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司：古老的治国智慧
阅读提示：土司制度节约了大量国家治理成本，如军费、官员俸禄等；土司因俗而治，保留了民族的文化多样性。
记者｜王 煜
2015年7月4日，这是73岁的司城村村民向盛福永远难忘的日子。退休后一直为传播湖南永顺老司城文化辛苦了13年的他，终于等来了这座遗址申遗成功的消息。当天，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土司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议。这次，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贵州海龙屯三处联合申报成功，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
喜讯传来，老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一天，在遗址分布的三地，在三省的省会，在土司的研究机构，在北京……欢呼雀跃的人还有很多。土司，这一中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现象，开始走向世界。
沉寂多年土司城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县，早已因猛洞河漂流和芙蓉镇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不过，很长时间内，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里还隐藏着一处文化遗址。
沿着猛洞河溯流而上，在县城东北19公里处的灵溪边，800年前，依山傍水开建了一座功能完备的城池，这就是今天的老司城遗址。
说到“土司”，不少人乍听之下还以为是“吐司面包”。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授权地方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当地的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是这种制度下少数民族官员与衙署的名称。土司始于元朝，陆续结束于清朝，最后终结于民国。通常认为，土司制度的前身是源自于唐朝的羁縻制度。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李渊下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行政殊于华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羁，即马笼头；縻，即牛缰绳。唐朝的“羁縻”思想是对边远少数民族首领既要给予一定政治、经济利益，又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将这种思想实施于政，体现在“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新唐书》记载，当时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
元朝时，羁縻制度正式改良为土司制度，目的依然是为了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巩固中央王朝的统治；也还是实行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其职、世长其民、世领其土”的自治管理模式，宽柔相济、恩威并用。不过，元朝对少数民族认识观发生了彻底改变。羁縻时期的统治者，认为少数民族是蛮夷，不可教化，而元朝统治者本身即是少数民族，他们把少数民族看作国家体系内的人民。同时，羁縻制度下的土官属国家职官体系之外另立的一种体系，而元朝则将土司真正纳入了国家机构统一的职官体系，土司成为中央王朝统辖的地方行政官员。土司制度在明朝进入鼎盛时期，且影响力大的土司集中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永顺古称溪州，老司城就是溪州彭氏土司的治所，本名福石城，亦称司城、老司城。彭氏土司影响力很大，被朝廷授予土司官职中级别最高的宣慰使，相当于从三品。今天，游人进入老司城先要在灵溪边搭上渡船，领略两岸青山绿水的婀娜风光之后，再登岸拾级而上，进入建在山上的古城遗址。土司时期，老司城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十分繁华。
百姓流传，老司城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十巷，人户稠密，市店兴隆，史书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清朝贡生彭施铎作《竹枝词》称赞当时老司城盛况：“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下令结束各地的土司制度，将原土司区从世袭的土司统治改为和其他地区一样，由具有任期的流官治理，这就是“改土归流”。清朝雍正时期，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彭氏土司和平接受了朝廷的安排，回到江西原籍。之后，老司城的大部分地面木制建筑都被拆除。
