻生子一度被认为是积极向上的表现。”
周丹说，只有当婚姻法去除了性别问题，当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再有同性恋者走入异性恋婚姻，才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所以，我反对笼统偏颇地将‘同直婚’定性为‘骗婚’，应该就个案论个案。‘骗婚’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在道德层面上，则不同人对同一现象是否是‘骗’有不同道德评判。”
所幸的是，中国正在进步，社会已经开始倾听“同志”与“同妻”的呻吟。
今年年初，北京一中院曾发布调研提出，同性恋“瞒婚”，从对性取向正常的配偶一方的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将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纳入可撤销的范畴，才更有利于对双方的保护。
近年来，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二线城市，一种叫做“形婚”（男同与女同形式结婚）的模式正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适婚同性恋者，以形婚做伪装，获得爱的自由。
在周丹看来，形婚总体“成功”的例子不多，“尤其是近几年，形婚纠纷相应增多。我们常说，婚姻有风险，而形婚的风险更大。”
周丹认为，形婚双方婚前并不了解对方，没有感情基础。“这也是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根源。说到底，就是为了掩饰身份，互相合作而已。婚姻家庭会带来很多权利义务与责任，这是很多形婚者事前没有想到的。”
“在中国，只结婚不生孩子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即使结婚，压力还是存在的。这也是形婚中常见的问题之一。”周丹说，“还有就是与财产有关。虽然，很多人都会签婚前协议，双方自行约定各自的财产。但实际会碰到的问题，往往比签订协议时要多得多。例如，政策变化等意外因素。很多人没有想到，婚姻家庭是整套制度，房产、税收、福利都会受到影响。”
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即将来临。为纪念世界卫生组织在1992年那天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患的名单上剔除，每年这一天，各国的同性恋团体，扛着彩虹旗，走上街头，向全社会展示他们这个群体的存在，呼喊“反歧视”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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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老城镇道边的一所幼儿园里，老师不再使用人称代词“他”或“她”，而将115名蹒跚学步的小孩们简单地称呼为“朋友”。在那里，专门指代男性或女性的用语成为了禁忌，通常被代词“hen”取代，这是一个由人们生造的无性别差异的词语，虽然它并不为多数瑞典人接受，但在一些同性恋和女权主义人群中，这一词汇却十分受欢迎。
今年2月，记者走访了这所颇具特色的幼儿园。
该幼儿园由纳税人资助，名叫Nicolaigarden。记者看到，幼儿园小小的图书馆里摆放着抱枕，孩子们会坐在那里听老师讲故事。故事中很少有《灰姑娘》或《白雪公主》这样的经典童话，因为里面充斥着对男性和女性的定式思维。孩子们听到的故事中，有很多与单亲父母、收养的孩子或同性情侣有关。老师们不会要求女孩们去玩过家家游戏，而木制或乐高积木也不是男孩们的专属玩具。
事实上，瑞典为淡化性别界限，让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机会做了许多努力，这家幼儿园的教育方式也是其中的一种。
1998年，瑞典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学校，包括托儿所，确保女孩和男孩享有平等的机会。
在法律的激励下，Nicolaigarden的老师们迈出了不同寻常的一步，他们相互录制每个老师的行为，包括与孩子玩耍、吃饭、相处的情景。
幼儿园园长罗塔·瑞嘉林(Lotta Rajalin)告诉记者，“我们可以发现很大的不同。例如，在对待男孩和女孩方面。如果一个男孩子因为弄疼自己而哭起来，会有人去安慰他，但安慰的时间会比较短。而女孩被抱和被哄的时间要长得多。男孩得到的答复通常是，‘不要紧，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进行大量的讨论之后，幼儿园制定了一个包含七项要点的计划来纠正这些行为。瑞嘉林说，“我们避免使用像男孩或女孩这类词，并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它代表着定式思维。我们只用名字，皮特，萨利，或‘加油，小朋友！’我们在之前全是女性的教员队伍中增加了男性教员。”
此外，Nicolaigarden还从一个为同性恋和双性恋人设立的机构那里获得了认证，并开设了相应的课程。
“异性恋也好，同性恋也罢，我们鼓励的，只是让每个孩子更勇敢地做自己。”瑞嘉林直言不讳。
当然，这种教育在瑞典也存在争议，批评接踵而至。
“批判多源于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我们希望把小男孩变成小女孩。这种流言蜚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尽管如此，瑞嘉林表示，“幼儿园开办至今，只有一对法国父母选择了退学。而更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记者/应琛）
链接2：
“这是反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性教育，促进学生体验生命的多种可能，非常好。”性学家、性教育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访时如此称赞Nicolaigarden的这种性别平等教育。
如今，学校性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搞性教育的人也多了起来。方刚认为，这是好事情，但并不是说开展性教育就一定对青少年有帮助，“性教育一定要方向正确，否则反而可能会伤害青少年”。
对于学校性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性学家李银河主张要开明、开放，要有性权利意识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
“性教育中不能不讲同性恋，讲时应该以接纳的态度讲同性恋。”李银河说，“同时，性教育不应该强化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比如有人提出要‘拯救男孩’，我就是反对的。”
在这一点上，方刚的想法和李银河是完全一样的。作为从事性与性别研究的学者，方刚一开始涉足性教育时，就清楚地强调，他倡导的性教育是基于性人权和社会性别平等信仰的性教育。这样的性教育，也是与国际上成功的、进步的、负责任的性教育理念相一致的。
同时，方刚一直主张学校的性教育要从幼儿园做起，而家庭性教育从孩子出生就应该开始。
“但坦白说，现在学校的实践情况并不好，从学校老师到家长都比较抵触，他们会认为太早教这些不好。就像我目前在全国做同性恋教育培训，不要说在小学了，连在中学做同性恋教育，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抵触的。”
“许多家长会认为，你教同性恋就是倡导同性恋。我们倡导的只是对于生命知识更全面科学的认识。”方刚强调，多元的性教育并不是一种倡导，
方刚认为学校性教育应该：“是保护而不是禁止，是给予而不是剥夺，是赋权而不是夺权。”他的意思是，性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保护青少年，而不是禁止青少年的性行为；应该是给予青少年性的知识，而不是剥夺他们获得知识的机会和权利；应该是赋予他们自主决定自己身体和性的权利与能力，而不是剥夺他们这种权利和能力。
这一点也得到了法律人周丹的支持。他说，解决同性恋的歧视问题最终仍离不开性与性别，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还是要首先改变对性别以及性的认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要讲不同的内容。当然，性教育首先要观念正确，其次才谈得到方法和技巧。”
在周丹看来，没有公民权利内容的“性教育”教材，即使全是“科学”知识，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时代要求。把同性恋当作疾病、心理障碍、变态的教材是错误的；同样，不强调任何成年人有性自主权的教育教材也是错误的。（记者/应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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