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在上海百年老医院

　　30年代。上海。

　　当这两个词搭在一起，好像会产生一种魔力，一个3D声像的开关即刻被打开了——

　　酒吧里锃亮的金色小号欢快地吹奏着爵士乐；随着那扇上了年纪的老转门一同“转”出和平饭店，街头灯红酒绿，靡靡之音弥漫，百乐门夜总会，仙乐斯舞厅……一路闪退；

　　推开石库门房子的窗户，操着吴侬软语的太太们稀里哗啦地搓着麻将，穿着曼妙旗袍的张曼玉拐下二楼亭子间的木楼梯，远处一声“笃笃……买糖粥”的吆喝声传来；

　　随着一声汽笛声，上海的早晨从黄浦江上、苏州河边苏醒，老弄堂、汇丰银行、圣约翰大学，买早餐的太太、跑洋行的买办、在教会学校读英文的小姐、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少爷，纷纷粉墨登场；

　　模糊的老照片、发黄的月份牌、昏暗的煤气灯、破旧的老爷唱机，还有锈迹斑斑的怀表，一件件扑面而来……

　　如今，在两岸三地文化人和文化商人的共同努力下，30年代的上海被美化为上述一段“花样年华”，甚至被誉为“小资”们最向往生活的全球5个年代之一。

　　相比于上世纪高贵优雅的50年代巴黎、玩世不恭的70年代伦敦、随意简约的80年代纽约和热情性感的90年代米兰，小资们念想中的老上海似乎更遥不可及，他们说：“只有30年代的老上海，才能够象征品位、格调、优雅、浪漫、摩登、经典。”

　　但，30年代的上海只有活色生香吗？

　　“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泪流，我的心儿作呕。”这是郭沫若的30年代《上海印象》。

　　如今盛行的浓浓怀旧风，就像那美颜相机把上海曾经的沧桑瞬间魔为幻美。

　　再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压轴之作《马路天使》。透过那个由吹鼓手、歌女、妓女、鸨母、摊贩、流氓、账房、房东太太、律师等人物形象所组成的底层社会万花筒，尽管电影的格调如此清新，仍可以清晰地看到30年代上海的真实存在：底层生态链上各个环节的相互倾轧、上层社会的压迫以及民族危机的深重。

　　30年代的上海并不只有玫瑰色，颠沛流离的乱世更是血色的。连年战争，连天愁苦的唯一“好处”似乎是成就医技，人间疾苦成了“新生事物”西医院在30年代上海的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

　　对一个真正的“老上海爱好者”来说，一场更专业的怀旧也许应该是寻访上海老医院。抹去被施的脂粉，还原历史的真实，发掘上海纵横170年的每一种魅力。所以，当你徜徉完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长廊，千万请记得拐个小弯，走一走如今依然市民气十足的山东中路，并请停留在145号。

 

西医在中国：仁济传奇

 

　　七层高的英式建筑围成一个半弧，深褐色的外墙上镶嵌着一排排老式的落地钢窗。室内壁灯高悬，宽敞的楼梯顺着红棕色的扶手盘旋而上，雕花走廊延伸向病房最深处。电梯每停一层，顶部的指针就移动一格，俨然一派庄重典雅、复古温馨之态。

　　上海山东中路145号，修旧如旧的仁济医院西院2号楼，上海市政府斥巨资经过两年的修缮改建，今年7月刚刚重新投入使用。

　　这是个很容易被“老上海爱好者”忽略的“怀旧地”，其实更确切地说，很多爱好者对这个重要的“上海景观”还一无所知。

　　坐落于此已长达168年的仁济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西医院。而其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西院2号楼，是目前上海存留的为数不多的最古老的医院建筑之一，而且是唯一仍用作医疗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说起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的实际年龄其实是169岁。

　　百度百科也许会告诉你，中国第一家西医院诞生于广州，确实，以“一口通商”比上海“开埠”早几百年的广州，早在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就在那里开出了中国首家西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广州博济医院前身），因此以精确的细分来说，伯驾在广州开出的是中国第一家专科西医院。从史料看，广州眼科医局第一年接诊病人2153人次，1840年因爆发鸦片战争停办两年。而以中国首家综合西医院开业的仁济医馆，甫一开业就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声誉。据记载，仁济医馆在开头两年的接诊病人数量就惊人地高达1.9万人次，1844年至1856年，13年间共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各种中国病患达15万人次。医院还为民众大量接种牛痘，帮助鸦片上瘾者戒毒。这骄人的业绩是广州眼科医局根本无法比拟的。

