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记忆还剩多少

　　“现在的幸存者中，年龄最大的有90多岁，最小的76岁，平均每年，都会有几十个人故去……”

记者｜王若翰

　　慰安妇万爱花的离世，又为历史关上了一扇窗，82年前开始的一场战争，及与之相关的暴行，随着当事者们的纷纷离世，逐渐被尘封。
　　你可能无法想象，那些战争电影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蓝本是何模样。在侵华战争中饱受蹂躏的中国慰安妇，被侵略者掳往日本强迫劳作的中国劳工，经历大屠杀在屠城中失去亲人的南京老人，当这些人物从电影胶片的黑白画面里走出，出现在你的面前，历史仿佛也被拉近到可以触摸。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群体必将越来越小，也许，最后，只在过往的页面上，留下一丝浅淡的划痕。

 

亲历者的梦魇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二战中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房照顺来说，是午夜梦回时的一阵惊悸，以及一段不能为外人道的隐秘经历；而对于其年过半百的儿子、儿媳来说，那只是一件掉了扣子的军大衣。
　　房照顺生前的旧居，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的一处小巷子里，2001年，80岁的房照顺去世，而今，这里住着的是他的儿孙一家。
　　时逢“九一八事变”82周年之际，房家的小屋里聚集了许多前来采访的记者。按照媒体的评价标准，作为济南地区在侵华战争中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房照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儿媳为其保留的遗物里，至今还有一件他在神户做码头搬运工时，日本人发给他的绿色军大衣。
　　房照顺的儿媳刘长珍，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1979年嫁入房家。面对媒体，刘长珍显然是经验丰富，如数家珍讲述着关于公公的传闻。“我嫁到这里后，有一次整理家里的东西，看到了这件军大衣，知道老爷子以前下过日本，这里的老邻居也都知道他的那些事情。我丈夫房士忠是他的小儿子，他跟我们一块住，所以这些事有时会跟丈夫说。我那时在学校教书，一星期回来一次，所以不太了解。”
　　据刘长珍回忆，自己刚刚嫁入房家时，曾一度因为听见公公在半夜里发出呜咽声而害怕，后来私下问过当时还在世的婆婆，婆婆告诉她，老爷子自打被抓到日本当了劳工回来后，就作下了这样的毛病，经常睡觉时这样，有时甚至会全身冒冷汗。除此之外，能证明公公曾在日本做劳工的，就是那件没有里子的深绿色大衣。“老爷子那时说，他们冬天夏天就穿这一件衣服，晚上睡觉也是盖着这个。听说这衣服上的扣子是铜的，解放后的困难时期，老爷子的一个远方亲戚来，偷偷把几个扣子剪下去卖了。”刘长珍一边说着，一边向记者们展示着大衣上原本该缝有扣子的地方。
　　如果没有1994年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来函一事，房照顺的日本劳工经历，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从记忆中淡去。1994年，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为了收集侵华战争时期被掳往日本的劳工资料，联系到了房家，当时很多民间团体，也在积极组织为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申请国际赔偿。在儿子房士忠的操持下，房照顺对自己在何时何地被抓到日本，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又通过何种途径辗转回乡的经历做了详细陈述，由房士忠代笔，向河北大学马列教研室，及当时刚刚成立起来的“山东省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提交了材料。
　　随后的1995年，应日本某民间团体邀请，房照顺到济南出席了一次与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有关的活动。据刘长珍回忆，那一次，公公在济南的宾馆里住了两三天，回来时，还带了宾馆里的一次性小梳子、小香皂。而也正是在那次之后，街坊里开始有了关于公公曾在日本成家，有老婆有儿子的传言。“那次之后，很多邻居都拿这些话挤兑他，他都不好意思了。”刘长珍告诉记者，一直到去世，公公房照顺对这样的传言始终否定。
