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残酷物语
阅读提示：如果有机会，你会对那两个男孩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问，我会听他们说——而这正是大家都不去做的事情。
记者｜阙 政
躁动的青春期，暴力有多普遍？看看影视剧就知道——发明了“不登校”一词的日本，也创作了大量的“火爆校园”——《热血高校》里的铃兰男子高中，《学校制霸》里的衣笠高中，《火山高校》里的火山高中，《再见小津老师》里的私立高中，《坏孩子的天空》……在这些校园里，读书往往变成次要的事，各种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才是常态。
你以为女生就没有暴力吗？韩国KBS电视台去年推出的新剧《你是谁——学校2015》，就将视线聚焦于女学生之间的孤立、嫉妒、霸凌——对，并不是只有身体上的殴打才算暴力，孤立、讥笑、谩骂、背后谣言中伤乃至起个侮辱性的绰号，通通都算。
回头再看看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是不是也感觉中枪了？毕竟，谁在成长过程中没有领到过一两个不那么中听的绰号呢？你是四眼、胖子，还是猪头？
不自知的残忍
纯真，这个词最常被用来形容孩子。然而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却将儿童的的道德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在道德观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孩子们可能被绝对的自我中心意识带偏，也可能受到一个错误的道德权威代表人物影响，表现出大人难以想象、甚至并不为当事孩子自知的残忍。
去年，国产青春喜剧片大热。《夏洛特烦恼》里有小混混约架，《我的少女时代》里有同班女生之间的暗算。再往前数，当年让姜文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谁的青春期，没点儿躁动，没做过点儿让自己道德蒙羞的蠢事？而且这些蠢事，日后回忆起来非但不觉羞耻，还蒙上了水汽朦胧的滤镜，一片柔光里，只剩下对青春的追怀。
“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我失去的都是人生。”青春，于人于己没有留下伤害，那几乎可以算是侥幸。而有些残忍，即使本人意识不到，也会给受害者失去整个人生。
在改编自凑佳苗同名小说的日本电影《告白》里，松隆子饰演的女教师4岁大的女儿在泳池内溺亡。虽然案件一开始被定性为意外，女教师却查出，凶手正是自己班级里的学生A和学生B，年仅十来岁。而杀人的理由更是奇特：学生A为了吸引母亲的注意，发明了能放电的钱包，用4岁女孩的生命来实验钱包的电量是否足以致死；而学生B眼见女孩被电后苏醒，却又将其抛入泳池。
《告白》里多次提到的“露娜希”，则是另一个13岁的初中女生——她将毒药混入家人的晚饭，每天在博客上记录下不同剂量对应的不同症状，直到加入剧毒的氰化钾毒死了全家。
1997年，日本神户市还曾发生震惊全国的“酒鬼蔷薇圣斗”事件，一个14岁的男孩连续杀死2人、重伤3人，全都是小学生。他同样将杀人视作实验：“我今天做了一个吓人的实验，来证明人类有多么脆弱……当女孩转向我时，我便挥动了手中的铁锤……”因为此事，日本国会将犯罪刑责的最低适用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但没过几年，又发生了11岁少女杀人事件，再度引起刑责年龄是否应该降低的社会大讨论。
少年杀人事件只有日本才有吗？当然不是。电影《伊甸湖》就改编自轰动欧洲的虐杀事件——青少年将度假情侣包围猎杀，却因凶手未达法定年龄而无法定罪。而香港导演钱升玮拍摄的《三五成群》，也将镜头对准了当年轰动香港的“秀茂坪童党烧尸案”——两部电影都令人倍感绝望，因为孩子的残忍，最初可能来自成年人的失职、坏榜样，发展到最后，却会超出所有成年人的想象。
2011年，一部名为《霸凌》的纪录片，片头打出的字幕令人触目惊心：“2011年，全美有1300万儿童遭到欺凌。”片中，许多十来岁的孩子因为不堪凌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家长们手里举着孩子们的遗像，一字排开，场面无比震撼。一个孩子的家长跑到学校讨说法，得到的回答却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有点残忍。
少年杀人事件
事实上，这些年来少年杀人事件层出不穷，但因为犯罪主体的特殊，每一次都令人震惊不已，也因此吸引了许多有社会责任心的电影人，将其拍摄成片，警醒世人。