　　作为上海第一家、中国第二家西医院，仁济医院自创建初期起便几经迁徙，不断忙于扩张院舍规模，以满足病人的就诊需求。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2月，上海开埠后仅三个月，英国传教士兼医师威廉·洛克哈脱(William Lockhart)就在上海城内大东门一所租借民宅创立了“雒氏诊所”。由于是上海首个西医院，加之免费诊治，许多无力求医的贫苦百姓都前去一试。据洛克哈脱的《在华行医20年》记载：“医院一设立，建院宗旨就广为人知，每日都有大批人群向医院涌来，人们喧闹着，急切地要求就诊。病人不仅有上海人，还有许多来自苏州、松江和周边其他地区，远至崇明岛。这些人们所表现的信任，即使在我们交流的早期，也显得鼓舞人心。”

　　仅开业的最初8个月，医院就接受治疗了约8000名病人，其中女病人约占1/5。门庭若市、应接不暇的情形使医院不得不尽快搬迁扩建。10月，洛克哈脱将诊所搬迁至小南门外新租的四合院平房建筑内，设20个床位。因专为中国居民治病，“雒氏诊所”改为“中国医院”，又称“华人医院”。

　　1845年，洛克哈脱又以每亩40两银元的价格，租得了今福建路至山东路之间一块5.5亩的土地，并在这里建成一所外形中式的两层洋房，定名为“仁济医馆”，取仁术济世之意，亦称“山东路医院”。

　　1927年，仁济医院收到了英国地产商、慈善家亨利·雷士德的临终捐赠，分别是1万两白银和四处房产。也是在这一年，仁济医院开始建造新楼，地址就在上海最热闹的地段——山东中路145号。最初设计时，这只是一幢五层的建筑。在准备动工时，医院董事会临时决定再加盖一层，将之前计划五层扩展到六层，新增楼层用作医院永久性的临床科研部门，这也显示出当年仁济管理层对临床科研的重视和成为临床科研领跑者的决心。

　　1932年由德和洋行设计建造的六层洋楼正式投入使用，这所设备先进的现代医院正式命名为“仁济医院”。医院以“慈善”为名，施诊给药普济贫病的百姓，求医者愈来愈多。在之后80余年里，这栋英式建筑作为仁济医院的大本营见证了它运筹帷幄、独领风骚的光辉岁月。西院老楼内曾经专家云集，学科齐全，特色鲜明，消化学科、风湿病科更是国内医学界的佼佼者，形成了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大量医学人才和科研创新在这里诞生。

　　老一辈的上海人说到仁济医院，总会想起当年山东中路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病房”：“落地钢窗洁净明亮，镶嵌木打蜡地板一尘不染。16张病床分成东、西两排，过道宽敞可开小轿车……”然而，由于年久失修，老病房渐露窘态，多处木地板已经开裂，大量增加的病人也导致昔日的“大病房”如同大杂院般拥挤逼仄，被外界笑称为“螺蛳壳里做道场”。

　　与此同时，原来的医疗流程也跟不上现代需要。手术室被夹在病房中间，与监护室、血库、病理室隔开，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很难最快时间内把监护室的病人送到手术室。结构老化、功能缺失，成为制约仁济西院紧跟现代医疗服务发展步伐的难题。

　　经过两年的“修旧如旧”工程，如今走入仁济医院老住院楼，仿佛坐进时光机回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老仁济。复古壁灯、走廊拱顶、雕花护墙、深色地板、落地钢窗等，将铭刻在老一辈上海人心里的“大病房”还原再现。

　　再定睛细看其实如旧实新。病房的装饰设计中，处处显示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所有病床之间都装有隔帘，使患者的隐私得到有效的保护。根据患者病情的轻重来安排病房，让医疗行为对患者的心理影响减至最低。为了解决西院场地狭窄给住院患者带来的散步不便等问题，医院还特意将住院楼阳台进行了维修和加固，并加高安全护栏，让患者在住院期间能有一个安全的散步场地。

　　修缮后的住院楼共有7层，楼内的医疗功能与内部设施完全按照现代医疗需求进行布置。每张病床后的多功能床头设备带除了常规的氧气和吸引阀门外，还安装了患者信息标志系统和呼叫系统，将差错率降到最低。

　　除了普通病房外，西院住院楼还设置了手术室、监护室、产房等对硬件设备和环境洁净度要求更高的治疗单元，楼内的10间手术室与监护室、血库、病理室等集中在一个区域。据介绍，这些治疗单元在设计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了各自不同的医疗需求，并且安装了空气层流设备，确保单元内空气的洁净，最大程度地预防院内感染。此外，医院还将通过整个住院楼的无线网络覆盖实现移动护理和移动查房，使得患者能够在这古朴典雅的病区中享受到最先进、最温馨的医疗服务。

