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声音”盼导师

　　“一个瓶子可以卖1毛钱，捡三个瓶子就可以买一个馒头。我那时考虑的就是这些，培志的教育使我懂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没有什么丢人的。”

记者｜王若翰

　　国家助学金申请人数比助学金名额多出一倍，面对难题，沈阳大学金融管理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决定，用学生投票的方式，选出班级中最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对其发放助学金。在此过程中，申请助学金的学生除了需提供规定的家庭低保证明、单亲家庭或军烈属证明、县级以上贫困证明三项任意一种之外，还需要在全班同学面前，做一次家庭情况的介绍。有人戏言，这样的PK简直就是“中国穷声音”。
　　此行为，被部分有意申请助学金，又不愿暴露自己家庭贫困现实的学生，称为“比穷”，有学生面对媒体直言:宁可不要助学金，自尊实在伤不起。

公平VS隐私

　　近日，一则名为“沈阳大学规定：学生申请助学金需公开演讲‘比穷’”的新闻，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一些学生表示，“想申请助学金，交贫困证明还不够，还要在全班同学面前讲家里有多困难，太伤自尊了!”“本来不想让大家知道家里困难，可这样一来全班都知道了。说是为了公平，可让我们当众‘揭伤疤’，这对我们公平吗?”
　　乍看标题，“比穷”一词似乎分外刺眼，与“炫富”遥相呼应。且因为原新闻中只提到此举系沈阳大学“某学院”所为，未说明助学金的具体来源，很多人猜测，此笔助学金可能系某企业所出，而“比穷”不过是为了作秀。
　　带着种种问题，《新民周刊》记者电话采访了沈阳大学宣传部，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坦言，该事件发生在沈阳大学的金融管理学院，新闻中提到的“助学金”来源，系国家助学金，并非外界猜测的某企业捐助。目前，校方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将尽快安排相关人员接受采访。
　　次日，记者联系上金融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周斌，周斌向记者解释，由于申请助学金的人数比学院分到的助学金名额多出近一倍，出于公正和透明考量，学院有必要保证学生们对于助学金去向的知情权。“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所有师生都有权知晓，学院最终将助学金颁发给了哪些同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这样操作，即使学院把助学金吞掉或发放给一些教师的子女，其他人也不得而知。”周斌表示，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对此必须做好思想准备，既想拿到助学金，又不愿公开自己的信息，是不现实的。
　　关于为何一定要让申请人走到台前公开“比穷”，周斌解释，大一新生刚刚入学，同学互相之间缺乏了解，学校希望通过让贫困学生向大家介绍家境的方式，将评判权交给大多数的学生，并通过公众投票的方式，尽量将助学金发放给最需要的人。　　“我们的通知上写得很明白，只是让申请学生向同学们客观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并没有刻意引导学生去进行带有煽情性质的‘比穷’，媒体用这样的字眼博人眼球，对我们不公平。”
　　据周斌介绍，所谓的家庭情况介绍，只适用于大一新生。到了大二大三，同学之间互相都了解了，申请人花钱习惯怎么样，吃什么、穿什么大家都看在眼里，助学金该给谁，直接投票就行了，不用再让申请人自己说家里有多困难。
　　面对舆论的不解，周斌表示，学院这一做法可能确实存在欠妥之处，没有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其他学校大多也都是采取这样的做法，我们这样做了好多届，之前一直没有学生反映有何不妥。但现在，我们也在积极寻找取代方案，也向学生征集意见，希望能找到一个两全的办法。”
　　当记者问及，可否考虑让贫困学生将自己的家庭情况，用书面的形式交给其辅导员，由学院老师领导评定，只将评定结果公布，免去贫困学生上台讲述家境困窘的尴尬时，周斌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我们之前考虑过，但仅凭几个老师的判断，这样未免太主观。而且老师看到的只是一纸书面报告，学生平时在生活中的状态，只有他身边的同学最了解。”

