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66处日军慰安所寻踪
阅读提示：“标明慰安所的具体地址，就是告诉日本的士兵们——这里是日军正规的慰安所，军人们可以按图索骥去寻欢作乐了！”
记者｜姜浩峰
“只需3亿日元就能全部解决‘慰安妇’问题。”这是日本杂志《周刊现代》曝出的安倍雷语。6月上旬，安倍晋三召集关系密切的一些媒体负责人，召开“恳亲会”。据透露，在这样的酒局上，喝多了红酒的日本首相颇有些胡言乱语，也或许是酒后吐真言，他以“3亿日元”这样一个数字，来掂量整个“慰安妇”问题。3亿日元，大致相当于1500万人民币。
同样是数字说话——166个上海日军慰安所分布情况被首次披露。6月底，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血色残阳，‘慰安妇’——日军性奴隶历史记忆”展览上，该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这166处日军慰安所分布图，当然包括了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其存在时间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14年。它既是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另一方面，分布图中还包括了新发现的当年慰安所地址。我相信，随着调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明年的这个时候，新版的分布图中，将不止标明166处慰安所。”
新证据不断涌现
上海日军慰安所分布图即将出版的消息，《新民周刊》记者早已获悉。那是6月初的一个上午，记者在武宁路上海地图出版社附近偶遇苏智良教授和他的研究生。研究生扛着一大卷纸。苏智良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做一个项目——争取出版上海日军慰安所分布图。”当时，由于还在核实证据，苏智良无法给出图上即将标出的慰安所精确数量。“在一百五六十处左右。”苏智良当时说。
2005年，通过十年调查考证，苏智良撰写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曾认定149处慰安所原址。又是整整十年之后，经过艰辛的调查、取证，又新认定17处慰安所。
作为学者，苏智良从1990年代开始，跑遍万水千山，搜集证据，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慰安妇”研究专家。即便如此，对每一个新发现的与“慰安妇”有关的事物，他仍会仔细考证。比如新发现的日本印制的标记有“慰安所”字样的老地图，共有三张。
其中一张《虹口地区地图》，系当年的日本宇野商店印刷制作，图上标明虹口横浜桥附近的美媚里慰安所和克明里慰安所等。
另一张《上海街区图》，系1937年8月15日在东京印刷，图上标明绘制单位——“大日本帝国陆地测绘部”，并标有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的坐标。这张图的一大价值在于——在印刷这张图的两天以前，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而当这张图发到侵华日军手中时，日军正在侵略上海，乃至向南京进军！“标明慰安所的具体地址，就是告诉日本的士兵们——这里是日军正规的慰安所，军人们可以按图索骥去寻欢作乐了！”苏智良说。
“大一沙龙”的生意有多好？家住东宝兴路108号的陆明昌老先生于1994年回忆说，他自己从1932年初直至抗战结束，一直在“大一沙龙”工作，负责烧饭、搬运啤酒等。“营业情况一直很好。因此，老板近藤就只身带着钱财跑回东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龙’便由老板娘近藤美津子一个人支撑。大约在1944年左右，老板娘死了，此后则由其儿子经营，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稍晚年代的《1943年最新大上海地图》，由日本堂书店发行，森武久制图。其中在虹口至少确认两处慰安所——上海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和“大一沙龙”慰安所。就连当年的郊县地区——浦东浦上路亦即今东沟路附近，亦有一处慰安所标志。根据日本人山中三平1937年写的《海军陆战队的故事》等资料，峨眉路400号是一幢硕大的三层楼建筑，当时由日本海军陆战队霸占地皮兴建，其中设立了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
那么，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苏智良告诉记者：“这就是一个日本海军直营慰安所。”据考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拥有两处专用娱乐慰安机构。一处位于四川北路多伦路路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对面，系军官专用“海军俱乐部”；另一处在峨眉路400号，即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
峨眉路400号慰安所的考证、发现，最初来自从江苏科技大学退休的周新民先生。
如今于镇江办学的江苏科技大学，源自1933年诞生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大公职业学校。2012年，周新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私立大公职业学校的档案时，查询到大公职校于抗战胜利后准备复校，曾接收了“日本海军俱乐部”作为校舍云云。
周新民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关于‘日本海军俱乐部’，当时我翻遍了国内资料，都找不到线索。在苏智良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1937年日本的《改造》杂志，其中提到了不少日军娱乐慰安机构，有很多名称，未必直接写慰安所。”