 

“医务传教”的探索

 

　　作为晚清年代的一家教会医院，当年仁济的社会责任并不是简单的行医治病，还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救济与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据《上海仁济医院史略》，直到1905年之前，仁济医院的账务报表中几乎没有医药费收入一栏，因此这家施医舍药的慈善医院很多年来一直被上海人称为“施医院”。遇上自然灾害，为缓解饥荒，医院还多次开设粥房施舍灾民。仅1852年饥荒发生后的10周内，仁济共施送米饭在34392碗以上。

　　事实上，“新事物”西医院慈善和人道的背后是传教授道、灵魂救赎的至高目的。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诊所(后扩大为医院)，并建议英美教会应大批派遣传教士医师来华，拓展传教事业。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出眼科医局后，西医传入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据统计，1876年在华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到1905年，共有3445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行医者301人，教会医院166所、诊所241所。

　　上海开埠后就先后有近十家教会医院在此落户。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公济医院由天主教江南教会于1864年创办，其历史之久远仅次于仁济医院，而其科室设置之齐全，曾为沪上之冠。瑞金医院的前身广慈医院，取“广为慈善”之意，法文名称是“圣玛利亚医院”，是一所由法国天主教会在1907创办的医院。

　　“医务传教”是这一时期教会医院的共同使命，他们深信，身体从破损到复原的变化不过是灵魂救赎的渠道而已。通过“医务传教”的办法在中国人当中首先展示出慈善和人道的德行，并以此为阶梯，渐渐引导他们思考这些德行赖以产生的动机和原则。

　　仁济医院的住院病人虽然每天被要求跟读《圣经》，还要遵守“Lady First”的“新奇”规定，但医药费全免，没饭吃的穷人还可领到伙食费，这使得中国百姓无论理智还是情感上都对它无比亲近。

　　不过，在治疗过程中，传教医生们发现，中国人在接受了身体的变化的同时，却并没有同时接纳上帝。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欧洲文化研究院教授何小莲指出，“有趣的是，当年传教士医师来到中国，藉医传教，医是手段，教是目的，但在中国社会，最后深入人心的主要是医，而不是宗教。”

　　20世纪初，一项针对45所教会医院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进行统计的结果显示，每所医院每年平均有18人皈依，这意味着全国在一年当中只有4000多人踏入了教会之门，这个数字与传教医生所治愈的病人数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现代医疗制度的先驱

 

　　“断肢能续小神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倘使华佗生此月，不嫌劈脑治头风。”这是19世纪70年代前期，一位从江苏邗江来沪，号“六笏山房主人”的文化人，咏怀仁济医馆的一首诗，表示了对西方医术的一种惊异。

　　西医，作为东渐的西学的一个分支，是蕴含西学信息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透过西医，普通民众从立竿见影般的医疗效果中，看到了以手术刀、显微镜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技术，而先进的中国人则从中看到了西医背后的制度安排，诸如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制度，更看到了由西医体现出来的西方精神文明、伦理道德（人道主义），甚至整个西方文化。

　　中国人普遍接受西医的背后，事实上也蕴含着传统的医疗体系、卫生观念、医患关系的近代转型，这种转型直接影响和塑造了今日中国人的医疗观念。医疗空间从医家到医院的转换，医院制度的逐步完善，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新型医疗制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传统医疗体系是一种革新，对于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则是酝酿和开端。

　　所以，在近代中国，当仁济作为一家“医院”、作为一个新事物被介绍和引进后，它所体现的现代文化意识就不能不对国人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在仁济洛克哈脱们的努力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在教会医院的引领和示范下逐步生长起来。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医院”已不仅是表面上人们所熟知包括候诊室、门诊室、住院部、隔离病房、手术室、药房等在内的医疗场所，还是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的中心，是医学知识的庇护所、医学职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医学权利的堡垒，是以医院为基础的医学教育，以医院为中心的医学实践以及系统的病历记录机构。

　　到民国年间，中国医事系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医的知识、技术、西医教育、西医医院，已成为中国医事系统中的主体部分，传统的中医已退居从属地位。在医疗行政方面，政府开始效法西方模式，医事制度的衍变也逐渐呈现西化的态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设立了卫生司和官医院，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和官方医院的雏形。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十大医院之一、当今中国重要的医学人才培养基地和医学科研机构，仁济的历史重合着西医东传的全过程，更展示着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看来，仁济所引领、实践的西医东传，在近代中国，已经超越了医学本身，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形成巨大的冲击，对各种现代公共制度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0年代的“高大洋”

 

