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问题大透视

首席记者｜杨　江

      幼儿园还会曝出怎样的丑闻？别想，也别猜。如果不在根源上找问题并解决，孩子们就得不到健康和平安，而你我为人父母就注定受煎熬。

幼儿园，“忧儿园”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西安席卷全国多个地区的“药儿园”事件尚未平息，“毒儿”事件又再次发生——3月19日下午，云南省丘北县民办乡村幼儿园——佳佳幼儿园——发生毒鼠强中毒事件，32名孩子疑似中毒，2人不幸死亡，5名孩子经抢救死里逃生。至今，有关这起中毒案的原因猜测仍不绝于耳，最大的疑点指向当地民办幼儿园的竞争，但警方至今还没有定论。
　　呜呼，算计，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候着——我悲愤且无助地发现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险境。
　　之所以烙下这样阴暗的印象，与我从业以来的新闻一线见闻有着直接的关联。2003年 “大头娃娃”事件，一些孩子因此丧命，逃过一劫的那些孩子相比之下则很难说得上“幸运”，因为时至今日已成少年的他们仍饱受当年婴儿时期食用毒奶粉的漫长摧残——或智力障碍，或发育不良，凡此种种，当父母的无不痛苦不堪，但他们悲愤且无助，当年，该谴责的，舆论谴责了；该追责的，虽然不痛不痒，但也判了一群，“下马”了一批。唯独这赔偿机制却没有跟上，事件草草地便“维稳”了，冤有头，债无主，你让这些当农民的父母向谁去讨个说法。
　　其实，与孩子们所受的苦难相比，任何的“说法”都是轻飘的。与“大头娃娃”相似的结局也发生在后来的“三鹿奶粉”事件上，后者影响力更大，可谓食品领域的一场大地震，可，“三鹿”死了，对孩子们的算计并没有就此结束。
　　《新民周刊》在“三鹿”事件后，还曾调查曝光过华北一带的“假牛奶”现象，这些假冒伪劣产品算计的依然是孩子，所用的原料根本与奶无关，而是皮鞋的直系亲属——皮革水解蛋白。当年，这篇报道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批示，大大小小的官员也下马了一批，可“假牛奶”并未因此绝迹。
　　即便是我这样一个曾多年报道食品安全问题的记者，也不敢断言今日的中国儿童食品在经历了历次丑闻的涤荡后变得有多少纯净。
　　以前，我总在劝慰自己学阿Q，“逃不掉，那就算了吧”，老话不是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吗？还有一句老话说“眼不见为净”。可当了爹后，我终于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份焦虑了，阿Q原来不是说当就能当的。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假装自己早已修炼得可以吃百毒而百毒不侵，可孩子呢……
　　一直做社会板块的调查记者，一度以为“最严重”的莫过于食品安全问题，但最近发现，曾经以为是“乐土”的幼儿园也颇多藏污纳垢。
　　幼儿园，孩子们接触社会的第一个驿站，到底怎么了？

重病缠身的“早产儿”

