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为何打女生
阅读提示：那是一段如此自以为是又如此狼狈不堪的青春岁月。我们轻易地伤害别人，也轻易地被别人所伤。
记者｜应 琛 实习生｜牟雅菲
5月11日，上海房地产专修学院预科班学生鲍嘉（化名）经历了十多年人生中最黑暗的4个小时。尽管事发后，施暴女生已被处分，但对鲍嘉来说，道歉和惩罚都无法消弭内心的恐惧，她说：“再也不想回到那所学校读书了。”
众人围殴扇耳光、绳索捆绑拳打脚踢、烟头烫伤逼吃秽物……如果将这一幕幕青春的残酷物语，仅仅视为“熊孩子的恶作剧”，恐怕对受害者而言，就是永难醒来的梦魇。校园欺凌并非近年才有，但如今这些“恶霸”行为却借着病毒式传播手段，将未成年人之恶，淋漓尽致展现在公众眼前。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近日频发的校园暴力作出重要批示：“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教育部要会同相关方面多措并举，特别是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坚决遏制漠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行为。”
这是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后，总理直接关注校园暴力。据了解，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中小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校。这也是近年来，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校园欺凌进行治理。
花季的孩子们怎么了？
鲍嘉的噩梦，开始于5月11日晚9时许。在老师结束当晚的查寝后，她先被小杨、小闵两名女生带去了另一个宿舍，被强制化上丑妆，做出翻白眼、比剪刀手的动作，并拍摄成照。其后，４名女生对鲍嘉实施了扇耳光、打手臂、逼其吸烟、用烟灰烫等多种折磨行为。
在被带到寝室阳台后，鲍嘉遭受的虐待更加严重。除了被数十次扇耳光，还被用瓶子砸头、浇冷水、罚跪、被迫吃施暴者吐出的口香糖、被逼跳舞等。施暴过程中，有人在一旁拍照、拍视频，而对面宿舍楼的男生则在围观起哄。
一直到凌晨１点半，对鲍嘉的虐待折磨总共持续了４个小时之久。从鲍父向媒体提供的照片来看，在被殴打后，鲍嘉的脸、腿等身体多处均有不同程度受伤。
据鲍嘉描述，事情的导火索是一女同学借了自己的课本迟迟不还，自己多次讨要未果后请求老师帮助，引起该女生不满。在这之后，自己向男同学的“吐槽”短信又被意外泄露，该女生和其朋友知道后，决定要找自己“算账”。
事后，施暴者担心老师和同学看到鲍嘉身上的伤，不准她去上课，她不敢不听，便请了病假，晚上老师来查寝时，她也被要求躲避。直到5月13日，父母来校接她回家，她才开口说起被打的经过。
在对事实进行调查后，学院在5月20日贴出处分公告——5名施暴女生一人被开除学籍，2人被留校察看一年，2人被记大过。目前，警方已经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鲍父则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给孩子和家庭一个交代。
事实上，鲍嘉的遭遇只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现象的一个缩影。据统计，2014年至2015年，通过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就有43起，发生地包括北京、上海、广西、云南、辽宁、海南等。
多起校园暴力事件还带来了“血的教训”——陕西汉中市第六中学一学生被同校4人拦住索要钱财，未果后被对方刺伤；青海一初中生服农药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自称曾被多位同学欺凌；河南商丘一所初中2名男生因收作业发生争执，致一人当场死亡；江苏一所中专4名女生侮辱欺凌2名女同学，殴打后强行拍裸照……
与此同时，校园欺凌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在全世界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
早在1983年，挪威的全国性调查显示，7—16岁的学生中，15%的人与欺凌行为有关。2011年，美国约瑟夫森青少年伦理品格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关于美国高中校园欺凌行为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50%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一年里欺负过别人，47%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被以非常令人难过的方式欺负、取笑或者嘲弄过，10%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至少一次带武器到学校。而日本政府在2015年6月5日公布的《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也显示，日本校园欺凌现象普遍，在为期6年的追踪调查中，近九成学生曾遭遇校园欺凌，形式包括集体孤立、无视、说人坏话等。
不同阶段的校园暴力