　　各种史料表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西医事业迅速崛起。以仁济医院为代表的教会医院，都是在30年代规模上了档次，并且基本上“定调”了随后的一百年。

　　有记载表明，1932年，上海市注册医院为31家，其中西医院为28家，总病床数1823张。而正是在这一年投入使用的仁济西院大楼，已经是一座拥有250张床位和综合门诊的六层现代化医院，全年门、急诊量达20万人次。其实1922年时，仁济就已经拥有了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架X光机。

　　事实上，到上世纪20年代，仁济医院已成为上海诊治紧急病症中心。透过那些留存下来已经八九十岁“高龄”的门诊记录，上海街头市井那幅喧嚣混乱的画卷似乎依稀再现眼前：黄包车夫飞快的脚步，有轨电车叮当作响的穿越，枪声、哨声、喊杀声和惨叫声此起彼伏，而工厂里刚刚购进的机器在轰鸣。彼时的中国，社会动荡，机器作为庞然大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由机器带来的意外伤害也明显增多。这些从地处上海闹市中心的仁济医院门急诊记录中都可管窥一斑。据记载，1921年，仁济医院全年门诊病人达9万余人次，其中打架受伤者424人，刀伤84人，枪弹伤21人，跌伤317人；机器轧伤402人，电车伤54人，自行车伤117人；鸦片服毒自杀男37人、女29人，磷自杀男35人、女13人。1925年全年门诊137152人次，其中车祸伤1837人，刀伤132人，枪弹伤22人，自杀1096人。

　　30年代上海西医院的大发展，也与中国内科学大师黄铭新教授、中国外科第一刀兰锡纯教授等一大批医学人才怀着“灾难深重的祖国需要我”的信念从欧美等国学成归来密切相关。他们怀揣的先进医术、医技和医学理念，都在上海落地生根，创造出上海乃至中国的无数个第一，成为上海和中国现代医学各个领域的奠基人，他们的名字及其创造的成就永远镌刻在了中国医学史上。

 

中国人开办的医院陆续崛起

 

　　就在洋医院大发展之际，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中型医院也在30年代陆续崛起。如今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是创始于1936年由国人自己创办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医院，为纪念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而命名，1937年4月正式开业时建筑面积13597平方米，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泌尿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等科室，开放病床有300张。

　　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儿科专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其前身是由我国著名儿科专家富文寿及现代儿童营养学创始人苏祖斐等前辈于1937年创办的上海难童医院。1954年更名为上海市儿童医院，如今早就是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2010年位于普陀区长风生态商务区的新院动工，占地面积约39亩，核定床位550张。

　　1924年“本土”医学博士盛才（原名盛清诚）决心在自己工作的杨树浦一带创办医院，因为当时的公立医院、教会医院、私人医院都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或富人区，而沪东地区面积辽阔、工厂林立、劳工密集、贫民众多，医药之需远较市中心更为迫切，他把医院命名为“沪东医院”。

　　据盛才的两个外孙女，如今旅居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徐瑾医生和徐珏女士介绍，起初的沪东医院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仅设了一张病床，但由于医院服务周到，医务日渐发展，病床也陆续增加，远近有三十多家工厂职工来“团购”订诊。1934年，盛才倾其所有并向银行贷款买地造楼，1935年沪东医院主楼在眉州路34号落成。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沪东医院也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医院业务也迫于停顿。一年后重起炉灶，再购大型X光机，添置手术室各项新式器械。盛才想尽办法向国际红十字会申请救济物资，以应付战时物资匮乏的状态。

　　抗战胜利后，沪东地区工厂相继复工，人口激增，医院又加建四楼，开辟新病房，添聘各科医师，增设了多门专科，并在医院后面购置了一幢宿舍楼。沪东医院的业务蒸蒸日上，和沪东医院签约挂钩的工厂多达97家。

　　在沪东医院全盛时期，曾在医院任职的外科医师中，有刚从比利时回国的傅培彬医生（后任上海广慈医院外科主任、二医大一级教授和瑞金医院院长）、上海医学院毕业的黄偶麟（后任上海胸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吴善芳、尢大镳、董道铸等；内科有上医毕业的盛今纯、史济招等重量级名医。1948年，盛才长子盛志勇从美国学成归国后曾任沪东医院医务主任（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创烧伤外科主任、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教授，现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1956年盛才将其毕生经营的上海沪东医院，包括大楼两幢、和各种医疗诊断、治疗、康复的设备、图书杂志等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由政府改为公立医院，盛才被任命为公立沪东医院院长，并当选为多届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