　　
　　这几年来有关幼儿园的丑闻，几乎每一起我都采访报道过。
　　给我留下巨大的心灵创伤的三起幼儿园丑闻分别是：2011年甘肃正宁“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事故——这场事故直接导致19名孩子死亡；2012年温岭“蓝孔雀”幼儿园虐童事件——海量的虐童照片直逼人们的承受底线；还有发生在苏州、泰州等地的幼儿园砍杀事件——请原谅我“记忆模糊”，因为过于残忍严重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对这样的新闻，我连阅读的勇气都没有，今天，来写这篇文章时，发现居然连问“度娘”的勇气也很难鼓起。
　　当了父亲后，居然心理变得更加柔弱，我想，那就是爱的力量。我原本想，爱，对孩子们而言是一个多么轻易可取的东西，因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件多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回顾我所采访的那些幼儿园的丑闻，共通之处是它们通通发生在民营幼儿园，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准入门槛过低，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不堪重负，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趋利性，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管理混乱以及形同虚设的行政监管……
　　公办幼儿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些夺命的丑闻就偏是集中在“民营”。“重病缠身的早产儿”，州等地的幼儿园砍杀事件——请原谅我“记忆模糊”，因为过于残忍严重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对这样的新闻，我连阅读的勇气都没有，今天，来写这篇文章时，发现居然连问“度娘”的勇气也很难鼓起。
　　当了父亲后，居然心理变得更加柔弱，我想，那就是爱的力量。我原本想，爱，对孩子们而言是一个多么轻易可取的东西，因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件多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回顾我所采访的那些幼儿园的丑闻，共通之处是它们通通发生在民营幼儿园，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准入门槛过低，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不堪重负，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趋利性，或暴露出民营幼儿园的管理混乱以及形同虚设的行政监管……
　　公办幼儿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些夺命的丑闻就偏是集中在“民营”。“重病缠身的早产儿”，我给民营幼儿园下的这个身份定义，是基于我对上述丑闻的梳理以及对中国学前教育问题的调研。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前教育至少在数量上呈现明显的“国退民进”的态势，简单点说，就是幼儿园公办数量下降，民营数量激增，这个“一退一进”又是在一个怎样的学前教育市场需求下发生的呢？
　　——在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容、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导致城市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学前教育需求激增。
　　——在农村，随着青壮年的入城务工，以及学前教育概念的普遍提升，大量留守儿童被送至幼儿园。
　　这两个学前教育的市场需求形势，还与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到来相对应，要命的是，各地各级政府历年来在学前教育市场的投入都是严重的不足。
　　还有一个很严峻的变化——幼师职业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前期那样吃香，优秀的学生不再钟爱报考幼师专业，而优秀的幼师在幼儿园也留不长久。
　　在这样不断拉大的供求失衡下，民营幼儿园的大量新办甚至黑幼儿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
　　罪并不在“民营”本身，民营原本完全可以与公办相得益彰，问题是，民营幼儿园存在着先天的不足——1，准入门槛过低，一些不具备办学资质与条件的人可以轻松办幼儿园；2，民营幼儿园很难招聘到幼师正规军，更别说优秀的幼师了，招不到有资质的老师，往往滥竽充数；3，由于上述两个因素，民营幼儿园在管理能力上的先天不足更为明显；4，民营幼儿园本质上是趋利的，无论在内部管理与外部竞争上都容易走极端。
　　在后天条件上，民营幼儿园也存在不足，那就是形同虚设的监管，由于监管不到位，民营幼儿园的上述“先天不足”便失去了制约，有了种种丑陋表现的机会。

教训不吸取，悲剧会重演

　　因此，民营幼儿园种种丑闻的发生，是注定的，而非偶然的。
　　以2011年的甘肃正宁“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事故为例，由于正宁县全县包括所有乡镇的公办幼儿园在近20年内几乎全部改制为民营，再加上撤点并校，大量的学前儿童被推向民营幼儿园，小博士幼儿园的董事长并没有一丝办学的经验，但却可以与周边的民营幼儿园进行大张旗鼓的恶性竞争。在车祸发生前，这所幼儿园已经严重超出办学负荷，由于招收了周边乡镇过多的生源，校车，廉价且在无安全意识的司机驾驶下的校车，疲于奔命，终于酿成大祸。
　　小博士幼儿园的董事长锒铛入狱并病死狱中，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可恨又可怜的人，可恨不必多解释，可怜，是因为我觉得他并不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替当地政府背过。
　　2013年4月，河北平山县两河村，两河中心幼儿园两名女童在去幼儿园途中捡到一瓶酸奶，饮后中毒身亡。村里一家黑幼儿园的园长和另一嫌疑人被刑拘。警方称，他们是为抢夺生源而向同村的两河中心幼儿园门前投放毒物。
　　然而，《新民周刊》经过调查，认为投毒案背后是当地多年来黑幼儿园无序竞争、政府管理缺失的必然产物。
　　同样，今年3月发生投毒案的云南丘北县，县教育局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丘北县还有12322名适龄幼儿未能入园，教育局的官员透露，全县97所幼儿园，仅有28所“有证”，其余的69所，皆是无证民办园。
　　令人遗憾的是，对上述问题的存在，当地监管部门在事发前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就是置若罔闻。民营幼儿园先天与后天的不足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导致其负面性表现得更为肆无忌惮，尤其是趋利性根本没有节制。
　　可是，包括一起起虐童事件以及幼童被遗忘校车以至活活闷死的事故，哪一起不是最终归于“临时工”，又有谁去追究这背后真正的责任主体？我很遗憾地看到，每一次我们的孩子沦为牺牲品，受到伤害甚至戕害后，谴责、反思、追责都仅仅到涉事或者涉案幼儿园为止，并没有进一步延伸。
　　每一起事件的教训都被称为惨痛的，但领悟又是马虎的，悲剧就注定还会继续上演。
　　照理，作为常年关注幼儿园问题的“老记者”，我对幼儿园的问题算是有领教有历练了，可我想到过幼儿园的无数种丑闻，唯独没有想到喂药这件事。
　　我调查过养鸡场、养猪场从鸡、猪一生下来就给它们喂食各种抗生素，为的是减少病死率，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多赚钱，那种场面在城里人看来是很惊悚的，因为场主购买用来掺在饲料里的抗生素是几十公斤一买的，鸡、猪从出生一直要吃到上刑场，而这些药物残留最终进入了城市人的餐桌。
　　没想到这个潜规则居然也被用到了幼儿园，我们的孩子成了园长们眼里的鸡、猪。难道不是吗？在他们眼里，孩子们的功能与鸡、猪又有何区别？他们看重的就是孩子们出勤率背后的那点收益，“法律”与“道德”、“责任”与“良知”全都靠边站！
　　我最初接到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枫韵幼儿园常年给幼儿集体喂药的新闻线索时，家长们正求诉无门，他们愤怒、焦虑但却得不到任何来自幼儿园或政府部门正面的回应，以至于不少人情绪失控，或无助落泪，或酝酿堵路、静坐。
　　我同样很诧异这所幼儿园的用药动机，最初我也曾怀疑是否是与药物试验有关，但很快被自己的调查推翻，因为“病毒灵”这种药物已经生产使用了几十年，对这种药物的功效以及毒副作用，国际医学界早有定论，没必要再做人体试验。
　　那么会不会与医药回扣有关？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我调查发现100片的售价不过1.5元。但调查到“出勤率”这一点上，动机便浮出水面了，因为这是一所民营幼儿园，因为趋利性，因为幼儿园的收益、老师与保育人员的收入与幼儿的出勤率直接挂钩。
　　呜呼哀哉！