风格各异的三座遗址
上世纪40年代，湖南永顺老司城司城村居民向盛福只有3岁时，被妈妈带着到老司城的观音殿祭拜，要做“观音的弟子”。殿堂里两人高、三人宽的浮雕花砖照壁，绘着梅花、野鹿、鲤鱼跃龙门的城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3年前，退休后，曾兼做文字工作者的他开始研究老司城的历史文化，撰写了《土司王朝》等几本专著。
如今，老司城地上存有千年祖师殿、彭氏宗祠、摆手堂、石坊、石碑等，可供游人观赏；而土司墓室、土司古墓群等地下区域，尚有三分之二以上待考古发掘。永顺不仅有老司城这座天然的土司“露天博物馆”，同时还在县城通往老司城的必经之路兴建了老司城博物馆，以展出遗址考古过程中发现的文物，老司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已获批。
唐崖土司城是另一座功能比较完备的土司城，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同样依山傍水而建。覃氏土司在此相继十八代，历时460余年。虽然品级几经升降，大多数时间都在比较低的“长官司”级别（相当于正六品），但唐崖土司城建得比北京紫禁城还大，被民间尊称为“土司皇城”。土司城辟有3街18巷36院，内有帅府、官言堂、书院、存钱库、左右营房、跑马场、花园和万兽园等，共占地1500余亩。在土司城内外还修建有大寺堂、桓侯庙、玄武庙等寺院。
而贵州遵义的海龙屯，以“险、峻、奇”为特色，孤峰入云，相对地面高度达974米，四面陡峭，关隘林立，壁垒森严，是播州（遵义古称）杨氏土司的军事要塞。要塞用当地非常坚固的石料筑成，屯顶面积达1.59平方公里，便于屯兵操练。堡垒建设体现了严密的军事战略思想，属中国乃至亚洲保存较好的关堡山城体系。明朝万历年间，土司杨应龙在此与明朝中央以及其他土司的联军大战，最后兵败身亡，以一种惨烈的方式被改土归流，堡垒随后废弃至今。当下，想要登上屯顶，仍要费不少功夫，越过
有些关口甚至要手脚并用，可见当年的险峻与牢固。
有些关口甚至要手脚并用，可见当年的险峻与牢固。
全国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处秘书长、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介绍，目前全国共有3000多处土司遗址，保存较好的有100多处。那么，为什么选择上面三处遗址作为代表申遗？他说，三处遗址涵盖了土司的不同级别、不同民族，有综合遗址也有军事要塞，历时较长，经历了土司制度完整的周期，保存度较好，建筑艺术水平高，是西南土司中的较好代表，从而也是中国土司的较好代表。
土司与中央的纠葛
元朝至清朝，朝廷赋予土司对当地进行自治化管理的权力，如对领地、属民、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武装力量等方面的管理；同时还规定了土司对中央政权的明确义务，如进贡、纳赋、征召等。大多数时候，土司遵循与中央的这种契约，双方和谐共存；然而，土司之间、土司与中央之间也时有摩擦，有时甚至上升至兵戎相见，而海龙屯正是见证了这样一场血战。
历史上有“两广岑黄，思播田杨”四大土司之说，其中又以播州杨氏实力最强，极盛时南北横跨两千余里，除今天遵义市全境，还包括黔东、黔东南、贵阳、铜仁和重庆的部分地区。但是传至杨应龙时，播州土司的实力已大不如前，他一心想要重振雄风，遂对先人所筑海龙屯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整与加固。
全国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轮值主席、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陈季君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海龙屯体现了杨应龙的三重战略防御思想：最外一重由乌江、娄山关等星罗棋布的点和面组成，山连山，水连水；第二重是在海龙屯前修建了各种其他屯，作为屏障；第三重是在海龙屯上筑起核心九关，每个关隘都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播州土司之前一直效忠明廷。杨应龙统辖期间，重拳打压播州内部的“五司七姓”，依靠收买“苗兵”来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杨应龙的做法，激起了播州百姓、五司七姓及贵州官员的不满，而播州所处位置为四川、贵州交界处，两省的官员都想争夺此处的权益。大族首领和贵州巡按一起联名上书，将他告上朝廷，历数他的24条大罪。此后，朝廷派出要员在重庆三堂会审，认为杨应龙“论罪当斩”。对此，杨应龙提出愿用白银两万两赎罪，并愿意拨付5000名土兵助朝廷平倭。
然而，第二年四川巡抚又要抓他定罪，杨应龙只好又一次来到播州边界，下跪请罪，并答应交出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做人质，再交赎金四万两。结果，杨可栋到重庆没多久就患病身亡。杨应龙索要儿子尸体回乡安葬，官府却不给，还催他先交齐赎金再说。悲愤之下，杨应龙遂与朝廷正式决裂，举兵“反叛”。