周新民还在日语网站“上海历史地图”上找到一幅当时日军所用地图。在这张图上，峨眉路400号的位置处标注为“日本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有关这个地点的相关说明文字，亦系引用山中三平《海军陆战队的故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无执勤任务时，除了去陆战队内的娱乐慰安机构外，军官们还去司令部隔壁的海军俱乐部休闲，下士以下则大多去密勒路的集会所。下士以下官兵集会所原来在老靶子路，如今在密勒路新建了面积大、设备完善的三层楼现代化集会所。”当年的密勒路，后来改名峨眉路。
如今的峨眉路400号为一幢五层楼建筑。周新民通过实地查访，确认该建筑原先确实只有三层，现在的第四、第五层楼系1980年代所加。因此，该建筑的确切地址和当年三层层高，确实都与山中三平的记录相符。
上海市民李美珍出生时，家住峨眉路400号。在“血色残阳”展览中，展出了她捐献的日本制造的发电机木箱，以及原日本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的窗户把手。这些都是家中旧物。李美珍告诉记者：“我是遗腹子，我的父亲、抗日军人李克明，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父母是胜利后搬入峨眉路400号居住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这个箱子，后来被我母亲用来放棉花胎了。”
面对着展览中摆放的当年的清酒玻璃瓶、储存木炭的陶缸等等物证，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丽菲教授对记者说：“单个的物证也许不足以说明什么，但当这些物证构成了证据链，便能彻底击穿谎言。”
时间带不走历史
麻生彻男是战时日军军医。据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撰写的回忆录《从上海到上海》记载，1938年1月2日，日本军舰“海运丸”将日本军方征集的日、朝女子104人作为“紧急军需品”运抵上海。根据麻生彻男对她们进行的体检结果，24名日本妇女多患过性病，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妓女；而80名朝鲜妇女基本是处女, 显然是被诱骗来的。
朝鲜籍老人朴永心就是被诱骗来华的典型。
“那个可怜的怀孕的人就是我。”这是2000年12月，在东京，朴永心老人从照片上认出了自己。这张由美国记者瓦尔特·乌勒（Walter Wundle）于1944年9月3日拍摄的照片，当时的照片说明这样写道：“在中国云南抓获的日本军朝鲜人‘慰安妇’”。当时，中国远征军经过艰苦鏖战，终于在松山战役中战胜了日本守军，并最终将朴永心和照片中另外三名姐妹等人解救出来。而更多的“慰安妇”，已经在战斗的后期被日军杀害。
1939年，年方17岁的朴永心被日军以招工为名骗至平壤，随后坐着装货的火车经过几天几夜颠簸，到达已沦陷并曾遭屠城的南京。朴永心从南京开始“慰安妇”生涯，及至到上海，到新加坡，到缅甸，最后又被送至滇西松山新设立的慰安所中。其间，她被日军像给狗起名一样，一忽儿叫“歌丸”，一忽儿叫“若春”——总之，奴隶是没有姓名权的，主人想起什么花名，爱怎么叫就得怎么答应。她受尽虐待，乃至怀孕。获救时，已是身心俱疲胎死腹中，并永久失去生育能力。后来，她得到了一位中国医生的治疗后，回到朝鲜。
陈丽菲告诉《新民周刊》记者：“2000年，我们陪她到南京，到云南，一路寻找当年日军的罪证。在一张老照相馆的老照片中，朴永心还认出了被日军强迫裸体拍摄的自己。”朴永心于2006年8月于平壤去世。因为生前没有看到日本政府有反省表示，朴永心死不瞑目。
和朴永心一样死不瞑目的，还有中国老人袁竹林。
专程从广东赶来的程菲女士，在“血色残阳”展上，讲述了她养母的苦难。“我的妈妈袁竹林，最早和当时武汉市政府的一个司机结婚。随着日军进逼，她的丈夫汪国栋撤退到重庆。她的婆婆不让她撤退，并且还逼着她改嫁。她被迫带着与第一任丈夫生下的女儿，嫁给一个厨师。第二任丈夫为了给随嫁来的挨饿的女儿找吃的，偷了餐馆里的蛋糕，被发现后就一个人跑了。”程菲讲诉道，“那是1940年，妈妈才18岁。被人哄骗说，可以介绍她到湖北鄂城做服务员，没想到到了目的地，竟然是日军军营！”
根据程菲的讲诉，袁竹林和同去的姐妹们马上喊：“不去了，不去了！”这时候，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老板过来，让士兵用枪顶着她们的腰进了兵营。“这些记忆是我听妈妈讲的，印象很深。”程菲告诉记者，“当年，她们认为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后来，随着苏教授的研究，并带着妈妈她们向日本政府声讨公道，扭转了世人的看法。”
被抓进兵营后，有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医生来给她们做强行检查，主要是查有没有性病。我的母亲被起名叫“吗沙姑”，另一名同去的被起名“露米姑”。她们的“名牌”被挂在小房间的门外，房间里就一张床、一个痰盂。每天，至少要做十几次性接待。老板就坐在外面收钱，生意忙的时候，急了还会踢门、骂人。“母亲有一段时间坐不了板凳，下身疼痛难忍啊！”程菲激动地说，“她来例假，老板也不准她休息。慰安所的老板给她们发一种白色的药，说吃下去永远不会有痛苦，其实是避孕药。”
刚开始，袁竹林常常把药片扔掉，日本兵知道她是新来的，不会有性病就违反规定不戴安全套。袁竹林在慰安所怀孕了，她的日子愈加艰难。她曾一度想放弃生命，在冬日趴在雪地里希望冻死自己，但被发现，抓回去后便是一顿毒打。为了让她流产，日本人在她肚子上放板凳，日本兵站在板凳上压她的肚子。“大出血后，妈妈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妈妈决心逃出去，被发现后日本兵将她的头死命往墙上撞，鲜血直流。后来也因此落下头疼病。还有腰疼病，是被枪托顶的……”程菲泣不成声。
不久后，袁竹林年仅三岁的亲生女儿在武汉饿死了。程菲哽咽断续地说道：“以后几十年，母亲的梦中都是一岁的女儿张着小手向她跑来。”1946年，袁竹林抱养了刚出生的程菲做养女。2000年，袁竹林参加“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控诉日军残暴行为。2005年8月5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她发表《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控诉书。2006年3月29日，没有等到日本政府任何回应的袁竹林，在广东湛江逝世，享年84岁。“死不瞑目！”程菲哭诉道。
