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父亲为何出尔反尔？

　　学成文武技，卖与帝王家。诚然，在封建制度结束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从纯功利的角度，去衡量读书的有用与否。但对于一个上一代人刚刚挣扎着穿越过饥饿生死线的民族来说，让纯粹的精神追求成为全民的教育期待，也未免太过不切实际。况且，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所谓的大学也未必真的和知识有多大交集。

记者｜王若翰

　　又是一年开学季，拿到某本科院校录取通知书的成都女孩玲玲（化名），却在学费问题上犯起了难，而造成这一切的，却并非因为她的家庭生活困难，而是在身为个体小业主的父亲看来——捡垃圾都比读书强。
　　有意思的是，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网络发酵后，某网站围绕玲父提出的大学无用论在网上展开了一次投票，结果71%的网友都支持他的决定。
　　难道，新一轮“读书无用论”回潮了？

 

 

父亲的逻辑

 

 

　　“读4年书8万，高中毕业打工挣8万，来回16万，这钱拿去买房或开店都能赚钱。”玲玲父亲的逻辑听起来似乎无懈可击。在这位出生在北川农村的汉子看来，读大学是“肯定会失败的投资”，他宁愿出钱让自己的女儿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扔几万学费进去打水漂”。
　　距离开学报到的日期越来越近，得不到父亲支持的玲玲，也曾尝试用其他的办法来筹集大学学费。“我开始想借钱，但是和家里亲戚的关系也一般，加上亲戚和父亲的观念一样，肯定会站在父亲一边，应该也没法从他们那借到学费。想申请助学贷款，但是仔细研究了相关政策之后，发现自己根本够不上贫困的资格，无法申请贷款。”玲玲告诉记者，自己家里条件并不差，几年以前，父亲发现成都生意好做，便决定举家迁到成都，开始经营小铺面。上大学的钱对于父亲来说，绝对不是出不起。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发热议，一些人也通过媒体希望与玲玲取得联系，表示愿意资助她继续读书。在媒体的牵头下，一位姓陈的先生将1万元现金辗转交到了玲玲手上，用以支付她的学费。
　　也许是觉得自己女儿接受陌生人资助一事伤了自己的面子， 9月4日，玲玲的父亲带着女儿在距离自家不远的一个茶楼里，和负责为玲玲联系学费资助的媒体见了面。在谈话过程中，玲玲的父亲表示“屈服”，虽然依旧觉得女儿读大学是错误选择，但更不能允许女儿接受别人的钱。
　　“陌生人资助的这1万元钱就像在打我的脸，实在太难受了，我会支付女儿第一年大学的学费。而剩下三年的学费，我希望她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勤工俭学，能挣多少挣多少，不够的我再给她补贴，不能让她养成眼高手低的毛病。我希望是我错了，四年后，如果她能找到工作，我请你们吃饭。”思索再三，玲玲的父亲这样表态，并希望通过媒体，将玲玲收到的1万元钱退还给那位好心的陈先生。
　　得知玲父的决定后，陈先生表示，这样的结果让他很欣慰，虽然玲玲不需要这1万元钱了，但是他也不想收回，希望通过媒体，把这1万元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的结果看似皆大欢喜，也让很多为玲玲有可能辍学而担忧的人松了一口气。可玲父随后却又出现反悔，坚称自己当时之所以答应出学费，其目的是为了让女儿退还别人的捐款。“我的想法没有变，我绝不同意她上大学。我所做的都是为了她好——我就不明白。”采访中，玲父表示，该事件在网上发酵后，某网站围绕玲父提出的大学无用论在网上展开了一次投票，结果71%的网友都支持他的决定，对此玲父表示十分想不通，“那么多网友都支持我，你们媒体为什么还说我不对？”
　　在后续的交谈中，记者发现，这位语出惊人号称“捡垃圾都比读书强”的父亲，并非对知识没有丝毫尊重，但却对当下的大学教育十分缺乏信心。
　　“我尊重有知识的人，但对现在的大学很失望。”玲父告诉记者，其实有文化的人曾给他留下过很好的印象。“有一次，我去一个大学校长家修煤气灶。那个校长还亲自给我泡了杯茶，显得非常有修养。临走时我本来要少收他10元钱，结果他硬要多给我10元钱，说我帮了他大忙——我敬佩这样的人。但现在大学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我女儿还有可能被带坏，有个词叫‘同流合污’。” 采访过程中，玲父一再提出自己的观点：读大学没什么用，反而很容易让娃娃变坏，养成好逸恶劳、眼高手低的毛病。
　　谈到对大学的“坏印象”，玲父开始举出了自己看到的几个例子。“一次，一个小伙子到我铺子里买5元钱一只的节能灯，买完了他要我去帮他装上，你们说装灯泡多简单的事情，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就不能自己干。结果他却说他怕电，我教他把电闸关了再装，他还说他不会。照常理，上门安装灯泡只收5块钱人工费，但我当时心里想，你一个大小伙子，连个灯泡都不会换，我就跟他说，安装可以，人工费要10块。没想到他说，‘这种事就是你们这种人做的，1块钱也够了嘛。’我听了这话很生气，反问他‘你是哪种人？’他说是大学生。他不说还好，说了我更生气，像他这样的大学生既不懂得生活常识，也不懂得尊重别人，念大学有什么用？”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一个亲戚。爸妈两口子省吃俭用供儿子读大学，结果毕业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只有跑到深圳去打工，有一天就突然跳楼了……第三个例子是我一个邻居的孩子。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又跑去学美容美发，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干嘛不高中毕业就去学美发，为啥子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去读大学？”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玲父对于大学教育的消极看法和对大学生的不良印象，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化解的。
　　“我也承认，上大学有可能是给了女儿一个选择更好生活的机会，但这只是一个可能，并且是一个很渺茫的可能。我很务实，不需要渺茫的可能。就像我们进货，明明知道这种灯泡大部分会坏掉，我为什么还要去进呢？”在玲父看来，和那种更好的可能相比，女儿更可能因为读了大学，而在找工作方面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到那时不仅女儿自己郁闷，父母的心里也不好受。早知如此，何必去读大学呢？

