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公益：无限可能

    “站在风口，猪也能飞。”在近日“免费午餐三周年”发布活动中，互联网人士雷军的这句话被公益人士邓飞引用，恰到好处

地说明了网络与公益的关系。2011年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人人参与公益、人人监督公益成为可能，而把这样的可能变成现实的，是以“免费午餐”为代表的一批运用“互联网思维”的公益项目。在执行团队和众多网友的努力下，“免午”们已经创造了中国公益界的奇迹；而实现爱心的更多可能，就把握在每一个普通人手中。

 

互联网成就“免费午餐”

 

　　2011 年初，当邓飞在南海的一艘邮轮上萌生“免费午餐”的想法时，他对“互联网思维”这个他之后赖以成功的关键要素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实际上，这个词汇在国内最早出现，也只是在2011 年李彦宏的一些演讲中；2012 年，小米创始人雷军开始频繁提及一个相关词汇——“互联网思想”；2013 年，随着雷军曝光度的不断提高，一些自媒体人士如罗振宇等开始频繁提及“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才开始迅速蹿红。

　　但这并没有阻碍邓飞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免费午餐”的前进。“去中心化、创造连接、争取信任、快速更迭”……投身公益前，作为资深媒体人的邓飞已懂得用这样的方式来生产新闻、赢得受众；当他开始把眼光聚焦于贫困山区孩子的吃饭问题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把成熟媒体人的操作方式带了过来。

　　2011 年4 月2 日，免费午餐基金在广州创立时，就联合了国内500名记者、数十家主流媒体作为发起方，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每天捐赠3元，就能为贫困学童提供一份免费午餐，让他们免于饥饿，健康成长。免费午餐所到的每一所乡村小学都开通了微博，把每天有多少孩子吃饭，每天做饭花了多少钱，一分一厘地向全世界公开。免费午餐基金挂靠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成为全国性专项公募基金。

　　自3 年前正式启动至2013 年12月31 日，免费午餐总募集善款7678万元，年均增长率34%；累计支出3991 万元，年均增长率174%。这些善款，大多数都来自个体捐助者。正是在2011 年，“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的慈善公益遭受巨大信任危机，诞生于该年的免费午餐是如何挺过来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缪力回忆说：“那时，网友们真的是一分钱、两分钱地捐给免费午餐，当他们连这些捐款也能在网上清楚地看到走向和用途时，就开始捐3 元、30 元、300 元……”信任和爱心就是这样点滴汇集。

　　3 年来，免费午餐运用社会化媒体动员社会参与，用“群”的方式组织人财物，用微博、公益网店、月捐等网络筹款的方式，把普通人参与公益的成本降到最低，被视为中国公益界的创新典范。把所有该公开的都放到网络上“晒”，让全民来监督，这使得免费午餐至今没有发现一起食品安全事故和资金安全事故。

　　2013 年，免费午餐新增项目学校154 所，累计学校总数达到359 所，同比增长75%。截至2013 年12 月底，项目总涉及19 个省区，2013 年受益人数91190 人。以“免费午餐”为核心和样板，邓飞公益团队又创立了“暖流计划”、“大病医保”、“女童保护”、“点亮心灯”等一系列旨在造福乡村儿童的公益项目。快速更迭的特点也明显展现。 　　

　　从最初一名记者的一个理念，到中国最受欢迎的公益活动之一、获得中国政府慈善最高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免费午餐借互联网之力，创造了奇迹。

 

学会与政府合作

 

　　“直接影响了国务院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出炉”，这是免费午餐宣传资料中不可或缺的一句。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评价免费午餐时说：除了创造性地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人人公益，免费午餐的另一大功绩就是以民间之力推动社会政策的转变。

　　实际上已成为全职公益人的邓飞，一直在不同场合提到自己将来要重新做回记者。“免费午餐的发起者都是媒体记者，我们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整合资源和舆论监督。我们应该是轻骑兵，创立和摸索一种行之有效的公益模式后，把它交给社会，交给政府。”

