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个世纪， 中西女中如何应对 校园欺凌
阅读提示：号称来自“中西史上最顽皮的班”的1946届校友徐美贞说：“有一年春节，小年夜那天下午只有一节体育课。大家一商量，认为体育课又不重要，不如早点打起书包回家过年。薛校长得知岂能不恼怒？中西女中居然有敢集体逃课的？这还了得！这是史无前例的！于是全班被‘关夜学’。”
记者｜姜浩峰
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从调查报告中不难发现，相当多的案例发生在寄宿制学校。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后，安徽相关机构进行了相关调查，也发现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问题更甚——一位现在就读于合肥某高校的段姓女生，回忆当年在寄宿制高中的往事时称：“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寝室八个人，一开始还有几个跟我玩，后来基本上都不跟我说话了。我也不是那种性格特别孤僻的人，但是一个寝室都不理你，而且我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难道我跟老师说没人理我吗？根本不可能，所有的委屈都无处诉说。”
当然，段同学遇到的还仅仅是校园冷暴力。而根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今年前5个月，全国各地媒体曝光的40起校园暴力事件中，32.5%是女生之间的暴力行为。换言之，少女之间的凌虐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远远超乎想象。
该拿女生之间的欺凌怎么办？女子中学也许更有发言权。回顾1892年至1952年在上海开办的“中西女中”，我们或能找到治疗校园欺凌的良方！
不因贫富另眼相待
段同学在寄宿制高中遭遇冷暴力后，“所有的委屈都无处诉说”。她自己也认为，没人搭理自己这件“小事”，是无法向老师启齿的。无独有偶，某“贵族学校”的女生Y，在遭受欺凌后选择将事态告诉父母、老师，换来的却是父母和学校方面的置之不理态度。
而中西女中在办学初期，虽则管理机构简单，却坚持学生生活方面必须有人各司其职。校长手下配备有会计、医生、护士及事务员各一人。随着办学规模的发展，校方还向当时的政府备案，又增加了教务长和教务员、训育员、图书馆主任各一人。
当年的中西女中，确实是一所贵族学校，别的不说，宋氏三姐妹即曾求学于此。那么，学校方面是否会发生因学生家庭变故或者家道中落，而遭到同学欺凌的事呢？从心理层面，或许难以保证没有此类想法，然而，起码在表面的礼貌上，不大会出现如今所谓的校园欺凌事件。
据中西女中1947届校友邹思敏回忆：“从初一到高三毕业，我一直在薛正担任校长的上海中西女中读书。当时的中西女中是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学生的家长中有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的大老板，有大纺织厂、大面粉厂的厂长，甚至有上海市市长等有权有势之辈。薛校长对他们一视同仁，从不见她曲意奉承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家长们，也未见她低视一般普通的学生。因此养成风气，少有学生因家里有钱而表现‘娇骄’二气，也没有人因为家境一般而感到自卑。学生之间很融洽，大家快乐学习成长。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怎样想办法托人情也不能升班或毕业。”