 

女儿的向往

 

　　“校园那么大、那么美，所有的气息让我着迷，来这里转了一下，我更加向往大学校园。”虽然与父亲意见不能统一，以至于自己读大学一事依旧悬而未决，但玲玲还是在正式开学报到之前，自行去了一趟自己考取的大学校园。漫步在校园的林阴道上，看着身边走过的一群群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玲玲坦言，这正是自己向往的大学生活。在采访中，玲玲也透露，自己希望通过大学教育，打开眼界，不想和父亲一样，一辈子只做从农村出来的小生意人。
　　俗话说，人各有志，在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的今天，玲父为女儿安排的道路，仅从安身立命的角度考虑，未必行不通。并且相比于大学教育四年后面对的未知结果，玲父的建议至少在即时利益的回报上更高一筹。
　　前段时间，山东某媒体一则关于几名掌握电气焊技术的年轻人，通过劳务输出顺利来到澳大利亚“打洋工”，月收入两三万人民币，并拿到“绿卡”在国外买车买房的报道，再次激起了国民对于念大学还是上技校的讨论。某知名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甚至在网上这样写道：“这几年电焊专业出国务工的不多，因为国外虽然工资高，但毕竟要背井离乡，很多人不愿意。因为电焊工种在国内挣得也不少。”
　　回到成都女孩玲玲入学的事件上，矛盾点并不在于读书是否有用，而在于玲玲父女二人在其人生规划问题上的分歧。据了解，近日四川省教育厅已经委派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录取高校负责人等和玲玲、玲玲父亲见了面，进行了交流。
　　四川省教育厅计财处处长、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张澜涛称，近日来关于玲玲读书问题的报道，引起了省教育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会和录取玲玲的高校一起，通过为玲玲提供助学贷款、提供勤工俭学岗位等多种方式帮助其顺利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
　　对此，玲玲的父亲依旧表示，他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上大学是没有用的，“即便我不出钱，可是她还是浪费了四年时光……”

 

大学的价值

 

