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荣生，自主招生养大的虫

　　“每年开学艺术团新生训练的时候，都会有几个新生明显水平很差，排练老师为此也很生气，经常吼他们，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是交了多少钱进来的？’”

记者｜王若翰

从开着宝马在校园里“显摆”的高调，到持假护照在深圳闯关被抓的狼狈，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招生就业处前处长蔡荣生，在将自己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的同时，也使本就饱受质疑的自主招生制度受到了牵连。随着“100万上人大，大家都听说过”等说法在网络上的发酵，关于蔡荣生更多不为人知的头衔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双面蔡荣生

　　公开资料中的蔡荣生，其形象如自己的名字一样集多项荣誉于一身。身为一位“优秀”的高校职工，2012年7月，蔡荣生被评为“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曾发表多篇论文并获奖。有媒体援引人民大学学生的话称，蔡荣生平时为人很有气场，就像他在演讲台上一样。
　　而事实上，早在蔡荣生此次事发“出走”之前，人大招生腐败的传闻便已在网上广为流传。从2010年开始，网上便有大量的举报材料指向蔡荣生，称其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彼时，蔡荣生与涉嫌学术造假的人大前校长秘书胡娟均被看做是人大前校长纪宝成的“嫡系部队”。
　　从履历上看，蔡荣生本人的受教育经历也颇为显赫，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2002年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2003年起，蔡荣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处长、党委武装部部长，直至此次在招生就业处处长任上“事发”。
　　其实，作为人大招生就业处原处长的蔡荣生，很早就涉足资本市场。仅从公开信息来看，蔡荣生就曾经拥有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融汇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上7家公司的“独董”头衔，其中高鸿股份、龙江交通和东华软件为上市公司，蔡荣生在这3家担任独董的生涯共长达7年之久，被坊间评价为“政商学”通吃。
　　蔡荣生最早担任上市公司独董是从2006年开始的。这一年，东华软件上市，经过股东大会选举，他成为东华软件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一直持续到2009年，每年从东华软件领取的薪酬为5万元。直到2010年11月24日，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提名甄秀欣、蒋力、郭庆旺、吴淼为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蔡荣生不再担任东华软件独立董事。
　　目前，据人大宣传部门口径：“经从有关部门了解，确认蔡荣生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因调查正在进行中，具体情况尚不清楚。”而蔡荣生也交代，其在招生等问题中涉案金额达数亿元。

　　
自主招生那潭水

    “100万上人大？”这个说法来自一名曾经参加过人大艺术特长考试的考生。此说法一经传出，马上有人民大学教授出面澄清，自己从未对任何考生和家长说过这样的话。
　　另一方面，人大内部确有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蔡荣生和人大在招生上的‘黑幕’早有耳闻，看到他这次被调查，一点也不惊讶。”另外，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在蔡荣生被纪检部门调查的消息曝光前，就曾在自己的博客上表示：“两年多前我就认定，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
　　人大自主招生到底有无猫腻？这是一个既让人感到好奇，却又永远无法亲自一窥真相的话题。在对一些艺术特长生的采访中，记者听到了这样的一些零星细节：“跟清华等其他学校不同，人大艺术生考试时，评委和考生之间是不拉帘子隔开的，这样一来，评委和考生互相都能看见，很容易有猫腻。”此说法来自一位参加过人大艺术特长生考试的考生。
　　另有一些已经通过自主招生进入人大就读的学生，也向记者提及：“每年开学艺术团新生训练的时候，都会有几个新生明显水平很差，排练老师为此也很生气，经常吼他们，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是交了多少钱进来的？’”
　　我国高校自主招生于2003年正式启动。10年来，自主招生始终伴随着各种质疑的声音。缺乏有效监督的自主招生是否公平？是否会导致腐败？这样的问题即便在今天看来已经显而易见，但基于自主招生最初的本意，及其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特殊要求，这样的问题似乎依旧无解。
　　高校自主招生一般要求考生在某些方面具备突出的能力和特长。例如，超长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在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有特殊才能以及学科竞赛获奖等。但文学、艺术方面的才能往往很难量化，尤其是在面试环节，考官的主观判断对考生成绩的影响很大，一些对外在形象上有所要求的专业，也无法做到将评委与考生之间拉帘隔开，腐败因素很容易产生。

　　
招生黑洞

　　尽管在此之前，外界对于自主招生的质疑颇多，但直到蔡荣生事件发生，自主招生这一制度在国内高校中，并未被发现证据确凿的黑幕。谈到这一制度眼下被揪出的种种腐败内幕，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却并不惊奇。在他看来，近几年，高校的招生腐败时有发生，“如果给学校招生自主权，又没有建立起监督机制，必然滋生腐败”。
　　“国内许多高校自主招生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并不到位。尽管教育部在2010年开始施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高校公开招生信息，但具体公开哪些信息、公开到什么程度，都没有详细规定。这样的《办法》，根本起不到实际作用。”熊丙奇告诉记者。
　　不仅是高校本科的自主招生，同比之下，国内的研究生招生也存在类似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指出，教育部给一所学校分配多少指标，并不透明；学校如何对招生指标进行再分配，也不透明。除“统考录取”之外，还有统考之前的“推免保研”和统考之后的“补录”、“破格”。“补录、破格指标究竟来自教育部对招生指标二次分配，还是学校截留了招生指标进行二次分配，在此问题上一直不太清楚。正常情况下，学院通常会以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为基础，确定学院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上线考生人数大致与招生指标相符，并确定录取名单。
　　“学院院长须在录取名单上签字，并将此名单提交到学校。但是，最后到学院报到的学生，往往有个别人是录取名单上没有出现的，这就是补录。”曾经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的方流芳向记者介绍：“关于补录名额，学校和学院都掌握一些，比如学院最低分数线是380分，学院原来计划招150人。学校给我两个补录名额，我就可以把学院原来最低分数线下降0.1或0.2分。在一些学校，破格和补录大约占招生数的百分之二左右。这个比例‘挺大的’，破格和补录是在校级最低分数线公布之后进行的，没有公开申请程序，只能是凭无从得知的‘标准’圈点录取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