　　对于房照顺是否在日本成家一事，在记者的后续走访中，其侄子房士臣告诉记者，老爷子后来曾经私下里跟一些老邻居坦白了这件事，承认自己在神户当劳工期间，曾经和一个日本女子生下一子，1995年来济南的日本团体，正是受其在日本的儿子委托，来华寻找生父。但房照顺觉得此事羞于启齿，加之他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膝下已有三儿两女，所以在面对日本寻亲团体时，并未说实话，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此事辗转传到房士臣耳中时，老人已经过世。“如果我早点知道这事情，一定会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去认亲。”房士臣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房照坦当时是与叔叔房照顺一起，在济南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的，但被捕之后，兄弟两人被分开了，到日本后，在不同的地区当劳工，直到回国后才又重逢。因此，对于叔叔的那段经历，父亲也不知道。
　　
后人们的盘算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89岁的张景泉来说，是年少时的一场遭遇或冒险，后来却变成各路媒体、领导上门探访的由头；而对于他的女儿张君文、儿子张新文来说，却是一场奔波了多次，最终也没有拿到赔偿款的“白忙活”。
　　张景泉的家，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的邵而东村。当地陪同采访的“山东省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韩建平告诉记者，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来，张景泉是济南地区曾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中，唯一一位在世的人。
　　记者了解到，张景泉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快90岁的老两口生活在一起，儿女都不跟他们住一块，老太太又是中风小脑萎缩，躺在床上很多年了，吃喝拉撒全靠张景泉照顾。”中秋将至，记者在韩建平的指点下，购买了一些食品，叩响了张家的门。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天张景泉的二儿子张新文和小女儿张君文都在，母亲在一个月前刚刚过世。当记者说出来意，小女儿张君文立刻表现得十分反感：“我不想讲了，没啥好说的。十多年前就有人到这来问老爷子的事情。我说也说了，老爷子的材料，被抓到日本整个是怎么回事也都写明白了，给了市里一份，给了日本来的人一份，还给了你（指韩建平）一份，说是要跟日本打官司，让他们赔钱。我领着老爷子坐车上济南市里，跑了好几个地方，后来我听说有的人家都拿到钱了，我们家一分钱没捞着。”
　　气氛陷入僵局，济南市政协文史委前办公室主任秦一心和韩建平试图跟家属解释。一些人拿到的日本方面赔偿，并不是日本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些当年容留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自发的赔偿行为。中国劳工被掳往日本后，被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因此，一些企业只对当年自己征用的劳工进行了赔偿。
　　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让张景泉的子女们满意，张新文表示：“同样是在日本当劳工的，有的给了10万元赔偿，有的没给，我们不管是什么公司，总之是没人给我们出面，这个钱再拖几年，人都没了！”张君文也表示：“这事情在一开始时，我们也很积极，听说济南市有替劳工争取权益的事，我陪着父亲去，结果去了几次，钱也没拿到，我们当然灰心丧气，说不定是钱被上面什么人给扣下了。”
　　韩建平告诉兄妹二人，自己的父亲也是侵华战争时期被掳往日本的劳工，而且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去了，自己担任“山东省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为的是给劳工们讨权益，但这么多年来，自己也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韩建平还提到，大约在四五年前，张氏兄妹曾以父亲的名义，接受过一个香港慈善组织分发给在世劳工的1000元慰问款。
　　此时，一直不吭声的张景泉老人，突然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对在场的人吼道：“说个么子！该死就死，该忘就忘！”说罢，一个人进了旁边的小屋。听到此话，张君文脸上掠过一丝讪讪的神色。
　　张君文走后，张新文向记者表示，父亲之所以不愿意提这事情，是因为拿不到补偿款，心里失望。张新文说，父亲在1945年日本投降将他们送回中国后，家都没回就直接参加了解放军，还经历过抗美援朝战役，一直到转业后才成家有了他们一众兄妹。但现在，父亲拿到的社会保障却比普通人低很多，父亲80多岁早已不具有劳动能力，却申请不到低保。

