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逆袭”，洋医生排队来求学
阅读提示：姜格宁主任说，中国医生不应妄自菲薄，要有自信，要勇于创新，当你在技术上实现了超越时，自然会得到国际同行的推崇和尊重。
记者｜黄 祺
36岁的英国医生Luis，特意换了一身正装来接受记者的采访，粗呢面料里外三件套西服，传说中的“英伦范”跃然眼前。到上海当学生已经快两年，但这位英国医生的大医生派头一点没打折扣——作为曾经的“顾问医生”，Luis曾经带领着一个5人团队，在医院中专攻胸外科，想当初，无论是医院里还是大街上，Luis也是走路带风的青年才俊、社会精英。如此年轻的“顾问医生”，在英国并不多见，辞职之前，Luis正在英国国内同行中声名鹊起，走上了大家羡慕的名医之路。
可就是在事业的上升期，Luis却做了一个让同事们万分意外的决定，他辞去了医院工作，搭上航班，到上海做学生来了。这并不是一个莽撞的决定，之前，Luis已经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以下简称上海市肺科医院）参加过为期两周的国际学习班，那一次的上海之行，让他大开眼界，他没有想到，遥远的中国，竟然有一群医生掌握了胸外科微创领域最难的手术技术。两周的学习时间无法满足Luis的求知欲，他向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姜格宁提出申请，希望可以到这个全球最大规模的肺外科中心长期学习。最终，Luis得到了这个机会，重新做回学生，到上海进修。
如果放在十年前，Luis的故事可以算是医学界的“奇闻”。从20世纪初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医生做了一百年的学生，无论是手术技术还是治疗规范，中国医生都只能跟着外国同行学。但最近的十年，中国外科医生借助微创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中国医生用学识和胆识完成了技术上的“逆袭”，在微创外科多个领域中站上了行业的顶峰。
现在，胸外科微创手术领域，全世界的同行都知道，上海市肺科医院就如一所“西点军校”，到这里进修，不仅能看到各种病例和难度很大的手术，中国的医生们还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临床经验传授给他们。从2014年至今，已经有来自超过50个国家及台湾、香港地区的260余位高年资医师，到上海市肺科医院进修，其中三成以上是所在国家、地区学会主席，和所在医院的院长或主任，几乎全部是带组/顾问医师。负责培训项目的医生杨洋告诉《新民周刊》，每年三期培训班供不应求，已经提交申请的海外医生，排队排到一年半以后。
姜格宁主任说，中国医生不应妄自菲薄，要有自信，要勇于创新，当你在技术上实现了超越时，自然会得到国际同行的推崇和尊重。
吃盒饭只为多看几台手术
在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住院部，新病人第一次看到外国医生时，往往有些诧异：“这些外国医生是干什么的？指导工作？检查医院？”但用不了几天，病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因为老外医生不仅天天参加查房，而且很谦虚地跟在中国医生后面，认真仔细地倾听或者记录着，病人们很快明白，原来外国医生是来跟着中国医生学技术的。
今年是肺科医院国际培训班开班第三年，一共十期培训班，两百多海外学员接受了培训，他们的学习方式，主要是跟着中国医生见习手术、参与讨论、见习查房和管理病人。
“How many cases today?（今天多少台手术？）”每天早上，海外学员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中国人口总量大，重病患者集中在像上海市肺科医院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中，使得医院每天的门急诊量和手术量都大得惊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多的手术量，让中国医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积累丰富的经验，处理各种不同的棘手问题。能多看几台高难度的手术，是海外学员最感兴趣的一点。
当然，如果只有数量没有难度和质量，海外学员是不会愿意万里迢迢到中国学习的。上海医生们没有让他们失望，在肺科医院胸外科，微创手术涵盖肺部、气管等各类胸外科良恶性疾病，尤其为早中期肺癌患者进行及时治疗，大幅延长了患者生命。
如此的手术数量和难度，对于海外学员来说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因此，学员们通常在手术室呆一整天，从第一台手术看到最后一台，中午就跟着中国医生们一起吃盒饭。一天下来，学员们最多的感叹总是，“Amazing day”！