1965年，16岁少女Sylvia Marie Likens的死亡，被检察官称为“发生在印第安纳州的最可怕的犯罪事件”。2007年，这段往事被拍成了电影《美国田园下的罪恶》——Sylvia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将她寄宿在亲戚家，和亲戚家的女儿Paula读同一所学校。Paula意外怀孕后，消息在学校传播开，被认定是Sylvia所为，她因此遭到一家人的虐待：用香烟烫、被逼在众人面前脱衣、性侵、毒打，最终死于脑出血。而在她的悲剧里，需要负责的不仅是亲戚一家，还有镇上其他动手的儿童、冷漠的围观者。
在美国，校园暴力最常见的就是枪杀。
2007年，中国演员刘烨搭档奥斯卡影后梅里尔·斯特里普拍摄的影片《暗物质》，正取材于1991年著名的“卢刚事件”——1991年11月1日下午3点半，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进入正在举行专题研讨会的凡艾·伦物理系大楼309室，在旁听约5分钟后突然拔出左轮手枪开枪射击，最终饮弹自尽，造成五死一伤的结果。
而2003年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影片《大象》，则是以1999年4月发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的枪击案蓝本。在影片里，两个男主角被刻画成迷恋纳粹和暴力游戏的形象，在互联网上订购了枪支，午睡过后，两人身穿美军野战装，手持冲锋枪，走进校园大开杀戒。
几乎就在同年，著名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也以此为蓝本，创作了《科伦拜校园事件》，并获得次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纪录片一开头就耐人寻味——轻快的音乐配上了这样的旁白：“1999年4月20日，美国又一个最平常的一天，种地的种地，送牛奶的送牛奶，总统（克林顿）正在下令轰炸一个你叫不出名字的国家，科罗拉多州有两个男孩正在打保龄球……”
而后，这两个男孩持枪扫荡了学校各个角落，共计射出900多发子弹，杀13人伤24人，随后饮弹自尽。两人在日记里还曾写道：如果屠杀完毕能够全身而退，就逃到国外去；如果没法逃出国，就打算劫持一架飞机到纽约，然后坠毁在那里。他们屠杀校园的计划还精确到了分钟，并事先在学校内外多处放置了炸弹。
电影《大象》虽然在情节上和纪录片略有出入，但二者都指向了同一个现实：无因的暴力。两个男孩甚至说不清为何要屠杀，却依然实施了屠杀。在纪录片里，迈克尔·摩尔将矛头对准了美国泛滥的枪支——他来到一家“北国银行”，在那里，你只要简单填写一张表格，证明自己没有精神异常，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在银行开户以后获得一把枪！500把枪就在银行仓库里躺着，随时准备送给前来开户的人。银行的人很自豪：“我们不仅是银行，也是枪支经销商，我们的枪，还可以连发哦。”
电视节目里，脱口秀明星在台上手舞足蹈地讲：“我们可以不控枪，但我们必须控子弹！一颗子弹卖它5000美元，看谁还敢随便杀人，想开枪还得先努力打工一段时间才能攒足子弹钱……”可是镜头一转，迈克尔·摩尔在理发店里就能随随便便买到一大盒子弹。而事实也证明，校园屠杀所使用的几百颗子弹，就是两个男孩在K市场买的，K市场就在科伦拜高中旁边。即使如此，美国枪支协会时任主席Charlton Heston仍然在媒体上宣布，绝不同意禁枪。
更具讽刺色彩的是，洛克希德·马丁，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制造商，公司里就有不少员工的孩子在念科伦拜高中。事发后，有孩子问自己的父亲：爸爸每天都去工厂做炸弹，和科伦拜屠杀有什么不同？镜头前，公司负责人唯唯诺诺：“我们制造炸弹是为了防御，我们不会因为生气就朝对方扔炸弹……”然而导演用长达数分钟的黑白镜头直接打脸——镜头下是一部绵长的美国对外侵略史，一言不和就扔炸弹，造成了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平民死亡……配上《What a wonderful world》的背景音乐，愈加显得讽刺意味十足。
科伦拜校园惨案发生后，公司向学校捐助了10万美元，用来教授孩子“愤怒管理课”。愤怒，这算是为枪击案找到了一个由头，其实还远远不够。孩子的世界，只是成人世界的一个缩影。
当暴力成为美学
法律保护未成年人，法不责众，法讲证据……种种这些，都为校园暴力诉诸公正裁决制造了障碍。那些得不到公正的受害者们，时过境迁之后，他们过得还好吗？并不。
喜剧片《神探蒙克》里，蒙克因为爱好整洁有序，从小就与同班男孩们格格不入。班上的大男孩总是逼他代写作业，不然就把他拖到厕所，头朝下塞进马桶里，然后冲水……多年之后，曾经欺负蒙克的人有求于他，但他一踏进对方家门，仍然抑制不住地害怕，甚至不敢借用卫生间。
现实生活中，很多遭受过校园暴力的孩子，原本就有些内向、腼腆、不合群，受害之后更会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自己：一定是自己不对、不好，才引来了这一切祸端。长此以往，对于一个人心灵的伤害之深，可想而知。韩国电影里，许多复仇题材的恐怖片、惊悚片、犯罪片，都与曾经经历过的校园暴力不无关系——《老师的恩惠》《老男孩》，疯狂的复仇，无不与记忆中阴暗的校园生涯有关。
