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孩子”调查

　　“黑户”作为一个不被社会承认其客观存在的群体，由于自出生起便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项权利，黑户们的整体素质也普遍较低，并且日益成为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隐患。

记者｜王若翰

　　由于孩子的户口问题无法解决，单身妈妈刘菲（化名），将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房山分局拒绝为其子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
　　刘菲与李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状态下生育孩子小杰（化名），因无力缴纳33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小杰今年已经8岁，却仍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孩子”。从孩子的出生证明，到孩子的就学，一路走来每一个环节上，刘菲都少不了要费一番周折，四处“托关系”、“找熟人”，即便如此，目前在小杰的学籍卡上，身份证号一栏是空着的。
　　 由于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一个孩子出生后能否办理户口登记，需要各种证明，在一些地区，像小杰这样的非婚生孩子，连出生证明的办理也困难重重。没有出生证明，就无法申报国籍、户籍，无法取得公民身份号码，也无法证明婴儿出生状态及血亲关系。
　　今年10月，湖北省卫计委出台管理办法规范出生证明的办理，要求“各签发机构与管理机构不得以结婚证、生育证等作为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附加条件”。
　　事实上，原卫生部、公安部下发的一系列《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定都指出，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需要查验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件，并没有将结婚证、生育证作为附加条件。但现实却是，像小杰一样的“黑孩子”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湖北修订管理办法的新闻，使得“黑孩子”再次受到关注。

 “黑孩子”

　　他们是一群无辜的孩子，但世俗的眼光和制度的条款，为他们打上了不道德产物的烙印。非婚生子女是他们在法律概念上的身份，而在社会隐性的亚文化层面中，他们还有一个更加尴尬的名字——“私生子”。
　　2013年的隆冬时节，在刘菲的案子开庭审理一星期后，记者见到了小杰。从北京南站一路向西南，经过西六环和高速公路一连串的收费口，出租车在房山区青龙湖镇的几条小路上盘桓着找不到方向，导航信号也时断时续几经失灵，从老北京的概念上来讲，这里已算不上京城的地界，沿途景物也与普通的小县城无异。辗转找到刘菲家所在的小区，已经是晚上8点了。
　　刘菲一见面就开始向《新民周刊》解释：“真是不好意思，刚刚没回你的信息，今天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家门锁坏了，孩子回家进不去屋子，是我后来找人把锁撬开的。都没来得及给孩子做饭，让他自己去我姨家吃了。”从刘菲有些无措的语气中，记者感受出，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子，生活的确过得不易。一位独自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又岂止是孩子的户口？
　　一进刘菲的家门，小杰已经早早等在门口，看到母亲带了记者进门，又蹦又跳很是热情。这是一个活泼好动的男孩，乍一接触并不能感受到他与其他孩子的不同。“阿姨，刚才我听妈妈说你走错路了，你是不是坐到青龙湖小学那边去了，我就在那上学，我今年刚上一年级……”和小杰的对话，就在这样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开始，直到记者在刘菲的指引下，找到电脑桌上的一张光盘，气氛忽然转弯。
　　事情发生时，刘菲正在厨房里炒菜，嘈杂的排风声中，刘菲从厨房中探出半个身子，告诉正在沙发上和小杰聊天的记者，在她的卧室电脑桌上，有一张媒体寄来的采访光盘，“前几天有媒体的人来了，采访完我之后，给我寄来了两张光盘，我没放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的问题，你帮我看看……”
　　不等记者回答，小杰已经从沙发上跳起来，把记者拉进了刘菲的卧室，拿起光盘很熟练地放进了光驱。光盘果然放不出来，小杰忽然说：“不看也知道，肯定是说我妈的事。”说这话时，小杰一扫之前的活泼好动，语气里有一种很难形容的负能量，是沮丧？是无奈？还是气愤？
　　“他们说我妈生我要罚款，要不就不给我落户口，罚款30多万，我妈没钱交不起，想卖肾……”小杰继续说着。当记者询问小杰，是在哪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小杰回答：“他们一直和我妈说，见面也说、打电话也说，我听见的。我觉得计生委和公安局的人真坏，我将来长大了想参加黑社会，报复他们。”这样的话从一个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8岁男孩口中说出，记者愕然，一时无言以对。