除了参加短期学习班，像Luis这样长期驻守的学员，近两年也开始多了起来，迄今有六位分别来自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以色列、希腊、哥斯达黎加的医生，暂时放弃本国的工作，到上海进修，有几位已经结业。这些医生往往是来自发达国家的高年资医生，他们更愿意付出不菲的时间代价，到中国把技术“学到家”。
Luis向记者描述了他在肺科医院的工作日程。早上7点半到医院，8点参加交班，全英文的交班过程，没有让不懂中文的Luis为难。交班时医生们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对疑难病例的处置情况进行交代，对手术病人的手术方案作最后的调整。然后是参加查房，到ICU重症监护室查看病人。
和其他的学员一样，在肺科医院进修的前期，Luis不能为病人做手术，只能在旁边观看，有了一定基础后，他可以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帮主刀医生扶着胸腔镜，这样的角色被医生们称为“扶镜医生”，其重要意义不亚于主刀医师，因为没有助手的完美配合，主刀医师会非常吃力。
Luis在英国本来就是高年资的医生，在见习了一段时间、掌握了各种手术技术后，Luis申请到上海的执业许可，可以上台参与手术，现在，他每天要负责完成1-2台手术，并协助2-3台。与他在英国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不同，Luis也习惯了上海医生的工作节奏，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有的事，一次遇到大手术，回到大学路上的宿舍已经是凌晨3点。
如今，Luis已经熟练掌握了单孔胸腔镜下各种高难度的手术技术，而且从上海医生这里学会了剑突下单孔手术——这个更加新颖也更具有挑战性的手术方式，全球仅有六七个人可以熟练掌握。
与记者见面两天后，Luis结束学习回到英国。牺牲两年的时间，舍弃已经成熟的团队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到上海从头做学生，Luis是怎样看待这次学习的性价比的？“已经有好几家医院邀请我回去做顾问医生，这次学习当然太有价值了。”以Luis在上海获得的手术经验和技术水平，他对自己的职业前景非常乐观，Luis准备自己创业开诊所，专门开展胸外科微创手术。他相信，不用太多时间，他就会成为国际胸外科微创手术行业内最优秀的医生之一。
赢取信任靠实力
所谓微创手术，就是外科手术从原来的大切口，变成“打洞”，医生将手术器械通过两三厘米宽的孔伸入人的体内，完成手术。微创手术有近30年的历史，在最近的十多年中成为外科手术的主流趋势。腹腔镜手术是首先成熟的外科微创手术，胸腔微创手术的发展则更晚一些——相对于腹腔，胸腔空间更小、里面的情况更复杂，给医生带来的困难更多。
大约在1990年左右，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胸外科微创手术，一开始需要开3-4个孔，并且往往辅助小切口，无法完成病情复杂的大手术。尽管如此，微创手术的好处很快被人们接受。过去胸外科手术切口长达15-20厘米，并需要去除一段肋骨，手术后病人要忍受巨大的疼痛，严重影响了病人的恢复。在这个阶段，中国医生们通过学习，很快也可以完成3-4孔的胸外科微创手术，并且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挑战极限，将手术的难度范围进一步扩展，直至用单孔、单操作孔微创手术完成传统开胸方式完成的所有手术。 如今，在上海市肺科医院接受微创手术的肺癌患者，相较接受开胸手术的患者住院天数平均减少4.22天；手术时间平均为1.5小时，比传统手术节约40％。
不过，外科医生是一种永不满足现状的人类，特别是双手灵活而又勇于创新的中国医生，总想着也许可以开更少的孔，完成同样质量的手术，从而让病人的损伤降到最低限度。
上海市肺科医院姜格宁教授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做自己的探索。2012年5月28日，上海市肺科医院完成第一台单孔胸腔镜右上肺叶切除手术，这台手术立即让世界同行刮目相看，同一时期，能够开展类似手术的团队，全世界也并不多见。
一个孔就能够开复杂的肺癌手术？很多医生曾表示难以置信。记者从患者手术后的照片上看到，一个3厘米左右的切口痕迹，留在病人右侧腋窝下大约10厘米的位置，就是从这个地方，医生将特制的单孔手术器械放进患者胸腔，利用内镜，看着显示器，完成手术。我们可以想象，如此高难度的手术，需要医生怎样精湛的技术，和敏捷果敢的判断。
胸外科微创十年的历史，是伴随着质疑声成长的。一开始，就有医生怀疑，微创手术是否能够取得像开胸手术一样的效果，淋巴清扫是否一样干净。好在微创手术需要内镜帮助，可以留下完整的手术过程录像，清楚的手术录像说明，成熟的微创胸外科医生，完全可以将微创手术做到与开胸手术同样的过程和效果。
