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来改变世界吧
阅读提示：“不管你在哪里从事志愿者服务，无论是中国、加拿大、印度、非洲，我相信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出遵从你内心的决定，我们是能切切实实改变这个世界的。”
记者｜应 琛
什么是全球教育的伟大使命？
在青少年国际素质教育的领军者Me to We看来，就是培养和造就国际公民。由其举办的We Day（我们的时代）就是以此为目的的一场全球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领袖峰会。
每一年，因为We Day，国际多个城市、数以万计的青少年、教育家、体坛宿将、好莱坞影星、全球企业家、国际领袖等各界精英聚集一堂。他们用音乐、艺术、演讲感染每一位年轻人，激发大家的服务热情，从而勇敢地面对挑战。
获得We Day入场券的唯一方式也是服务。2013年的 We Day，全球20万的学生通过服务获得了入场券。在We Day，他们聆听世界领袖和各界精英们的鼓励和指导, 分享和制定行动计划。
4月29日，Me to We将We Day的“迷你版”Mini We Day第一次带到了中国。一场主题为“创新、公益与行动”的青少年峰会由Me to We和上海协和国际学校联合举办。中外学生和教育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如何让中
学生更多参与社会服务与创新活动，从人生最美好的年代开始，共同营造美好世界。
选择需要勇气
“不管你在哪里从事志愿者服务，无论是中国、加拿大、印度、非洲，我相信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出遵从你内心的决定，我们是能切切实实改变这个世界的。”当Me to We联合创始人马克·柯柏格走上舞台，发表题为《选择的勇气》的演讲时，Mini We Day迎来了整场活动的第一个高潮。
一开场，马克便播放了一段关于弟弟克雷格·柯伯格创立公益小组Free The Children（FTC，解放儿童）的视频，用弟弟的例子来阐述人生的选择。
1995年， 12岁的克雷格因为《多伦多星报》上的一则《12岁男孩为童工呐喊遭谋杀》的新闻，和班上11个同学成立了Free the Children 公益小组，希望通过孩子的力量帮助贫困国家的童工。
“也就是在那年夏天，克雷格决定一个人去巴基斯坦，用自己的双眼去感受这些童工的问题。终于，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妈妈同意了。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马克说，这次南亚之行成为了克雷格一生事业的开端。
如今，FTC已经从12个7年级的中学生组成的公益小组，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公益组织，在全球45个国家援建了超过650所学校。其创新的“认领村庄”项目，通过教育、医疗卫生、农业与食品安全、干净的饮水和可持续的经济收入五个方面，帮助了上百万的贫困家庭不再需要资助。
其实，关于选择，马克同样有发言权。在普通人眼里，他的决定更让人难以置信。
从小身为好学生的马克，13岁那年设计发明了不会带来污染的清洁剂；15岁获得“安大略省公民奖”，是最年轻的荣誉公民。18岁时收到哈佛大学抛来的橄榄枝，但他做出了生平第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了直接到哈佛读大学的机会，只身前往泰国，成为了一位帮助艾滋病者的义工。
幸运的是，哈佛为其保留了学籍。回国之后，马克进入哈佛商学院就读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23岁的他，选择接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攻读法律硕士学位。
“作为罗德奖的获奖者，我很快发现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我可以获得任何一份符合我薪水要求的工作，几家世界著名的大公司以公开宣称‘拥有最多罗德奖学者’为傲。我快毕业时，一个极为诱惑的职位起薪16万美元年薪，外加签约红利和安家费，这对一个吃了好几年罐头食物的学生来说，很难拒绝。”马克说。
然而，他最终回到多伦多，加入了FTC，和弟弟克雷格一起，开始了与全球青少年一起工作的历程。
马克说，他和弟弟时常用特蕾莎修女的话激励自己——“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做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带着伟大的爱去做很小的事情。”
公益需要可持续
在公益之路上，马克一直在思考什么才是衡量一个公益组织优秀与否的标准。
“公益机构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捐款人，将捐款用于认捐的项目上是公益机构最基本的工作。但如何才能让公益机构既保持活力和效率又不动用捐款人的善款呢？”马克认为，要达到这个理想目标，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方法之一。
为了给FTC持续“造血”，2005年，Me to We以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身份应运而生。其创新的青少年领导力课程、独特的志愿者旅行、有机时装与生活产品、励志书籍和教材、大型公益盛典等创新项目，让发达国家的青少年对社会服务有了全新的认识，让他们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己也不断地进步。
马克告诉《新民周刊》，组织架构上Me to We作为一个企业仍然是以营利为目的，但是Me to We50%的利润都将全额捐赠给FTC，让FTC运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这些钱将用于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教育发展项目，也为全世界的青少年走出校门帮助世界提供了机会”。
马克似乎找到了答案——好的公益不是依赖他人的捐赠，而是需要自身的可持续。
据了解，FTC 的筹款65%来自发达国家的青少年，35%来自政府和企业。而因为专款专用的透明财务和最低的运营成本——9%，FTC也成为了最被尊重的慈善基金会之一，