十年前，国内对“校园暴力”“校园欺凌”这类词还是非常警惕的，学校会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词，我国法规中还存在将其“事故化”的倾向。而在国外，“School Violence”是一个很常用的概念，主要是指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欺凌行为，不仅限于身体暴力，还包括精神暴力、性暴力、歧视等行为。
但现在，《通知》明确指出，校园欺凌指的是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些年来，我国对于校园暴力的关注重心，有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第一阶段，比较关注外侵型校园暴力。“当时，我们强调校园安全，是筑好围墙，做好保安，阻止校外人员侵入校园，伤害师生，以及破坏校园管理秩序。”姚建龙表示，2010年，福建南平郑某砍杀小学生案，使国内对外侵型校园暴力的关注达到了顶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公安部发布了维护校园安全规定，要求配校园保安，当时重庆还配了校警。”
第二个阶段，关注的是师源型校园暴力，即侵害的加害人是教职员工，形式以性侵为主，也包括体罚和虐待学生，尤其在农村偏远地区大范围出现了这种情况。该类型的顶点是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幼女开房事件。
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的校园欺凌，这在早前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在姚建龙看来，当前公众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焦虑，某种程度上因为过度关注而被夸大了，“现在对校园暴力的关注，具有很强的‘孕妇效应’的色彩，即原本是偶然因素，随着自己的关注，变得像是普遍现象——例如当一个人怀孕了在街上走，就会发现满街都是孕妇。”
姚建龙进一步解释道：西方发达国家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一般均在80%以上，相较而言，我国的校园欺凌发生率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根据他今年对全国29个县104825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发生率为33.36%，其中经常被欺凌的比例为4.7%，偶尔被欺凌的比例为28.66%，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当然，超过30%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对此，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受中西方教育文化的影响，“中国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强调遵守纪律、服从，强调集体主义；国外（欧美）还是强调个性，强调孩子自己去单独面对问题”，所以总体而言，国外的校园暴力发生的情况肯定比中国更为严重。
杨雄同时指出，从时代来看，由于现代的改革开放，巨大的人口迁移导致很多家庭破碎或者分离，从而产生了六千万留守儿童，几千万随迁子女，甚至还有几百万的流浪儿童，“家庭的分离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孩子心理极易发生扭曲，会变得孤独、冷漠，攻击性也会变强”。
杨雄根据长期的跟踪总结发现，农村偏远地区校园暴力发生率本来就高，这跟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关系；而在城市里，校园暴力更多发生在那些因高考失败、中考失败，或者是来自离异家庭的孩子身上，“在上海也是这样的，技职校的学生抽烟、吸毒、校园暴力都比一般学校严重。所以如果抽样调查的是这类人群的话，校园暴力的比例当然就是很高的。”
而记者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从总体情况来看，上海的校园欺凌发生的绝对数量不多。近三年来，上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几乎没有接到过关于校园欺凌的投诉；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亦反映，虽然目前没有关于校园欺凌的分类别统计，但就整体情况而言，这一类的投诉数量比较少。
但市教委表示，虽然上海校园欺凌发生的绝对数不多，但校园欺凌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它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必须加强预防和处置。
用暴力来刷存在感
“不要以为在好学校的孩子就没有遭受校园暴力的危险。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时刻谨记，人性的恶，在哪里都一样。它跟你的年龄，跟你的身份，跟你的阶级，跟你的收入无关。”一个曾经遭受过校园暴力的网友这样写道。
而当记者梳理2015年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时发现，在被报道的校园欺凌里，“女生暴力”渐成公众关注的焦点。具体而言，女生间的暴力呈现出群体性，表现为“多对一、多对多”，折磨措施一般与性、身体侮辱有关。
例如2015年6月的江西永新校园暴力事件，多名女生约出被侵害者，对其实施罚跪、侮辱性殴打、扇耳光，殴打时间长达5分钟。在该事件中，涉事女生有9人，其中小学生有2人，中学生4人，3人已辍学，年龄都在12至16岁之间。