先期与明军交战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四月十六，杨应龙退回海龙囤，准备坚壁清野，严防死守。一个多月里，明朝的八路大军始终无法攻破海龙屯，尤其是在飞虎关及其前的“三十六步天险”，大炮难以发挥作用，而且一遇进攻，守军就居高临下抛下滚木、礌石，明军死伤惨重。
最后，在其他土司的帮助下，明军从后关攻破海龙屯，杨应龙自杀身亡。明军虽然平复了杨应龙之变，将播州改土归流，但“平播之役”耗费了朝廷百万军饷，使得明王朝元气大伤，和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并称“万历三大征”。明朝被这三大征耗尽了气数，不久即灭亡。
在今人看来，明廷对播州土司的狡诈和反复，是杨应龙“叛变”的重要原因；明廷也因此自食其果。随着中央与土司的势力各自膨胀，中央不妥善处理好与后者的关系，就会导致国家动荡。
海龙屯见证了中央与土司的“黑色历程”，而老司城呈现的是二者和谐共处的图景。成臻铭介绍，明朝时，永顺土司曾多次出兵帮助朝廷抗倭，而且战功卓越，是常胜将军，得到朝廷表彰“东南战功第一”。成臻铭说，当时的永顺和毗邻的保靖的土兵被一起征调，称为“永保土兵”，特别英勇善战。原因是永顺土兵都是“上阵父子兵”，同一村寨或者有亲属关系的士兵共同打仗，战斗力很强；并且，保靖土兵还在暗地里和永顺的土兵“竞争”。据说，永保土兵的排兵布阵受到戚继光的影响，并接受过王阳明的指挥。
明廷从老司城的军队征调十分频繁，永顺土兵几乎参加国家用兵的各个方面，除抗倭外，还包括“征蛮”、“征贼”，总计被征调进行大小战役近60次，而每次永顺土兵都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足迹北到辽东，东至浙江沿海，南抵广西，西达川陕。如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这一年永顺土兵就应征参加了4次战争。
永顺土司对朝廷的朝贡规模也不可谓不大。老司城周边盛产优良木材，最多的一次，有300-400根金丝楠木进贡以供紫禁城的修葺。这些木材沿着湘滇黔驿道运输至汉水，再至长安，入黄河，到通州，进北京。在老司城申遗过程中，故宫博物院还提供了相关资料，证实故宫某间宫殿立柱所用木材来自永顺土司的进贡。来而不往非礼也，朝廷也多次表彰和赏赐永顺土司，给予后者的官品也保持在最高的宣慰使。
七百年智慧文化
申遗成功，“土司文化”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李世愉对《新民周刊》表示：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中特定的一种文化，不能离开土司制度来谈土司文化，不能将其和一般的少数民族文化混为一谈。
在中国建筑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申遗文本中，有如下描述：中国土司遗址展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联合申遗的三处遗址是中国西南部地区土司管理制度的特殊见证。13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备了稳固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文化、政治、军事实力，此期西南广大少数族群自身内部社会发展也已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中央政权为深化对这一地理阻隔、文化多样地区的管理，谋求社会的整体平衡与发展，制定并推行了秉承“齐政修教、因俗而治”传统智慧的“土司制度”；同时，对土司管理权力和义务的制度化规定，促进了其管理方式与国家管理体系和文化思想的接轨。
土司文化对教育非常重视，这来源于中央的要求。朱元璋创立明朝后，承袭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但增加一条规定：土司职位的继承者必须有到太学学习过的经历，不然就不被中央政府承认。此令一下，土司子弟为保住自己的地位，纷纷求学，实力较强还自己在土司城内兴办学堂。老司城就曾开办“若云书院”，延请各方名士至此讲学，据说，王阳明、唐伯虎等人都曾到过这里。成臻铭说，朱元璋此举的本意在于从文化上控制土司，但这条敕令客观上提高了土司区域的文化氛围和水准。
而在继承人问题上，土司制度的推行也使得女性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土司的承袭顺序中是包括女性的，并且规定继承者接任土司时如不满15岁，需要由成年女性为其“携礼掌印”，类似于“摄政”。整个土司制度中，女性继承者、摄政者有一两百位，其中著名的有年轻即为子摄理宣慰使、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杰出贡献的奢香夫人，还有60岁尚带兵出战的瓦氏夫人等。
土司制度是一种区域社会管理模式，在成臻铭看来，它具有很强的政治现实意义：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自治制度，从土司制度中吸取了不少有益元素，而且这种研究和借鉴在当下仍然是非常必要的。成臻铭提出，土司的研究视野应当从历史向文化、政治转变，其中重要的发展取向有历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
