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在中国

撰稿｜白　翔

 

　　城管执法在中国本来应该是一个严肃的法制行为，如今却因为充斥着“肢体冲突”，更像一部械斗片。一方面，城管执法过程中经常遭遇暴力对抗，另一方面，长久以来城管执法方式的粗暴与野蛮，也形成了人们对城管工作的不良共识。

　　站在理性的角度，这些年来，城市化进程过快，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城市的有序其实离不开管理，但管理确实也需要更加规范，执法也需要更加文明。

　　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对抗情绪彼此都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现有的案例表明，在这种对抗中，城管往往也是受害者，尽管其握有绝对的优势。

　　今年3月，武汉市发生了一起城管与摊贩对跪事件，一小商贩因违规占道经营，被城管没收摊车，为讨要摊车，商贩当街向城管下跪，为了不引起围观市民的误会，城管见状也当即跪在了地上。这个案例充分表明了，在目前的舆论印象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城管方在执法时的紧张。为了扭转负面形象，近年来多地城管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探索创新了诸如“眼神执法”、“卖萌执法”、“举牌执法”等城管执法手段。

　　2013年5月，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又悄悄进行了一项“练摊体验”，试图通过换位思考深入了解小贩们的实际情况，便于今后提升管理水平。“卧底”进行了一个月，直到6月15日，被不知内情的网友曝料，原拟执行两个月的计划，意外提前曝光，暂停体验。

　　在延安城管跳踩商户事件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武汉城管“体验式执法”的意外曝光，无疑为城管执法注入了一股温情，尽管“卧底”一词是否得当，舆论普遍持有异议，但这并不影响舆论对城管这种主动“换位思考”努力的欢迎。

　　延安城管，如今无疑已经成了一个丑态毕现的负面典型，但事件本身依然值得公众严肃分析，因为，它可以管窥中国城管执法的真实生态。

　　延安城管踩向商户头部的那一脚，踩出的不只是暴戾。

　　城管应该如何管？面对负面形象和执法困局，试点、运行十余年的中国城管制度，如何兼顾城市的“面子”与“里子”？

　　城管的执法权和执法主体的资格是1996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和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调整的产物。1997年，北京开始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2002年后，城管制度试点大面积铺开。然而，城管制度推行不久，“城管”几乎就成为“野蛮”、“暴力”的代名词，以至于网友戏讽，“我国庄严承诺对外不首先使用城管”。另一方面，城管员也抱怨，市容市貌脏乱差、公共空间被挤占等现象，同样会被公众指责为城管失职。

　　如何破解城管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认为，城管的执法困局主要在于自身的权责不对称，需要城管管理的职责很多，但城管所能依靠的执法权只有行政处罚权。

　　一些地方政府习惯性地把其他部门管不好的棘手问题都交给城管，延安城管的现状表明，面对愈加繁重的管理压力与编制困境，只能招录更多素质参差不齐的协管员“上一线”，透过延安城管，我们便不难发现为何出事的总是“临时工”的答案。

　　今年3月1日，湖北武汉市开始实行《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这是中国首部城市综合管理地方性法规。但中国至今还没有出台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独立法规，对城管执法权行使的基本程序、执法行为的规范以及暴力执法的追责等问题加以明确。

　　城管，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温度，类似武汉城管这样旨在便于今后提升管理水平的“换位思考”，多多益善。就在延安城管事件发生期间，同样在陕西，还发生了另一件与城管相关的事件，但过程却显得比较温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9名同学，欲先南下后北上“穷游”9城市，结果在第一站西安摆摊时就遭遇城管，东西被没收；在和城管“分享”梦想后，城管们“非常感动”，后来就把物品归还了。

　　在渴求社会对城管工作多一点理解与配合的同时，城管更要主动表现出执法的温度，意识到小商小贩养家糊口同样是值得尊重的普通“中国梦”。

　　小摊贩的存在发展和城市市容市貌的改善是否存在必然冲突？

　　如何兼顾“里子”与“面子”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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