　　1978年，在经历“文革”的各种磨难后，盛才病逝，1979年沪东医院易名为杨浦区肿瘤防治院（后搬移到平凉路）。55年沪东医院史也画上了句号。

　　去上海的老医院怀旧吧，让历史就像一部旧电影在眼前播放。当你徘徊在山东中路上，也许会看到传教士洛克哈脱夹着圣经提着药箱急匆匆地在拐进仁济西院大门；当你沿着老楼梯寻找着新装修的大病房，也许会与刚从五楼住院医生的宿舍飞奔下楼的年轻兰锡纯不期而遇；当你在新加固的病房露台上凝神发呆时，也许会听见老克勒黄铭新放下小提琴，拿上stick，走出办公室，微笑着与遇见的同事打着招呼，stick敲击木质地板的“笃笃”声……

　　

 

链接：上海百年老医院

   

   公济医院始建于1863年，法国驻沪领事委托天主教江南教会筹建医院，集资5万两白银，租用外滩洋泾浜附近科尔贝尔路（今中山东二路22号新永安路口）楼房作院舍。?1864年3月1日正式开办，定名“General　Hospital”，开设大小病房17间，床位35张，专供外国人治病。1878年，迁入乍浦路桥堍公共租界北苏州路190号新造医院，床位270张，取名“公济医院”。1953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准，公济医院正式改名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1981年成为上海市红十字医院，2002年加冠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图为原公济医院东部建筑）

 

　　上海同仁医院（又名ST.LUKE’s HOSPITAL）创建于1866年，为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曾经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首任院长文恒理最初在今塘沽路大名路附近设立以门诊为主的诊疗所，取名同仁医局，两年后扩大规模更名为同仁医馆，1880年医院再加扩大，定名为同仁医院。当时床位仅19张，后几度迁址，1947年9月，定址今万航渡路1561号。195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正式接管该院，定名为上海同仁医院，同时兴建1200平方米的医疗用房，床位从79张增到119张。1957年，上海同仁医院划归长宁区政府领导，改名为上海市长宁区同仁医院，1966年文革期间，更名为东方医院。1977年，医院迁址于上海市愚圆路786号，1979年恢复同仁医院院名。

 

　　红房子医院又名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沪上首家妇孺医院——西门妇孺医院发展而来，是美国妇女布道会玛格利特·威廉逊女士于1884年捐资创办。因创建时屋顶呈红色，一百多年来，被广大市民以及患者亲切地称为“红房子医院”。1924年医院购买附近土地建实验室、门诊部及仪器设备，现为方斜路506号。并创办上海女子医学院，也称上海基督教女子医学院，是当时唯一的女子医学院。

 

　　曙光医院的前身始建于1906年，是原宁波府属的奉化、慈溪等地在沪商人创设的同乡会性质的“四名公所”在上海八仙桥宁寿里几间旧房子开设的一家小型医院。1922年9月迁至当时法租界爱来格路建造新屋，并正式取名四明医院，1953年更名为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1954年8月在其南侧兴建当时上海唯一的中医医院—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1960年两院合并为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曙光医院，成为上海市十大综合性医院之一。作为上海中医学院第一家附属医院，在筹建过程中，沪上众多名老中医商榷医院的命名，一致同意定名为“曙光医院”，喻意中医事业在国家的政策指引下如旭日东升而辉煌光大。

 

　　广慈医院创建于1907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前身，法文名称是“圣玛利亚医院”，是一所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医院。上海解放时，广慈医院形成了有房屋近30幢，建筑面积约40000平方米，拥有病床780张，工作人员356名的规模。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1951年10月3日征用了医院。1952年11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时，将广慈医院划归上海第二医学院，作为该院的一所附属教学医院。1967年曾一度改名为“东方红医院”。1972年更名为现在的“瑞金医院”。（图为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院史陈列室）

 

　　上海华山医院建院于1907年，前身是中国红十字会总院，是上海地区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医院，上海华山医院是卫生部直属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的一所综合性教学医院。1991年重新恢复为中国红十字会直属医院。1992年首批通过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评审，目前已成为一所国家高层次的医疗机构，并为全国医疗、预防、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技术中心，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图为原中国红十字医院，现华山医院办公楼）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创建于1910年，1959年成为上海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后改为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医院）。1993年成为卫生部首批“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2003年12月31日，随着铁路企业改革，医院成建制整体移交上海市人民政府属地化管理，成为市卫生局直属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创建于1904年，是上海市卫生局直属的一所三级甲等大型综合性教学医院，是上海市糖尿病临床医学中心、上海市创伤骨科临床医学中心、上海市四肢显微外科研究所、上海市超声医学培训中心和中国上海国际四肢显微外科训练中心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