生存罅隙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实行户籍制度管理的国家之一，中国公民自出生开始，其人身的各项权利便与户籍紧紧挂钩，在身份认证被普及到生活中每个细节的今天，户口更是密切关系着我们的衣食住行。
　　现实中，户口关系到升学、就业、社会保障、居住等几大方面，具体到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孩子从上小学到小升初，以及之后的中考、高考甚至成年后的婚姻登记都无一例外需持有所在地的户口或临时居住证明，而其他的各项社会福利、银行业务也需要通过户口和身份证号实现与具体个人的对接。在火车票都需要实名认证的今天，“黑户”们更是面临着举步维艰的生存现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户口已经成为了中国公民社会属性的重要体现形式。
　　“当时就是想有个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刘菲告诉记者，遇到李某之前，自己曾有过一段婚姻，并与前夫育有一女。但离婚后，女儿被判由前夫抚养，女儿的爷爷常在孩子耳边灌输关于母亲的种种不是，造成女儿跟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后来不肯相见。
　　“所以我想再生个孩子，把他从小带在我身边，做我最亲的人。但当时遇到李某时，他还没有和他的前妻离婚，所以我们的孩子就在这种情况下出世了。我当时根本没想过什么婚生、非婚生这类复杂的问题，也没有想到孩子会落不上户口。孩子是在郑州生的，我在当地找了熟人，帮我开了出生证明，当时没落户口，是想着等把孩子带回北京，直接落北京的户口，没想到回了北京，户口问题变得这么难。”在刘菲看来，自己的户口在北京，孩子落户北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事实情况是，2010年刘菲带小杰回到北京，其所在的房山区青龙湖镇某村大队拒绝为小杰办理人口普查登记及户口登记。刘菲找到房山区公安分局希望为小杰办理上户手续，被告知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须先缴纳社会抚养费，未缴纳征收款则不能上户。2012年10月房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计生委”）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对刘菲和孩子的父亲李某一起按社会平均收入14倍共计333466元征收社会抚养费。
　　刘菲的律师黄溢智告诉记者，对于14倍社会抚养费的罚款标准，房山区公安分局给出的解释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计划生育外的超生子女，超生的二胎按照社会平均年收入3至10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如果再超生，则要加倍。因为刘菲与李某在各自之前的婚姻中各育有一名子女，因此小杰被按照第三胎征收社会抚养费，在二胎3至10倍的基础上再加倍，最后定为14倍。
　　关于这样的《通知》是否合法，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沈亮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于离婚后的重组家庭，或在婚姻以外的生育问题，则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所以，很多具体的问题及处罚标准，往往都是各地区自行制定的，并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不仅没有规定公民必须要结婚后才能生育，还特别强调：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所以，按照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在更大层面上仅仅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并不涉及到父母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提到：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而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与公安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对无户口人员，要经调查甄别后依照规定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或恢复户口登记；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黑户隐患

　　2011年，某南方媒体一篇题为《像影子一样活：超生“黑户”的18岁人生》的报道引起国内大众的强烈关注。报道中，时年18岁的李雪，作为超生二胎，自出生起一直无法申报户口。18年来，李雪只能用姐姐的医保卡看病，用姐姐的借书证借书，作为姐姐的影子活着。没有户口，她不可能找到工作，不可能结婚生子，不可能到银行开账户，不可能到邮局寄、领汇款，不可能住旅店，不可能坐飞机，更不可能参与选举。对于李雪来说，没有户口，可能就没有一切。李雪有时会问：“世界上真的有李雪这个人吗？”
　　沈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代中国第一次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迁徙自由，是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共治下的革命根据地，也曾制定过多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对公民“迁徙之自由”的权利也做了肯定，1949年之后，迁徙自由也曾一度进入了宪法。《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明确规定：承认和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但在1975年，关于公民迁徙自由的法条，却从宪法中消失了，此后，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均未恢复。
　　“说到底，户口制度和迁徙自由是相悖的，户口就是为了把公民固定在某一区域，世界上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三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实行严格的户籍管制制度。” “黑户”作为一个不被社会承认其客观存在的群体，由于自出生起便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项权利，黑户们的整体素质也普遍较低，并且日益成为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隐患。
　　今年6月，南京发生轰动全国的饿死两女童案件，案件中，两名孩子22岁的母亲乐燕，因长期沉溺于吸毒、打游戏机和上网，将两名幼童反锁于家中，仅留少量食物和饮水，离家长达一个多月， 最终导致两女孩因无人照料饥渴而死。 
　　悲剧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悲剧。根据法庭调查显示，两名女童是乐燕与男友李文斌在未婚同居状态下所生，乐燕本人也是非婚生子女。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90后”的乐燕，不但是文盲，而且至今没有户籍，没有身份证。16岁之前，乐燕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16岁之后就独立生活，长期在夜场、理发店等场所务工。乐燕12岁才开始上学，因为年龄大受歧视，直接跳到四年级，可上了一年还是辍学了。
　　“对这样一个21岁半的母亲，我们能要求她有什么样的母爱？她得到过母爱吗？我们能要求她有什么样的关爱？她得到过关爱吗？”乐燕的辩护律师说，“没有户籍，没有身份证，没有受到过教育，与其谴责和惩罚这样一位母亲，不如去健全和完善有所欠缺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婚前性行为、与婚姻配偶以外的性行为以及妇女遭遇强暴，是产生非婚生子女的几项重点原因。在中国一些地区，为非婚生子女办理户口，需要提供孩子与父亲一方的亲子鉴定材料。据称，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夫妇，为了多生一胎而采取先离婚再生育的办法，逃避计划生育处罚。但结合一些妇女可能因被强暴等原因而无法找到孩子父亲的实际情况，这样的规定似乎也有些不近人情。
　　当黑户们在不被社会承认的环境中，渐渐长大并为人父母，“黑二代”的生活又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南京两名饿死的女童，为社会提供了参考的样本。而在记者此次对非婚生黑户小杰的采访中，孩子口中突然说出的报复性话语，亦值得社会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