 

一座城市的战争记忆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南京城里一众耄耋的老人们来说，是6个星期的艰难记忆；而对于现在走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年轻人们来说，那只是一句并不深刻的感叹——“好惨啊！”
　　侵华战争中受创最深的城市莫过于南京。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开始，到1938年2月，6星期的时间里，共有约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事隔76年后，这座城市里依旧有一部分经历过大屠杀的见证者还活着。2013年9月20日，在位于南京城西江东门茶亭东街的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门前，记者见到了79岁的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
　　这是一位精瘦的老人，身穿纪念馆统一工作服，佘子清摘下帽子，指着自己头上一处疤痕告诉记者，这就是那时被日本兵用枪托打的。佘子清有些谢顶，光秃秃的头皮上，一道疤痕显得尤其突兀。
　　“那一年我4岁，住在夫子庙。日本兵进城之前，有人听到了消息，告诉我们赶快跑，能往哪跑往哪跑。我的父亲带着我和我的哥哥妹妹，躲进了当时位于西康路33号的美国领事馆，我的母亲因为心疼家里的细软，坚持留在家里守着，结果惨遭日军杀害。”虽然已经年近80，讲起儿时的惨痛记忆，佘子清还是有些激动。
　　佘子清告诉记者，在大屠杀的6个星期中，即使是躲在美国领事馆里的人，也并不能确保安全。“日本兵经常来到领事馆，跟美国人交涉，要求找出两种人，一种是额头上有一道勒痕的人，这类人被怀疑是当时民国的军人，勒痕证明他们曾经戴过军帽；另一种人是手上有老茧的人，日本兵认为这也是军人拿过枪的标志。”佘子清告诉记者，日本兵只要发现像国军的人，就会立即将人从领事馆里带走。
　　在佘子清的记忆中，这些人只要被带出领事馆，就会被马上处决，有时，甚至是刚走出领事馆的大门口，立即就被日本兵一刀从脑后砍死。也正是在一次探头出去看杀人的时候，一个日本兵发现了躲在门后的佘子清，一枪托打下来，给他的头顶留下一道不可磨灭的疤痕。“趴在门口看杀人，是因为我那时候年纪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真实的杀人场面不像现在电视电影里拍的那么血腥，有时就是人走在前面，日本兵从后面开一枪，那人就倒下了，没有什么鲜血喷溅的场面。但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怕，一条人命，前一秒钟还走着路，后一秒就倒下死了，无声无息，那才叫恐怖。”
　　大屠杀结束后，日本侵略军开始了对南京长达8年的统治，虽然大规模的屠城暂告一段落，强奸、杀戮却每天都在上演。
　　这样的经历，在佘子清的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虽然那时候南京城里也有一些日本人，他们不穿军装、不拿枪，但我还是能一眼看出他们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殖民者凌驾于被殖民地区之上的傲慢，直到今天，我还能回忆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
　　佘老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视作品。“《南京！南京！》那部电影我觉得拍得不错，但也有要改进的地方。电影里关于强奸女性的场面太多，我觉得太多这样的镜头，年轻人看了不好。我觉得迄今为止任何一部反映侵华战争的片子，都没有把日本兵当时的那种残忍表现完全。前段时间，央视批评了一些粗制滥造的抗战剧，我个人也对这种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很反感，导演根本不尊重历史，只知道找几个长得漂亮的女演员让人看着好看，把抗战剧都拍成偶像剧了，这是对历史严重的亵渎！”
　　佘子清对记者讲起，日本投降后，当时滞留在南京城的日本兵马上没有了昔日高高在上的嚣张气焰，尤其是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后，一些日本移民不得不哀求昔日被他们压迫的中国人，收留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在佘子清看来，当时那些日本人也很可怜。
　　2004年3月1日起，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对群众免费开放，此举一经出台，前来参观的游客人数骤然增多，与之相伴的不文明行为也越来越多。“很多游客，尤其是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对于大屠杀这样的悲惨史实，没有切肤之痛，因此会在纪念馆里嘻嘻哈哈，抽香烟、嚼口香糖，甚至跟雕像搂搂抱抱照相，很不严肃。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看到参观者们在纪念馆里的不文明行为，我很气愤。”因为这个原因，佘子清和另外3名幸存者找到纪念馆馆长，主动要求担任义工，那一年，佘子清70岁。得到馆长的同意后，4人除每星期一闭馆外，每天都到纪念馆为游客做讲解。“后来，年纪越来越大，体力上有些吃不消，就换成4人轮流值班。如今，4个义工只有我还活着，那三个都已经不在了。我现在每星期也只有星期五来一天。” 
　　据佘子清回忆，去年12月13日的纪念南京沦陷日当天，纪念馆例行的纪念活动中，有200多名大屠杀幸存者出席参加，而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幸存者人数只剩下100多人。“现在的幸存者中，年龄最大的有90多岁，最小的76岁，平均每年，都会有几十个人故去……”
　　
　　
　　连接：
　　
　　在参观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战后来到中国忏悔的日本老兵，大都出身于农民或渔民家庭。换句话说，在战争之前，他们也是一群普通人，而并非天生的嗜血恶魔。也许在受到天皇召唤的那一刻，他们心里怀有的仅仅是年轻人希望报效国家的理想，一种想要证明自身勇敢的迫切渴望，在那时，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战争。在一首首雄壮的军歌中，在笔挺英武的军装里，他们受到了莫名的鼓舞，于是，雄性好斗的本能开始骚动，这样的骚动，使之后的杀戮，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中，神经的亢奋开始让人性休眠，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统治者的煽动下，变得越发疯狂。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天生的侵略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天生的魔鬼。而战争的残酷，正在于它可以将一群平凡的普通人，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催眠成杀人不眨眼的疯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可怕了。”这是很多日本老兵，在忏悔中共同提到的一句话。
　　按照记者原定的计划，此次的南京之行，本来还要走访一位名叫张秀红的老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曾多次对她实施性暴力。但佘子清告诉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张秀红的身体状况欠佳，考虑到每次回忆起当年的遭遇，她都会情绪异常激动，建议记者不要去打搅。“对于一个经历了战争苦难的老人来说，拥有一个平静、安详的晚年，或许比站出来控诉侵略者的暴行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