“不过，区别于其他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Me to We主要是针对高中学生，除了到国外当义工的服务之旅外，学生会在活动开始之前和之后组织相关联的演讲，聚会等活动。Me to We注重的是团队协作，演讲和领导力的培养。”马克补充道，在加拿大，随着Me to We多年的发展，年轻人从各年龄层中最不乐于助人的群体发展成了最乐于助人的群体。
如今，Me to We成为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领军者。从加拿大到美国，从英国到中国，美国加拿大大学委员会、中学联盟、教育部、教育署，青少年公益的力量和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和支持。
从改变自己开始
马克的妻子同样毕业于名校斯坦福，后又获得罗德奖学金进入牛津继续深造，现在在FTC负责肯尼亚中心的工作。
马克坦言，自己和妻子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很多志愿活动。面对目前中国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孩子出国教育的问题，马克说，进入名校不仅仅需要聪明，还需要会关心他人，并展现综合能力。他建议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活动：“如果想申请到哈佛这样的常春藤名校，学习成绩好并不足够。除了SAT分数，还需要对某一个领域的精通和大量的社会活动经历。”
据了解，社区服务已经融入美国中学教育，而且是高中毕业必要条件之一。首先，可以从社区服务工作中衡量该学生的领导力。其次，社区服务和志愿者的服务目的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解决某种当前的社会问题。美国教育非常看重和培养学生回馈社区的热情。他们不喜欢只会学习的学生，一个学习好又懂得回馈社会的智德兼优的学生才是今后最有可能成功成才的学生。
“所以，在美国，一个高中生毕业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参与了好几百小时的社区服务工作了。”马克告诉记者。
当然，社区服务在大学审理官心中也有两种性质：主动性的和被动性的。主动性的服务工作一般是自发性组织的活动，有始有终。被动性的活动是学校安排的任务，花费一点时间在不同的服务工作上。
“Me to We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整个公益作为一个学习的过程。”Me to We大中华区总代表张婕信心十足地表示，她并不担心中国的一些家长和学生抱着功利的目的来参与其义工项目，“来参加过我们项目的孩子，最终都能从活动中学到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并思考人生的价值以及如何将自己的资源用在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地方，同时又非享受。”
“在世界各地与人的交往中，我们度过了快乐的时光。是什么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我总是扪心自问，带着‘帮助他人建立美好生活’的愿望奔赴贫穷或者灾难地区，自己却在那里体会了幸福，得到了励志。”这便是柯伯格兄弟的至理名言。
张婕也强调，Me to We就是要变被动为主动，“有家长告诉我，她孩子在参加完肯尼亚的义工项目后跟她说，以后不会要求再买名牌，再去享受，会把省下的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并且还想到中国的农村看看，去帮助那里的孩子。所以，重要的不是参加了什么活动，参加了多少活动，而是通过活动，孩子改变了什么。”
活动当天的第二个高潮是全场齐跳We Day舞。领舞的是来自上海市建平中学的陆一行，他是建平中学首批参加Me to We肯尼亚义工项目的学生之一。旅程回来之后，老师和同学惊讶地发现，这个原本有些内向的大男孩变得开朗和自信起来，也越来越展现出自身的领袖力。
陆一行说：“这个被定义为全球化的时代，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并且应该肩负起世界公民的责任，因为自愿也好被迫也罢，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去改善这个世界，去做出一些改变。”
作为在中国最早和Me to We合作的学校之一，上海建平中学校长杨振峰表示：“今天我们思考教育，就是要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教育的环境，让学生尽快融入到社会中去，从竞争走向合作。这正是Me to We的理念，注重国际化的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国际公民意识，也是我们合作的基础。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负担得起去国外做义工，建平便和所在街道社区结对，让更多的同学到那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Gift（天赋）+Issue（想要去解决的问题）=Make a better world（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Mini We Day的现场，马克给出了这样一个公式。
“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最珍贵的礼物，想想你们最擅长的事情并告诉你周围的朋友。如果你能做一件事情，你会干什么？”马克如此解释道，“所以，改变自己，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大家努力去做同一件事情，给予这个社会上一些问题的足够关注力，本身就是馈赠，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会引导我们创造出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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