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乳业调查报告

　　只有让奶农通过养牛产奶致富奔小康，才可能实现有产者有恒心，有尊严的奶农生产有信誉的食品。

撰稿｜嵇晓雄　吴　愔

　　中国乳品行业症结何在，良方何在？今年7月，一个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企业管理专业教授为主要成员的考察团考察了荷兰乳品产业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以及“全产业链食品安全自律体系”。
　　考察团选择以荷兰乳业为研究样本，还有如下考量——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乳品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然而，荷兰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浙江省的3/5，乳制品出口量却居世界第二。
　　事实上，荷兰这片只比台湾稍大一点的土地还要高效支撑花卉、马铃薯、西红柿、猪肉的生产，出口量同样位居世界前三，并奇迹般地诞生了13家世界一流的跨国食品企业。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很多“石头”都“摸不着”了。需要“造桥过河”。剖析荷兰乳品业的成功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座“桥”的展望。

谁是奶业的主人？

　　荷兰皇家菲仕兰坎皮纳乳业合作社董事会主席皮特·波尔在当地一家奶牛农场会见中国考察团。波特先生推门走进农场餐厅的时候，带入一阵哗啦啦的响声。这是厩舍中的奶牛在排泄。
　　“我叫皮特·波尔。我有三个身份，合作社董事会主席、家庭奶牛场的农场主、两个孩子的父亲。每个星期的周一到周五，我担任菲仕兰坎皮纳的领导工作。周六和周日，我会照顾自己的家庭农场。”
　　波尔的介绍，展示了中、荷两国乳品行业截然相反的现状——在中国“公司+农户”的模式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奶农处于乳品产业链的最底层。在荷兰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下，奶牛农场主不仅拥有自己的家庭农场，还通过组织合作社，成为跨国乳品公司的股东。
　　奶农是奶业的主人和老板。职业经理只是为他们服务的“打工者”。
　　这是和中国乳品产业结构的最大不同。
　　2012年，菲仕兰坎皮纳合作社共有1.9万名奶牛农场主，占荷兰同业规模的70%。菲仕兰坎皮纳公司在全球38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产品线包括奶酪、黄油、液态奶、配方奶粉、基础原材料。产业链从农业生产延伸到工厂加工、国际贸易、商业零售。
　　去年，菲仕兰坎皮纳公司的营业收入是103亿欧元，在世界乳制品行业排名第五。供应中国市场的美素佳儿奶粉，销售金额20亿元人民币。
　　在菲仕兰坎皮纳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中，并存着三种所有制形式。会员农场为家庭所有制。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制。合作社是一种农民为集中使用和优化配置资源自愿、自发形成的商业自治组织。会员农场主的激情是生产安全优质的牛奶。公司的热情是加工、销售乳制品，提高牛奶的附加值。合作社本身没有营利目标，其职能是保证公司全额收购会员农场主生产的牛奶，把公司的经营利润返还给会员农场主。
　　在整个经济体中，因为土地所有制是“私有”的，“恒产有恒心”，会员农场的诉求是稳健经营，靠诚信做出声誉而世代传承，他们一旦加入了“合作社”，后者就以股权为纽带，将双方捆绑成“一体化利益共同体”。
　　“而我国‘公司+农户’模式是一种通过供销合同形成的商业合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散沙一样的奶农没有稳定的“祖田归属感”，也没想过稳定地传承，往往“能赚就做，不赚就跑”，这是思考中国乳业为什么“欲振乏力”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探讨诸多相关问题的症结，才是“深水区思考”。
　　此间值得关注的是，皮特·波尔是通过层层投票选举当选为合作社董事会主席的。
　　“作为董事会主席，您的年薪是多少？”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肖知兴教授问。
　　“没有年薪。在我为合作社服务的时候，合作社仅仅为我的农场提供两位雇工的工资。他们帮我打点100多头奶牛。” 皮特·波尔回答。
　　那么，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社一体化的组织模式，是如何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的？这是中国考察团专家急于想了解的问题。
　　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对整个食品安全体系意义重大。只有让奶农通过养牛产奶致富奔小康，才可能实现有产者有恒心，有尊严的奶农生产有信誉的食品。相反，如果企业在收购牛奶时压级压价、坑农损农，作为报复，奶农在饲料中作祟，在牛奶里掺假，那么，中国的乳品安全体系就永无根基可言。
　　这是一个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荷兰中等规模家庭牧场——85头奶牛，年产72万公斤牛奶，农场主全职管理运营家庭农场。
　　这个家庭农场没有雇工。牛奶运输的工作由合作社统一承担。牧草收割、牛粪外运、牲畜防病、技术指导、设施维修等辅助性的工作，都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公司。农场主夫妇每天最累的工作是使用半自动化的挤奶机，早晚两次为奶牛挤奶。
　　2012年，这个农场出售牛奶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6.4万欧元；出售牛犊、牛肉的收入达到2.6万欧元，总计营业收入29万欧元。农场净收入5.1万欧元。来自乳品公司的分红1.3万欧元。
　　“菲仕兰坎皮纳”的总监阿瑟认为，合作社对于奶农利益的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确保乳品公司用高于市场水准的价格收购会员农场的牛奶。无论会员农场当年产量是多少，都要保证全部收购。
　　第二，通过参与公司的分红，奶农们可以分享到乳制品加工、批发、销售环节中的工业和商业利润。
　　2012年，来自公司的分红对于这个家庭农场而言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20%分红，农场主夫妇的收入在荷兰全国而言属于中等以下。有了这部分收入，他家的生活就是中等水平，与一般城市中产阶级相仿。