　　回顾历史，读书无用论的说法早有提及，教育产业化引发大学扩招后，所谓的“读书无用”，被进一步解读成“大学无用”。
　　或许玲玲的事例，让许多以教育为生的专家学者觉得有些脸上无光，在近七成网友支持玲父观点的情况下，教育部门大多依旧众口一词，或是认为玲父将读书的价值与毕业后薪酬直接挂钩，是一种目光短视的表现，或是认为通过读书所获取的知识价值，不能仅仅用金钱衡量。
　　诚然，在封建制度结束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从纯功利的角度，去衡量读书的有用与否。但对于一个上一代人刚刚挣扎着穿越过饥饿生死线的民族来说，让纯粹的精神追求成为全民的教育期待，也未免太过不切实际。况且，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所谓的大学也未必真的和知识有多大交集。
　　同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中国，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从哈佛退学创办微软公司的事迹， 亦被很多不屑于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所津津乐道。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文辰辉，在其5年的本科生涯毕业后，选择了留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研究实验室继续深造。6年后，已经是生物学博士的他，却依然选择放弃生物研究工作，转读MBA，现在已经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对于自己曾经从事生物专业研究的经历，文辰辉表示，“学过的东西都不能算是白学，学习生物时养成的思维方式、思考逻辑，使我终生受益。”
　　文辰辉说，探讨读书有无用处，这个命题本身具有太多的不严密性。读什么书、在哪里读书，读了书用来干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不太一样。在兼具高级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双重身份的文辰辉看来，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决定，大量廉价劳动力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经济结构分析，一个社会其产业形态决定了社会中各种人员的角色配比。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自然以流水线上的工人居多，而这样的岗位，通常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除此之外，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一些小企业主、小淘宝店主，他们的经营模式也被人们当作创业的范本；如果是一个依靠高新技术作为经济支柱的社会，那么在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自然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说到底，这都是市场决定的。不可否认，在过去十几年的高校扩招中，很多高校的招生行为，既忽视了社会对于各方面人才的需求数量、人才结构，也忽视了自身教学的各方面实力。”
　　采访中文辰辉表示：“你可以说一些认为读书无用的人，他们的选择只看到当下，是一种短视，也许再过10年，产业升级后的中国，其所需的人才结构会有很大变动。但不可否认，对于大多数当下既面临生计问题的家庭来说，要求他们对5年、10年后未知的可能收益放弃现在的既得利益，这其实不现实。”
　　“我不赞同将高等教育盲目普及的观点，也不认为每个出身贫困的人都应该通过不断求学来改变命运。说到底，每个人的诉求不同，要求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拿出买米下锅的钱将家中的青壮劳力关进象牙塔，并且不为毕业后的薪资，只为追求知识的崇高，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冷漠和傲慢。”文辰辉表示，对于知识的尊重不应该这样体现，不管在哪一个社会时期，都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均认为读书有用，都义无反顾地追求知识。如果真是那样，所谓的知识也同迷信无异。
　　在中国，大部分年轻人只有有幸进入大学，才能在学校的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接受到有关就业方面的指导。而从一个人长远的发展看来，这样的就业指导服务，应该在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后，多数人面临人生中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就及时出现。选择继续接受学校教育，还是通过一些实用技能的学习尽早走入社会，这是一个应该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的问题。同样，高中毕业后报考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专业，也应该经过理智而系统的分析。进入大学选定专业后才接触就业指导，往往一切已成定局，可改变的空间已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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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唐朝诗人章碣在《焚书坑》一诗中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北宋诗人苏轼有《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据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一个“与世相龃龉”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嘘唏独语，或以手拍栏干。曾经作诗说：“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

 

“文革”期间

　　1968年秋“停课闹革命”以后，由于“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等受到猛烈批判，大中学生毕业纷纷上山下乡，学校教学秩序仍然混乱，且以政治为主课，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社会上出现在校生不愿上学认真读书的思潮。
　　比较典型的想法是，即使大学毕业也要“三个面向”（面向农村、工矿和基层），留不了大城市；既然要插队落户，当农民捏锄把，能写写算算就行了。读书还有啥用场，反倒落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骂名。而且无论来了什么样的运动，总要担着一分心──因为以往的“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都与被认定先天缺乏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挂着钩。
　　这种思潮当时被概括为“读书无用论”，1969年到1972年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评。并上纲到是刘少奇“读书做官论”变种、封资修世界观毒害的高度，给予训斥。但由于社会大环境未发生根本变化，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情绪和生活-择业选择。大学恢复招生（知青可以通过上大学回城），曾使得读书空气一度复苏，进学、励志之心重燃。但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批教育黑线回潮等运动，很快又搞得师生双方人人自危。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的教改，任军训、学工学农、政治学习、大批判冲击专业知识学习；课程设置也加重政治课、削减专业课，忽视基础性教育而片面强调实用性，把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工基”）；用毛泽东著作、大批判文章代替政治、语文、历史教材，用简单化的实用知识代替细密、科学分类和体系，由教师、学生、工军宣队和领导组成的“三结合”班子编写教材；让大批判贯穿教学，实行师生互教、工农兵上讲台，用实际操作、开卷考试代替规范考试；大学学制减到二到三年，中小学合并为四四制（8年）……教育内容稀薄、残缺，也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盛行。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为“教育黑线”平反，恢复技术职称的评定……时代主题变化，社会时尚转向，这一思潮自然销声匿迹。

 

20世纪中后期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上从事简单生产加工和贸易的第一批人通过简单的市场经济而得到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而当时的公有制体制下的国家工作人员收入无法得到显著改善，流传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不满言论，形成体脑倒挂现象，也导致了读书无用论一时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