“心穷”何解

　　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无法掩饰，咳嗽、贫穷和爱，你想掩饰，却欲盖弥彰。然而，在一些特有的文化中，即便是由于出身原因造成的贫穷，也同样让人羞于面对。因此，尽管现实中真正的贫穷赤裸得如不可止息的咳嗽，亦同样有人试图用一层自卑与自尊交织的外衣，与其隔离开来。对于大学里的年轻人，助学金或许可以为其缓解经济上的拮据，然而，由于贫穷造成的心理敏感，又该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助？
　　2013年10月8日，由旅美台胞郑天琴女士创办的培志教育基金会，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义工见面会。这家机构将部分上海捐助人与目前就读或工作在上海的受资助学生组织在一起，进行了一次面对面交流。一位参加见面会的刘女士在接受采访时着重提到：“与印象中很多贫困地区学生自卑、胆怯的形象不同，几位自愿来到见面会，分享自身受资助经历的学生，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自尊自强且又彬彬有礼。”刘女士告诉《新民周刊》，在到场的学生中，有两位已经在上海找到工作，凭借自身的能力，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其中一位叫郑文礼的毕业生，在毕业后的短短三年里，不仅还清了培志教育基金会所有的助学贷款，还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并以捐款人的身份再次加入“培志”，为一个家在云南元阳的孩子提供资助。
　　记者联系到了刘女士提到的郑文礼，来自四川盐源的郑文礼目前已大专毕业3年，并在上海经营起一家属于自己的保健食品公司。“我从高一开始，接受培志的资助，每年获得1600元资助款。救助款每年分两次，在学期开学时寄给我们，每次800元。培志教育基金会对初中、高中提供无偿资助，不需被资助人偿还，但对大学生提供的是助学贷款，需要我们在毕业后，进行无利息的本金偿还。”郑文礼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大学上的是一所专科学校，所以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成功率很低。“老师们也担心我们毕业后就业情况不好，还不出钱。我当时没有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只能通过培志教育基金会的资助，每年领取3000元的培志助学贷款。”
　　郑文礼坦言，对于一个从四川大凉山区走出的贫困生来说，培志教育基金会给予他的最大帮助并不是钱，而是在过去每年一次的夏令营中，与基金会创办人及各位义工们面对面接受的人生辅导。“你可能很难以想象，我们这种从小家庭贫困的孩子，心理上有多自卑。培志在夏令营中关于快乐人生的教育，让我们可以以正确的心态坦然面对贫穷，我们明白了出身的贫穷无法选择，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
　　郑文礼告诉记者，培志的心灵辅导作用，尤其体现在自己走入大学之后。“以前在老家，大家都是大山里的孩子，家境都差不了多少。但上了大学就不一样了，我在江西南昌读大学，班里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家庭背景天差地别。在没有申请到助学贷款之前，我交不起学费，学校不肯发教科书给我，老师、校领导天天催着我交钱。我那时想得最多的就是赶紧想办法把学费交上，你说是被人知道我申请助学金更没面子，还是让同学们每天看到你被老师催缴学费更没面子？”
　　据郑文礼讲述，为了解决大学的生活费，他曾经做过家教甚至捡过瓶子。“一个瓶子可以卖1毛钱，捡三个瓶子就可以买一个馒头。我那时考虑的就是这些，培志的教育使我懂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没有什么丢人的。”
　　因为在大学中学习医药专业，大三实习时，郑文礼找了一份保健品营销的工作。“我那时很努力，业绩也很好，培志三年的助学贷款，我毕业后一年多就全还上了。第一次拿到工资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不用再向别人伸手要资助，那样的感觉真的很好。”

精神给予

　　除郑文礼外，另外两名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培志受资助人马正华、李光辉，也向记者提到了培志教育基金会给予他们的心灵教育。“父母、老师没有告诉我们的道理，我们都从培志的郑阿姨（创始人郑天琴）那里获得了。夏令营中，来自中国及美国的义工们，教我们说普通话、提高英文水平，因为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孩子，普通话水平普遍很差，小时候很多老师都不会讲普通话，更不用说英语了。如果没有培志的帮助，我们很难在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后，快速融入到大城市中。”
　　谈到培志教育基金会，马正华向记者感叹：“对于我来说，培志就像我们的父母，至今我还记得，高中第一次参加培志夏令营时，郑阿姨纠正我吃饭时嘴巴发出响声的坏毛病，告诉我吃饭的礼仪，不要嘴里边嚼食物边讲话。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这些事情以前根本没人告诉我。”李光辉告诉记者，除了经济资助和夏令营外，每年入冬时，培志教育基金会还会给接受资助的学生们寄来围巾、手套等御寒用品。“收到这些东西时，我感觉自己有人关心有人牵挂，这份温暖是钱买不到的。”
　　这家教育基金会云南办公室负责人熊光梅向《新民周刊》介绍，在受资助对象的选择上，基金会主要针对国家级贫困县，以云南为例，很多义工是专程从美国赶来，自费到云南的洱源县、漾濞县、元阳县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并与当地学校建立长期合作，由学校将家庭贫困且品学兼优的学生资料推荐给基金会，基金会会根据学校提供的资料，派义工深入到学生家中考察，确认其情况属实。家住云南省元阳县的受资助学生李光辉在进入大学之后，就曾利用寒假时间，担任起培志义工的工作，来到同在云南省的红河县，利用三天时间，完成了对当地11位申请学生的家访工作。
　　李光辉告诉记者，那次考察中，一位学生的家庭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本身就是贫困家庭出身，而那一个孩子的家庭，比我们家还要贫困。一进屋子，连一把椅子都没有，很多基本的生活用品，在他们家里都看不到。孩子的妈妈一定要留我们吃饭，并且拿出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招待我们，那块腊肉是预计要吃一年的。吃饭时，我们都不敢去夹肉吃，饭后，我把口袋里带的50块钱留给他们，他们不要，我最后只能把钱丢在床上就跑了。”李光辉表示，在培志大家庭中，他不仅受到了经济上的资助，还学会了给予和回报，如果毕业后经济条件允许，他会以捐款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培志大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