怎样保障乳品安全

　　在合作社的主导下，家庭农场主成为整个乳品产业链的主人，是荷兰奶业的特点，也是荷兰奶业质量安全体系的起点。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认为，如果说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特征是“他律”，那么，荷兰食品安全体系的亮点就是“自律”。近年来我国乳品安全事故频频，不仅仅因为奶农的“无知无畏”，主要原因其实正是“大公司”的利欲熏心。且看在合作社制度下，菲仕兰坎皮纳又是如何管理好1.9万会员农场的——
　　彼得42岁，在他帮助父亲经营家庭农场20年后，才在2年前成为农场的继承人。目前，他和妻子抚养3个孩子，管理140头奶牛和85公顷牧场。2012年的净收入可以达到9.5万欧元。
　　在考察团来到彼得家里的时候，他的大女儿骑着小马驹伴着奶牛遛弯。稍小一点的儿子戴着头盔，坐在电动赛车上，在奶牛棚门前扮酷，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由老人照料着晒太阳。和所有会员农场一样，彼得的家庭农场也实施KKM——一个专门针对家庭牧场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中国考察团专家注意到，彼得家每一头奶牛耳朵上，都有一块数字化的标志牌，这是荷兰全国统一的“奶牛身份证”。在每一头牛的脖子上，都挂着两个“大铃铛”，这是24小时生命特征记录仪。每头牛的呼吸、心跳、体温、进食量、散步距离、休息时间和反刍情况都会通过这个仪器记录下来，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到相关的实验室。一旦发现哪头奶牛健康出现问题，就可以及时治疗，并且把这头牛所产的奶倒掉。
　　彼得和他的夫人正准备启动20多台半自动化的挤奶设备为奶牛吸奶。彼得告诉我们：“还有一种全自动的挤奶机器人，它会在挤奶过程中快速化验牛奶的关键指标，提示操作人员及时倒掉不合格的牛奶。”
　　彼得农场每天的产奶量约为3000公斤。合作社的恒温牛奶运输车每3天收购一次奶。为了降低运输成本，这辆大型运奶车还要同时运走其它2家农场的牛奶。
　　在从农场存奶罐抽取牛奶的时候，运输车驾驶员会拿出一个带有GPS定位装置的容器，为牛奶取样。彼得告诉我们，这是为了与驾驶员的手工记录进行核对，双重确定这些牛奶是哪个家庭农场生产的，特别是在牛奶质量出问题的时候找到肇事者。
　　牛奶的标本送到两个不同的实验室。公司质监部门的实验室，偏重食品安全指标的检验。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除了安全检验外，还要检测牛奶中的营养成分等更多指标。实验室的检验结果，为合作社按质论价收购牛奶提供依据，也为奶牛育种公司、兽医站提供信息。
　　两个实验室的工作是“背靠背”的，为安全生产提供了双保险。由于检测结果长期保存，并且实时分享给农户、育种公司、兽医站，因此，隐瞒安全质量问题的难度就非常大。
　　 “如果牛奶被查出不合格呢？”
　　“麻烦会很大。”彼得说，“一般的不合格会扣钱。严重的不合格，整车牛奶都要倒掉。”
　　倒掉一车牛奶，不仅意味着一个家庭农场3天的经营颗粒无收，肇事的家庭农场还要赔偿其他两家各3天的全部牛奶产量。再加上清洗牛奶车、储运罐的花费，一个农场为一次不合格付出的代价，约为全年营业额的3%，农场全年净收入的15%。如果以2012年的牛奶收购价计算，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万欧元。
　　如果一年内2次达不到安全标准，合作社将拒绝收购牛奶，保险公司将拒绝为经营活动承保。农场将会破产。奶牛可以出售，但一定是贱卖。牛棚、化粪池、辅助设备都不得不废弃……需要强调的是，贿赂任何一级的职能部门的行为在荷兰都是重罪。
　　从表面上看，菲仕兰坎皮纳严管、重罚的思路与我国一些专家的政策建议基本类似，但简单地照抄照搬，效果或许并不明显。
　　我国“公司+农户”的模式，是一家公司管理成千上万的奶农，这些奶农有的与公司心存芥蒂，有的质量意识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管得越严，罚得越狠，越会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菲仕兰坎皮纳合作社代表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奶农惩罚极小部分“害群之马”，抓得越准，罚得越快越重，就越能体现公平公正，越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乳业现代化路在何方