在近日出版的《中西女中》一书中，有如此记叙：“学校对于学生伙食的营养十分重视，每周由护士为食堂搭配菜谱，营养全面均衡。……建校初期，早餐除馒头稀饭外，曾供应过肉松、黄油等。但学校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后，三餐饭菜均趋一般化，八人一桌，早餐除馒头稀饭外，有乳腐、花生米、咸菜之类小菜。虽允许学生自带花生酱、黄油、果酱等，但必须存放在餐厅内一个大柜子里，只可在早餐时食用。午晚两餐均为极普通的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此外学校允许学生从家里带食品来校，但禁止带入寝室，必须放在吃食间，有专人负责锁起来，只在每天上午10时半和下午4时开门，学生可以把自己的食品篮子拿到食堂吃一点饼干之类零食。”
从中可见，即便一位学生家庭条件极为优越，超出同学中大多数，仍必须和大家一起吃极为普通的四菜一汤等餐食，想吃点与众不同的，必须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而1938届校友黄量自称，由于家道败落，母亲带着她离家出走，使得自己“没有家，……小学时无知、朦胧、顽皮、学习成绩差，不听老师话，不守纪律，是老师见了头痛的学生”。在母亲的严厉督促下，黄量才考入中西女中，在那里，“同学之间相互照顾帮助，团结友爱，也有批评，但是从不议论别人，对看不惯的事情，大家观点不同，也会激烈争论，但不是对人而是对事，校风良好。短暂的五年中学生活令人难忘”。
根据当事人回忆，中西女中学生每日三餐必须听铃声进餐厅，吃饭要细嚼慢咽，用餐时尽量不出声，不允许浪费食物，鱼刺、骨头都放在自己的盘里，也不允许污染餐桌，餐厅里根本闻不到油腥味。对于学校里的花草树木，学生们也十分爱护，不随意采摘校园里的花朵，不随意践踏草地。校内绝没有人大声吵嚷，在走廊里讲话一定是让在一边；上下楼梯一律靠右行，谦让他人，从没有拥挤现象；在图书馆里如有必要，只可轻声说话，以免干扰别人，走路要踮起脚，做到不出声，离开时必须将坐椅轻轻放回原位。在大礼堂开会、听音乐、看演出时，没有人随便讲话，进出礼堂秩序井然；高中同学晚自修结束时间比初中生晚一个小时，为了不吵醒小妹妹，回宿舍时都轻手轻脚。
至于自己寝室的打扫——虽然学校有打扫卫生的工人，但是每间宿舍的整理和打扫都是学生清晨起床后自己做的。学生也要参与宿舍管理，每天都有学生轮流在晚上熄灯后协助老师查房，查房的值班名单公布在布告栏里。校友朱承敏在《学校生活素描》中提到一次夜间查房的故事——“‘怎样去查呢？’L比我们有经验，她说：‘你们要仔细地查，不要太快太急躁，如果听见房里有人在说话需要敲门警告的话，也不要太响，响了会影响别的房间，也不要太轻，轻了里面会听不见’。”
黄量还曾回忆一位给同学们起了绰号“猫头鹰”的老师——吴景昭，称：“吴老师很严厉，她那无止无休的查房，尤其是对床铺的吹毛求疵，曾使我既害怕又厌烦。但她的话‘别小看铺一张床，它每天在训练我们一丝不苟的办事精神’我至今还清晰记得。”
根据校友相互印证回忆，吴景昭在中西女中工作多年。1951届校友姚永德回忆：“我记得那时在宿舍里，按规定晚自修结束熄灯钟打响后，学生一定要睡在床上。有一次，我熄灯后不在铺位。正逢吴景昭老师进门后打灯仔细查看。她发现我的铺位是空着的，就问道：‘姚永德上哪儿去了？’这时，大家都不敢出声。后来，雷璧芬回答说：‘大概是上厕所去了吧。’等吴老师关门离去，我才赶快爬出来，回到自己床上，总算混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对自己不守校规，深感内疚。另一方面，也非常感激学校师长对我们的严教和关爱。”
姚永德说，自己在校时，学校还有“姐妹班”制度——高二、高三的同学在校时间长，年龄也较大，理所当然就成为大姐——姐姐班，初一、初二的同学则是小妹妹——妹妹班。每逢新生入学，大姐姐们就会主动在各方面帮助初一入学的小妹妹们，让她们能在生活和学习上很快融入温暖的大家庭中，使她们不会感到孤单无助。