谁来斩断恶的魔爪

　　《新民周刊》以《陕西宋基会幼儿园集体喂药丑闻》为题，首次以大篇幅曝光了此事，预料之中的举国震惊。这篇报道还以大量且详实的案例披露了幼儿被长期喂食处方药“病毒灵”的后果——头晕、肚痛、便秘、皮肤瘙痒、盗汗、男童下身红肿、女童下身分泌物增多等。我当时最大的疑惑是给孩子喂“病毒灵”会不会是一个行业潜规则，又是怎样的监管漏洞导致了这样的“潜规则”。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很不幸，更多的幼儿园被发现存在违法喂药问题——同属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的鸿基新城幼儿园、吉林芳林幼儿园以及湖北宜昌馨港幼儿园，在人们以为这个新闻热点就快结束时，兰州又有一家民营幼儿园被查出来违法用药。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幼儿园先天与后天上的不足与出过大事的“小博士”等等如出一辙——幼师队伍资质不足，内部管理混乱，集体良知泯灭，而监管部门也照例是“事前无他，事后有他”。
　　还不止于此，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的办学过程有必要进一步追查是否存在腐败问题，尤其是与他们所挂靠的单位——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为了竞争，民营幼儿园通常喜欢傍大牌，比如挂靠某个实力派机构，比如挂靠某个名人，其目的最终多是为了方便招生，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这些学校的学费在当地都不菲。
　　违规给幼儿集体喂食处方药，于法不容、于理不容、于情不容，《新民周刊》在追踪报道《九问“药儿园”》一文中一连追问了九个问题，从“药儿园”本身，到民营幼儿园的种种问题，再到背后的渊源，层层递进，刨根问题，刨到了祖坟上，很有气势，但说实在的，那么多媒体都在集体追问，问得很痛快，可追问到底会不会得到回答？我自己都没有信心。
　　新闻是一个易逝品，“药儿园”的新闻热点也逐渐告去，追问再有力，也许也是空洞的，孩子们的处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不能得到一点改变？我看着自己的孩子，真的轻松不起来，乐观不起来，我没有被害妄想症，还请原谅我这张乌鸦嘴，幼儿园的黑幕不久的将来还会继续曝光出来。
　　无论是西安还是兰州，出过大事的这些民营幼儿园后来都收编公办，但相关部门如果仅仅补位到此显然是不够的。根源的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孩子们就一天得不到安宁，而你我这些为人父母的也就注定煎熬。
　　谴责也罢，追问也罢，乞求也罢，在道德泯灭者面前都是苍白的，国家要充当孩子们最有臂力的托举哥。幼儿园是孩子走向社会的桥头堡，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们植入一个怎样的社会启蒙。
　　算计，无处不在；算计，仍将无处不在。可中国也有句老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善会传递，恶也会轮回，造恶者，终有一天也会落入恶的魔爪。那谁，当你想戕害我们的孩子时，请您回首望望您自己的骨肉，他那双无邪的眼睛和他（她）未知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