而在更多电影里，受害者又会摇身一变，变成加害者。
爱沙尼亚影片《失控的校园》里，被欺负的Joosep原本性格软弱，却在忍无可忍之际，偷出父亲的枪，与同情他的同学Kaspar一起，扫射校园……
瑞典和丹麦合拍影片《校园规则》也有相似的故事：不良少年转学后，发现自己又身处一个暴力校园，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又从受害者再次变成反击者……
而在“暴力美学”更加流行的美国，以暴制暴几乎成了校园霸凌故事的常规结局，并因此衍生出一种电影类型——虐杀片。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校园风云》三部曲——第一部里就是一个超级暴力的校园环境：学生进校要接受严格安检没收一切管制刀具，每个教室都有监控系统，但纵然这样，暴力事件还是屡禁不止。新来的音乐老师安迪原本想走的是“春风化雨”的感化之路，但毕竟不是每个故事都能成为《死亡诗社》或者《放牛班的春天》，安迪老师遇到了一群无法教化的恶魔，他们炸掉老师的车，强暴老师怀孕的妻子，最终将老师逼上了绝路，大开杀戒，以暴制暴。到了第二部，故事更是愈演愈烈，片名甚至被翻译为《超级终结者》：为了管教学生，学校引进了战斗机器人！机器人的手臂就是一个冲击炮，屠杀场面简直比《终结者》更火爆。而第三部更有《铁甲学堂》这样的译名。
除了美式的残暴还击，擅长恐怖题材的韩国电影也有自己的复仇大计：恐怖片。电影《突然有一天之D-day》，就描述了这么一个女校复读班：因为没考上大学，这些女孩被关进寄宿学校，没日没夜地读书，军事化管理下，除了读书一无所有。面对孩子们的痛苦，严厉的教导老师只会采取给她们注射镇静剂的方式来处理……终于有一天，这个故事以屠杀和自杀结了尾。
难道要怪保龄球？
而当影视剧也走偏，以骇人听闻的社会问题来哗众取宠，原本的警世作用，就变成了“劝百讽一”。
你看，有多少反映校园暴力的影片，把自己定位成了一部喜剧？《逃学威龙》如此，《我的野蛮同学》如此，《放学后的屋顶》也是如此。在这些影片里，霸凌和被霸凌的双方都像在游戏，被欺负的最多受点轻伤绝不足以致命，面对霸凌对象也只能是一脸的恨恨，从未表现出真正的伤痕。这样的作品多了，便难免使人感觉：原来霸凌不过是一些青春期的笑料，小霸怡情，大霸也不见得伤身。
而“暴力美学”“虐杀”电影的流行，也使得孩子们对以暴制暴习以为常，甚至将不以暴制暴视为“憋屈”，视为“怂”。在韩国影片《马粥街残酷史》里，权相佑饰演的好学生转学到一所黑暗高中，面对欺负一直隐忍不发，就被观众视为“太怂”，必须有后半程的反转、报复、以暴制暴，才被认为是“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像这样“出了一口恶气”的，还有韩国恐怖片《少女怪谈》：被霸凌致死的少女，做鬼也要回来复仇，将坏同学一个一个干掉，观众才感觉到释放。而日本恐怖片《恶之教典》更拍到极致：老师虐杀全校学生，都不需要特别的理由。或许，观看此类“大逃杀”式的影片，本是基于某种心理需求。
其实，不用说校园虐杀，即使没有这种特定题材，历史上许多臭名昭著的杀人狂，本来也是影视剧最热衷于改编的题材——伦敦开膛手杰克的故事被翻拍了一轮又一轮，类似的神秘人物还有十二宫杀手、杀人王曼森、女魔头……而《人皮客栈》《古惑仔》一类带着血腥刺激的青春片，也一向是叫座的票房大卖片。
由于没有电影分级制度，中国的孩子可能会在院线片里接受更多“少儿不宜”的画面。即使是像《西游降魔篇》《捉妖记》这样，春节档、暑期档，看起来非常标准的“合家欢”电影，内里也包含不少血腥——西游里满头喷血的画面、捉妖里被千刀万剐的小妖，大人看了都觉得不适。
不光电影暴力横行，游戏更是各种黄暴。在纪录片《科伦拜校园事件》里，受访者将校园暴力归咎于许多方面：重金属亚文化、摇滚乐，甚至是限制级的动画片《南方公园》和特立独行的歌手玛丽莲·曼森——因为凶手喜欢听他的歌。
但玛丽莲·曼森对此表示委屈：“公开指责我很容易，我是恐惧的象征，代表人们恐惧的东西……好像指责我，就能让大家忘记白宫发生的绯闻（指克林顿出轨），忘记总统正在国外扔炸弹（指科索沃战争），总统和我，哪个影响更大？”
迈克尔·摩尔在纪录片里自问自答了一番：美国人为什么更爱用枪杀人？因为我们的电玩很暴力？不，日本人的电玩更暴力。因为我们爱看暴力电影？不，法国人也爱看。因为我们听玛丽莲·曼森？不，德国人也爱听。因为我们有更多破裂的家庭？不，英国的离婚率更高。因为我们贫富差距大？不，加拿大的失业率是我们的两倍。因为我们的历史很凶残？不，德国有纳粹、日本屠杀中国。那到底是因为什么？难道要怪保龄球吗？——纪录片英文名为“Bowling for Columbine”，直译为“科伦拜的保龄球”，因为屠杀全校之前，两个男孩先去打了场保龄球。
迈克尔·摩尔问玛丽莲·曼森：“如果有机会，你会对那两个男孩说什么？”曼森回答：“我什么都不会问，我会听他们说——而这正是大家都不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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