当时的女校，亦有一种“拉朋友”现象。据1948届校友郑静渊回忆：“这是中西的一个特殊游戏，一般是一个小班同学对高班的同学有好感。午餐后她的同学就会又拉又推让她和那个高班同学一起走路。在校内有条路名为‘情人小径’，英文称‘Lover's Lane’。两人一起走一段路表示‘拉朋友’成功，但也有半途而废、不欢而散的。这种游戏绝无今天所谓同性恋的含义，只是小同学对大姐姐的仰慕而己。今天回忆当初，中西这种风气很独特，很有趣。”
由于校规很严，平时不可随意出校门，也不允许学生参加校外的任何社会活动。有犯规的行为就要去训育处受训。这种受训被学生戏称为“吃大菜”，“吃大菜”的名单每天公布在布告栏内。还有记过处分，记过次数多了就会被退学。
善意的谎言还是谎言
中西女中施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学校对学生不仅在学业上要求严格，在道德品质上也要求严格。说假话是薛正校长最不能容忍的品德问题。
当年，女中有许多外籍教师。1941届校友欧阳美生说：“我很怀念老师费雪珍女士（Miss Mary Blackford）。有一次她要求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有关‘诚实’的问题。我问：‘善意的谎言是否允许呢？’她回答是：‘善意的谎言还是谎言。’这句话，我终身不忘。”
而让1947届校友张珑记忆深刻的，则是她高二时的家政老师、美国人史德玲（Miss Stallings）：“史德玲老师给我们传授的这些家政知识，对女孩子们长大成人以后的素养、仪态和风度都不无裨益，对于成家以后如何经营一个美满家庭尤为重要。”
那么，中西女校是否和谐到没有一点儿矛盾呢？当然不是。
据邹思敏回忆，有位语文老师经常涂脂抹粉，看着有些低俗。一个同学看不惯，就将一些同学招呼到校园一角，开会煽动反对老师。“这一情景被正在阳台上的薛校长看见，过了几天，这个同学就不来校了。到了下学期，这个老师也不再出现在讲台上。这样既维护了尊师之道，也引导了正面风气。”
当然，对于中西女校的大多数老师来说，他们教导学生的方式是和风细雨彬彬有礼的。1951届校友巫漪云回忆起自己在学校图书馆的岁月：“要好的同学坐在一起，有时免不了窃窃私语，甚至咯咯笑起来。这时身材矮小的江梅鹃老师便出现了，先是以目示意，继而走到讲话同学身边，用手指敲敲桌边，或者将食指放在紧闭的嘴唇上，提醒同学不要讲话，脸上依然带着微笑。这样，同学感到不好意思，于是谈话终止，阅览室恢复一片宁静。”
而学生自治方面，其学生社团分为学生会、文艺会、体育会等。最大的组织是学生会，下设贩卖部、服务部、拾遗部、清洁部，负责组织、管理全校学生活动。
黄量如此回忆自己刚进女校时的情景：“中西女校的学费和住宿费是一般学校的1到2倍，绝大多数学生来自极富裕的资本家家庭，往返学校都有小汽车接送，以‘贵族学校’闻名上海。1933年我考取了中西初二插班生，母亲很高兴。为了负担我昂贵的费用，她由助产师转为收入较高而社会地位低微的家庭特别护士，并利用休息时间上门为太太们打针。我到中西女中后突然开了窍，学习努力，但纪律不好。同学们就‘治’我，大家推选我当自治会代表。从此我就守规矩了，在课堂上不说话，还要关心环境卫生，经常捡地上的纸屑。”
号称来自“中西史上最顽皮的班”的1946届校友徐美贞说：“有一年春节，小年夜那天下午只有一节体育课。大家一商量，认为体育课又不重要，不如早点打起书包回家过年。薛校长得知岂能不恼怒？中西女中居然有敢集体逃课的？这还了得！这是史无前例的！于是全班被‘关夜学’。”
然而，薛正的管理，张弛有度，处处为同学着想。徐美贞还回忆：“为了要筹备和编辑联合年刊，我们1946届部分同学要求薛校长同意我们于1946年暑假再在校住宿一个多月，薛校长非但支持我们，还让我们继续在学校食堂就餐。”用心为同学，换取的是同学们的终身受益，这一点，难道不值得当下一些从教者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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