种种实例表明，“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亚洲的战争中，推行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本国妇女之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欺骗、掳掠、强迫等手段，为远离本土、数量庞大的日本军队配备了从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亚洲各地强征的大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建立了完备的军队“慰安妇”制度。甚至在东南亚各地的西方妇女也难逃厄运，著名的“三宝垄事件”就是日军奴役白人妇女的例证。根据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林博史整理并公开的资料，二战时期的一位日本海军军官证实，在太平洋战争时，他所属的部队在印尼苏腊巴亚至少把270名荷兰军队军官的妻子和当地女性强行带到巴厘岛，并迫使她们成为日军“慰安妇”。
相当数量的女性在被日军残暴的性虐待过程中死去；战争结束之际，部分日军曾奉命对“慰安妇”进行肉体罪证消灭；辗转存活下来被调查所证实的女性，或不能生育，或精神失常，或肢体伤残，无一不在极度痛苦中挣扎。苏智良为此评论道：“‘慰安妇’制度是日军违背人道主义、无视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犯罪行为，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法西斯对女性登峰造极的集体奴役，集中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也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最惨痛、最刻骨铭心的的记忆与教训。”
对于安倍晋三喝着红酒笑谈“慰安妇”问题的泼皮说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镒表示，必要时须让日本政府对此事件表明立场。于此同时，日本民间倒也不乏正义之士。7月4日，日本自由记者土井敏邦拍摄的韩国“慰安妇”证言纪录片《与记忆共生》在东京涩谷一家小型电影院正式公映。《与记忆共生》根据土井1994年至1996年在韩国原“慰安妇”住所——“分享之家”采访拍摄的视频制作而成，其中记录了7名前“慰安妇”的证言。她们在纪录片中作证指出，当时她们被“为日军制作军服”“当护士”等各种理由哄骗或强行拉走到新加坡、上海等地充当日军“慰安妇”，“被当成‘处女贡品’献给日军长官享用”，在极其简陋的房间里充当日军的性奴。
而安倍的酒后胡言，又岂止在“慰安妇”问题上。比如针对日韩外长会谈，安倍说：“我说过，只要等待，韩方就会主动找上门来。”对中国——安倍忽而放言“安保法案就是冲着南海上的中国”；忽而宣称要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军合作，“敲打在南海上的中国”。他甚至拍胸脯承认“的确在谋划和中国的战争”。
去年《新民周刊》记者采访苏智良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认定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在世者尚有32人。陈丽菲透露：“今年这一数据减少到22人，死亡12人，新发现2人。”然而，时间带得走生命，却带不走历史。“慰安妇”问题，无疑是日本于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时间和金钱无法抚平的创伤。
链接：上海系列抗战历史地图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师范大学除了发布“166个上海日军慰安所分布图”以外，还联合腾讯共同制作系列上海抗战历史地图。分别为《上海抗战历史地图系列一——抗日救亡分布图》、《上海抗战历史地图系列二——淞沪抗战分布图》、《上海抗战历史地图系列三——组织机构分布图》、《上海抗战历史地图系列四——事件暴行分布图》、《上海抗战历史地图系列五——慈善救助分布图》。
索赔、审判与罪责
自1990年代起，亚洲各地的“慰安妇”幸存者不断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但没有一例胜诉。在这种情况下，“审判日军性奴隶制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活动于2000年12月在东京举行，民间法庭裁定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犯有反人道主义罪，日本政府应向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道歉和赔偿；同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敦促日本政府承担责任。但日本方面否认“慰安妇”史实的言行连续不断。2007年3月，安倍晋三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时，就多次否认日本政府与“慰安妇”有关联，宣称“慰安妇”并非强迫。同时，日本高等法院单方解释《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战争受害者无权向日本法院提出战争赔偿诉讼，受害者们的“追索”之路仍将充满曲折和艰辛。
“慰安妇”数量
根据中、韩、日等国学者的调查和研究，整个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人数有40万以上。其中，中国“慰安妇”人数在20万左右，她们多是被抢掠或欺骗至慰安所，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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