三峡大学武陵民族研究院院长、全国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黄柏权则认为，土司制度节约了大量国家治理成本，如军费、官员俸禄等；土司因俗而治，保留了民族的文化多样性。这些，对世界上的民族国家治理具有普适价值。
成臻铭还提出，“现代土司”现象不可忽视。土司制度里的“划地而治称霸一方”、“统治区域内等级森严”流传到现在就成为一些官员在自己所辖区域内骄横跋扈、为所欲为的做派。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我们对待土司制度应有的态度。
狂欢之后该做什么？
申遗成功，对三处遗址地而言都无疑是极大的利好，尤其这还开了“湖南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贵州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标志意义明显。7月4日当晚，永顺县政府门前的广场上腾起灿烂的烟火，政府机关、医院、车站、大商场、出租车等有显示屏、横幅的地方，打出了“热烈庆祝老司城申遗成功”的标语。人们期待着当地的旅游、交通等产业获得飞速发展。而遵义的海龙屯，在申遗成功后决定将门票由原来的60元直接翻倍成120元，引起了争议。
向盛福儿时记忆中老司城那些美轮美奂，总计108亩的建筑，不少在后来的“文革”中被毁。该如何避免这种疯狂的重演？
陈季君告诉《新民周刊》：此时，政府必须冷静，要做好对遗址的保护和文化意义的深挖。政府、企业和民众要联合起来，使得遗址的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她透露，实际上遵义政府已经请公司来包装和运营海龙屯，“重要的是政府一定要清醒，切忌急功近利”。
“在利用和保护之间，保护永远要放在第一位。”黄柏权说，当地政府应该遵守国际公约和法律法规，尊重遗址的文化价值以及当地人保留原有生活方式的意愿，不能随意迁移。要保护遗址附近的原有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址和自然都保护起来，“整体保护，合理利用”。同时，接待游客要有数量限制。“门票适当提价的收入可以弥补之前的申遗过程以及对遗址持续性保护的投入，这是合理的。但提价不能过高，不能成为摇钱树。”在他看来，管理部门必须具备相关知识和专业能力和眼界，这一点至关重要。
成臻铭则撰文指出：对于土司申遗，政府要有规划预见，研究者要有合理建议意见；遗址成为旅游景点后，要善待全球的考古者、文化研究者、爱好者，不能让他们被高昂的消费挡在门外。
李世愉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申遗成功后，当地的经济收入都有普遍上升，“利用”本身即是申遗的回报之一，无可厚非；但“保护”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实际上，如果这些遗址所在地没有出台对应的保护法规，申遗是不可能获批成功的。他还介绍，拿到“世界遗产”的名号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实际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一直追踪和评估遗产地的状况，如果出现保护和利用不当，将发出警告；如情况严重，不符合相关要求时，将把该地移出名录，而一旦移出，几乎没有再列入的机会。
另一个问题是：全国的土司遗址那么多，还有能申遗的吗？
2002年4月28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第26次会议，限定世界遗产申报和审批的名额，规定一个国家一次最多只能申报两处遗产，而且至少包括一处自然遗产提名，没有世界遗产景点的缔约国享有优先申报和审批的权利。
但成臻铭发现，虽然有这个限制，但以前列入名录的遗产系列却容易扩充遗产点。以文化遗产类为例：“明清皇宫”系列于1987年12月列入名录，当时列入的遗产点是北京故宫，2004年7月，沈阳故宫又入列该系列。又如“明清皇家陵寝”系列，2000年11月最初列入的是明显陵（湖北钟祥市）、清东陵（河北遵化市）和清西陵（河北易县），后来又有盛京三陵（辽宁沈阳市）被列入。
本来，名额限制从2002年就开始了，然而2004年7月中国却能有3处遗产进入名录。其中的关键之处，是当年的2处遗产点属于往年列入名录的系列。
以此推论，这次三家土司优先申遗成功，实现列入名录的“零突破”后，其他土司遗址之后逐年加入名录的机会就大增了。李世愉透露：接下来，广西忻城壮乡故宫、云南孟连土司遗址、四川卓克基土司遗址等地也将开始申遗程序。
9月底，老司城博物馆和景点已经正式开放。从申遗开始就一直被变得非常忙碌的向盛福，依然保持着他的高度热情。他说，他已经培养了十几个讲解员学生，还要接着培养更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家乡的土司文化为世界了解。在他眼里，土司的故事，永远写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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