但在杨雄看来，这并不能说明女生间的暴力行为就要比男生来得多，“从少年犯的数量上来看，男女比约为5:1。而女生比较多的是因为恋爱、吃醋。男生则是以强凌弱，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上海人说的‘拗分’（要钱），很多少年犯罪都是这个原因。”
杨雄曾经走访过上海的技校。有校长就坦言，如今“女追男”现象很多，“你看到的视频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技职校的，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高考的压力，而欺凌主要的原因是争风吃醋。因为青春期女生成熟得早，所以倒过来追男生，两个女生追一个男生打起来的事情很常见。当然也有一些大的欺凌事件，有的女生像学校的山寨霸主一样，让别的女生服从她，或者她看不惯某个女生，就拉着一帮女生去欺负她。”
姚建龙更是直言，特别关注“校园女生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偏见，“我们的性别观念还停留在‘女生不应该打架’的阶段，所以女生和暴力间就产生了矛盾，引起了新闻点。但女孩打女孩本身，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一样也是青春期。对女孩子给予特殊的关注，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
不过从纵向的数据来看，女性犯罪率确实在上升，如今已占到整个刑事犯罪的15%左右。“所以，女生校园暴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另外，也和女孩子的性格有关系，女生宿舍就是一个江湖嘛。”姚建龙告诉记者，他经常收到网友发来的暴力视频，其中女生打女生确实不少，“但总体而言，还是男生间的校园暴力多一些。”
2009年，上海南湖职校二分校的“熊姐”打人事件，可以看作是“女生打女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对女生校园暴力的关注，是从‘熊姐事件’开始的。当时视频就是在网上传播，单日的点击量超过70万。甚至掀起了网友的人肉搜索，继而引发了线下的‘屠熊行动’。”姚建龙始终认为，校园欺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青春期的正常行为，“具有一定的自然天性。但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极端个案，它只是校园欺凌中的一部分。两者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大部分未成年人在度过青春期后，并不会把不良行为带入成年期，而会‘不治自愈’，除了极端个案。但如果我们把极端个案作为校园欺凌防治的主要对象的话，却是值得商榷的。”
杨雄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只要是有校园存在，有青少年的青春期阶段存在，校园暴力是无法消灭的，“就像小公鸡好斗一样，小孩打架其实也是一种练习社会化的过程。青春期的孩子没有清晰的法律意识，因此对他们的法治教育、文明教育很重要。”
记者留意到，女生校园暴力的另一个新特点是：施暴者暴力，旁观者冷漠。当看见校园暴力发生时，围观者不是去制止、劝阻或报告老师，而是饶有兴趣地拿起相机和手机进行拍摄，以一种娱乐的心态看待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且在网络中传播散发。施暴者还会通过论坛、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对受害人进行言语攻击，或上传受害人隐私、被侮辱的照片、视频等。
曾经，隐秘性是校园欺凌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多发生在楼梯拐角、厕所、寝室或上下学路上，这类环境几乎没有外力控制，青少年很容易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行为。
但校园欺凌为什么在最近突然变成一个热点，姚建龙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新媒体、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学生之间的欺凌行为，以非常细节化的方式展示在成人社会面前，“因为孩子是没有底线的。现在的孩子还有一种‘炫暴’心态，一般成年人做坏事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们却是就怕别人不知道。这是青春期孩子典型的心理特点，希望能引起别人关注。就像是父母不理他就砸坏玩具一样，是不成熟的体现。”
杨雄则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没什么财富，只能靠身体，“他们有时就用暴力来刷存在感，把暴力视为一种英雄的行为，尤其是男生。”
而这种暴力视频一旦在网络上流行，无疑又是对被欺凌者的“二次伤害”。
被欺凌改变的人生
“时间真的能够抚平伤痛吗？”2014年，一项有关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答案。这项研究经过长达50年的追踪发现，童年时遭受欺负，可对人的精神健康造成长达约40年的持续影响。那些经常被欺负的孩子在45岁时会有更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