　　在《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一书中，邓飞提到，在免费午餐开始尝试与政府合作时，曾受到强烈质疑，反对者在微博上与他“论战”：有人认为这意味着项目被政府“收编”，有人认为这必将使免费午餐沾上官僚机构的贪腐和低效。但邓飞认为，在关爱乡村儿童这件事上，免费午餐和政府的宗旨是一致的，只是各自的行为方式不同；免费午餐是一个建设者，应该想办法汇聚一切可以汇聚的爱心力量，为什么不可以找到双方联合的模式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免费午餐开始与各地的教育、民政等部门接触，了解官员们的想法，与他们探讨合作的可能。在湖南新晃和湖北鹤峰等地，实现了“政府出1 元，免费午餐出2 元”，在全县推广免费午餐的模式；有些地方合作了一段时间，最后因为政府政策的变动，免费午餐不得不退出。在这个过程中，免费午餐依然保持依靠网络公开的全面透明，以事实击倒了质疑。邓飞透露，最近，在江西九江的武宁县，“免费午餐出1 元，政府出1 元，家长出1 元”的新模式将开始试点。

　　邓飞曾表示，政府出钱向免费午餐这样的公益组织购买社会服务，是他心目中民间公益组织与政府合作的理想模式。公益组织可以因地因时制宜地为政府提供优秀的模式，让民生工程真正落到实处。

　　免费午餐近日在上海发起的一场公益分享会上，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合作发展总监张利谈到，尽管互联网思维提倡“去中心化”，但好的公益组织不能自我隔离，而是需要和企业、政府等主流的组织做好衔接，不能把公益组织做成纯粹的“道德选择”。有人担忧“和企业、政府合作会降低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张利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公益组织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实现品牌的增值，这样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这需要充分借鉴企业的商业操作模式；而对于一个新生的公益组织而言，它的公信力其实是

小于政府的，不存在与之合作会降低公信力，实际的情况是相反的。”

 

让公益变得更“轻”

 

　　互联网思维下的公益组织如何发动公众参与？网络与公益的结合还有什么可行的创新方式？在上述分享会上，AHA 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顾远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民的公益参与方式以及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依托网络平台，公众可以更多地参与公益活动的信息提供、信息发掘以及建言献策，而这种形式的参与有时可以直接推动决策的实施。

　　他举例说，2011 年12 月，PM2.5 刚刚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时，官方发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即使在人们感觉明显是污染十分严重时也是“轻度污染”。于是，国内著名的环保NGO“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了一场“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号召环保NGO 和市民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开始自测PM2.5，并通过网络发布信息，为人们提供普通人在各个地点测得的数据。活动不仅为上海、广州、温州、武汉等城市的环保组织和市民募集了便携式PM2.5 检测仪，让这些地方的民众亲身参与进来，对空气质量愈发重视，而且直接推动了当地PM2.5 监测及发布的进程。

　　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韩国首尔地铁4 号线的“高低把手”。首尔不少市民在长期乘坐地铁过程中感到，悬挂高度一致的地铁把手设计得并不合理，对个子矮的人来说，够不到头顶上的把手是一件很尴尬和不便的事。于是市民们通过网络平台将意见提交给地铁方，后者予以采纳，于是4 号线上就出现了高矮不一、更加人性化的地铁把手。又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通过网络向全世界征求破解城市建设难题的良策。

　　公益如何有趣？“一个鸡蛋的暴走”越来越广为人知，而活动的发起方上海市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秘书长王志云说，面向公众筹款有时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既要赢得信任，又要让公众觉得参加进来有意思。2011 年，联劝的“鸡蛋暴走”

公益平台上线，通过亲友间“打赌”完成50 公里徒步行走的方式，让募捐变得更有动力，参与者更有成就感。“你可能不相信我们这个组织，但你总相信你的朋友。而且跑步、‘暴走’，本来也是当下流行的生活方式。”王志云说，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平

均每一个人“暴走”，就能带动7.6个人捐款，数额平均在230 元左右，相对于民政部公布的2012 年全国人均慈善捐款额的60.4 元，是不错的效果。

　　同样是走路，爱盟公益推出了“行善”手机App，为用户的运动计步，用户每走1000 步，加入爱盟平台的企业就为公益捐出1 元钱。创始人郭鹏说，将来用户可选择的“行善”任务还会增加听音乐、做美食等方式，让用户参与公益更轻松、更开心。

　　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合作发展总监张利表示：“公益没那么沉重，它是一种好的生活表达方式；而公益创新也并不必须是颠覆性的，它常常是嵌入原生活的。”王志云提出，美国民众平均每年将收入的2% 用于公益捐款，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0.2%。互联网思维下，公益组织在筹款方式上的创新上仍有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