　　我国一些大型乳制品企业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大规模资金投入、大规模资源聚集、大规模机器生产。但荷兰乳品业界的观点明显与此相左。近年来菲仕兰坎皮纳正在举全合作社之力推出“户外放牧计划”。
　　荷兰瓦格宁根大学范霍伊东教授指出：“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不是把奶牛关进整齐划一的工业化设施，而是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让动物重返自然，按照动物的天性生活。”
　　在当地农场主的心目中，户外放牧计划不仅反映了“爱动物如家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更有实际的经济效益。
　　小牛出生后有足够时间呆在母牛身边，至少3天时间享用牛初乳，可以从小提高牛的体质；让母牛生活在开放的牛舍中，与同伴朝夕相处，减少奶牛的焦躁情绪，提高受孕率、泌乳率。禁止用激素为奶牛催奶，同样避免了人在喝牛奶时食用激素……
　　如今菲仕兰坎皮纳70%的奶农已经参加了户外放牧计划，新鲜的牧草、新鲜的空气和必要的运动，可以明显提高奶牛的体质。2012年，为了鼓励奶农户外放牧，合作社提供了4500万欧元的奖金。这个金额大约相当于当年公司营业利润的10%，净利润的20%。
　　反观我们，由于难以控制散户养牛的牛奶质量。近年来，我国知名的乳品公司纷纷放弃“公司+农户”的牛奶生产模式，改由公司直接建设和管理养殖规模全球罕见的“万头牧场”。万头牧场带来的问题是，奶牛密度超过环保技术、动物防疫技术能够承受的极限，农田污染严重，牛奶产品存在抗生素残留过高的隐患。
　　我国专家认为，每饲养一头奶牛，需要3亩土地为其提供饲料、消纳粪便。荷兰科学家坚持认为，按照欧盟的环境标准，每头奶牛通常需要均摊到7-10亩土地，才能保证生态平衡。
　　为什么面对生态问题，中荷两国同行的意见分歧如此之大。党国英研究员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仍是两国土地制度不同。
　　我国万头牧场的建设用地，是奶业公司在地方政府协调下廉价获取的，而且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荷兰的家庭农场主，则是土地产权的所有者。农场主安通估计，他家150公顷牧场土地，价值400万欧元。土地与厩舍、奶牛的价格比为8:4:1——土地是他最宝贵的财产。牧场土地、年销售收入、税后利润的比率为30:5:1——因为短期的经营利润而污染了土地，安通绝不允许这么做！
　　那么，对我们来说，荷兰的经验可学、可用吗？
　　我们走访菲仕兰·坎皮纳品控部门和当地农业大学后发现，农户、合作社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与其行业平均生产规模有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饲养规模10头牛以下，主要防止牛奶中的有害成分；20—30头时，关心营养成分和过程控制；50头牛以上，开始讨论可持续发展。
　　我国奶农和中小型奶牛养殖场平均饲养5-8头牛，专家认为，用3-5年时间提高到30头——也就是迈过全体生产者都来自觉重视食品安全的核心问题的门槛——从奶农的技术、技能积累上完全可行。
　　此外，合作社组织值得提倡。我国的《农业合作社法》如能以明确的条文支持合作社组织吸收合并，形成跨地区的规模效应，则发展速度也有望加快。
　　但我国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底子薄，积累少，发展资金从哪里来？
　　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尚未突破，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情况下，专家的建议是：1. 国家成立专项基金，扶持适度规模的家庭奶牛农场和乳品合作社、合作联社。
2. 合作联社发展壮大后，与国有控股的上市乳品集团整合，国家专项基金伺机退出。
3. 为了提高合作社在乳品集团中的话语权，部分国有普通股转化为不含表决权的优先股。只要农民真正具有话语权，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就可以得到保证。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需要“造桥过河”。荷兰合作社的成功经验难道不值得我们“过河”前借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