在日本，校园欺凌一度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并衍生出一个独特的现象“不登校”（不上学）。根据日本教育部的定义，所谓不上学，就是由于心理上、情绪上、身体上或者是社会原因，造成即使想上学但又不能去，排除生病和经济原因，一年缺席30天以上的情况即为“不登校”。2007年，日本“不登校”的儿童有13万人，其中37.4%是害怕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辱。
较之显性的人身伤害，几乎每起校园欺凌事件，都给受害者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心理损伤。鲍嘉母亲告诉记者，事发之后的几天，孩子一直在做噩梦，提起当晚的事就会非常惊恐，也带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尽管学校表示将给予更多关爱，帮助鲍嘉完成学业，但孩子却说：“自己再也不想去这所学校了。”
今年3月，中国传媒大学三名学生联合撰写了一份题为《走不出的青春梦魇：校园欺凌受害者调查报告》，以详细的数据和真实的案例，告诉人们受害者遭受了怎样的身心伤害，一些受害者在经历校园欺凌后多次试图自杀，部分受害者被确诊患有心理疾病，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
该报告指出，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时，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就读于初中。52.27%的受访者遭受欺凌至今已有5—10年的时间，18.18%的受访者是在10—15年前遭受欺凌。
而在校园欺凌中，精神暴力和身体暴力是最为普遍的形式。从数据来看，超过九成的受害者都曾在校园里遭受过同学的辱骂、讽刺、挖苦、孤立、冷漠、威胁、恐吓等精神暴力。
值得关注的是，并非所有身体伤害都是施暴者直接造成的，受害者因该事件而产生的生活状态变化、以及心理伤害导致的自残等隐性暴力行为，同样可能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伤害，甚至对长期的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在调查中，有15.91%的受害者认为校园欺凌事件对其长期的身体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医院检查结果包括轻微哮喘、心律不齐、神经衰弱等。更有一位受害者表示曾四次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接受腕部缝合，三次接受洗胃透析，并留下了植物神经紊乱的后遗症。
上海政法学院全国青少年犯罪与司法研究及服务中心访问学者滕洪昌告诉记者，对于受害者心理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认知，受害者的注意力可能无法集中，包括言谈举止，人际交往的时候就会开始慢慢地缺乏自信；上课的时候可能精神恍惚，健忘，学习效率降低等等；第二是情绪，会出现如焦虑、烦躁、恐惧、无助等，甚至还会有比较强的自我压抑；第三，就是会对受害者人格特征有所影响，可能会慢慢变得内向、孤独、不愿与人交往。“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就是多数受害者遭受欺凌后的主要心理危机，尤其是性侵带来的伤害，其症状可能带到成年之后。”
这一点，在上述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调查数据还表明，受害者个人发展受到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学业事业方面。48.9%的受害者从遭受欺凌至今，对重要活动的参与感明显降低，这可能令他们丧失学业或事业上的重要机会；39.8%的受害者学习成绩明显下降，是由于害怕遭受欺凌而逃学，或受欺凌困扰而无法专心于学业所致；31.8%的受害者还表示，事件发生至今，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
其次，人际交往方面，他人对待校园欺凌事件的态度，同样会影响受害者的感情。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因亲人对校园欺凌事件处理不当而疏远了与他们的感情；此外，有三成受害者因校园欺凌事件而与朋友感情疏远；超过两成受害者至今无法正常恋爱。
从欺凌事件发生至今，高达78.4%的受害者因欺凌事件而对校园安全产生怀疑，51.1%的受害者认为社会黑暗，用恶意去揣测他人的受害者占44.3%。其次，以暴制暴的观念会在受害者心中形成。
当然，在此类校园暴力事件中，施暴者和受害者同样让人惋惜和揪心。滕洪昌表示，对施暴者来说，如果不及时采取干预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习惯的行为方式，会变得麻木不仁。因此也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很难获得社会认可。
在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旁观者。这个群体庞大，通常不被注意，却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旁观者本身也可能转变成受欺凌者，使欺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
姚建龙的建议是：“家长和老师对孩子要多了解、多观察，发现反常行为要及时了解并反映给学校。让孩子坚信，父母和老师永远是孩子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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