当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微创团队将微创手术从多孔推向单孔水平后，质疑声又来了：开单孔有必要吗？是不是哗众取宠？是不是追求眼球效应？但很快，团队用真实的手术过程和治疗效果说明，以团队医生的技术水平，单孔手术可以达到与多孔手术同样的手术时间、手术质量和手术效果，患者却因此而减小了创伤，恢复得更好、更快。
今年上海市肺科医院8000余台微创胸外科手术中，单孔手术量占到一半左右，剑突下单孔手术500多例，这两个数据均位列全球第一。剑突是人的胸骨正中最下端一块形如朝下的剑头的软骨，由于剑突下没有肋间神经，剑突下位置的单孔手术，几乎无痛，患者术后恢复更好。但因为这个位置脂肪层较厚且距离肺部远，视野受限，增加了医生的手术难度。上海市肺科医院的赵德平、蒋雷两位医生，就在全世界屈指可数的掌握剑突下单孔胸外科手术的医生名单之中，且长期保持该术式的病例规模国际之最。 无论从手术难度、手术质量和手术量衡量，上海肺科医院胸外科团队，都走在了世界同行的前列，这才有了各国同行对上海的国际学习班趋之若鹜的景观。
短短四五年时间，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团队完成了在微创手术上的“逆袭”，有了自己的创新和突破。姜格宁说，现在，他的目标和愿望，是能有以中国人命名的一系列独创手术。
中国医生的创新能力
事实上，在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这个鼓励创新和挑战的团队，已经有了自己的成果。单孔胸外科手术是一种新的手术方式，过去的手术器械不适用于这种新手术。为此，姜格宁主任的团队自己开发了一套手术器械并申请了专利，这套具有肺科医院自主知识产权的微创手术器械一经推出，就因为适合微创手术、制作精细、材质可靠且价格较进口产品低廉，很快收到国内各家医院的订单。姜格宁坚持将医院名称醒目地标注到这套手术器械上，以彰显中国医生在原创性上的努力。
除了国际学习班，肺科医院微创团队还以直播手术、海外演示等方式，在国际医学舞台上展示中国医生的创新能力和对手术细节的无限追求。
今年3月17日下午，上海市肺科医院的一间手术室里，除了常规的仪器设备，多了几台转播设备。通过远程连线，这场手术的实况画面传送到德国柏林Charite大学医院的Campus ChariteMitte（CCM）会议中心里，这家医院是欧洲最大的医院，在那里，两百多位同行观看了手术全程。
手术室里，医生一边做手术一边讲解，同时还要回答着来自德国同行的问题。时长90分钟连续两台手术完成，德国会议中心里，同行们纷纷为上海医生的技术表示赞叹。
这是欧洲大陆胸外科历史上首次实况直播来自亚洲的胸腔镜手术，世界单孔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创始人、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冈萨雷斯（Diego GonzalezRivas）教授也在德国观看并参与了这次远程连线手术直播的讨论，他为上海同事的表现感到骄傲。
现在，像这样的国际连线直播，对于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医生来说越来越寻常，此前，医院已向土耳其、美国、墨西哥进行了手术直播，今年，肺科医院还在西班牙全国年会、澳大利亚全国年会、南美国家联合年会、英国剑桥年会等主流胸外科会议上通过远程连线，展示中国医生的手术水平。
“我们之所以让国外刮目相看，是因为我们不断创新，不断提升技术，有了实力，才能真正让人信服。”姜格宁教授说。
连线视频之外，近两年时间中，上海市肺科医院的朱余明、蒋雷两位医师，赴俄罗斯进行手术演示；王海峰医师赴美国和韩国，进行动物实验带教。上海医生的演示，在各国受到欢迎，现在，各国家地区的胸外科会议，都会第一时间向上海医生发出邀请。
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是这几年上海肺科医院医生们最大的切身感触。医生杨洋2011年到奥地利一家医院实习时，医院胸外科主任对上海市肺科医院一无所知。去年，杨洋在欧洲胸外科大会上再次遇到这位主任，当他听到杨洋对医院水平的介绍后，表示非常惊讶。今年9月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国际学习班上，杨洋再次见到了这位当年的老师，如今，老师却成了学生，学生成了老师。
尽管已经在学术界收获无数荣誉，但姜格宁教授认为，作为一家公立医院，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依然是医生最基本的职责。
上海市肺科医院患者人数多，手术量大，胸外科每天手术量可以达到四五十台，医生们几乎全年无休，超负荷工作。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胸外科开创新地试点开展医疗助理师制度。医疗助理师，是医生的助手，主要的责任是代表医生与患者沟通，协调与治疗有关的事务，向患者解释专业知识，让患者理解和配合医生的治疗。医疗助理师需要有医疗与社工双重从业背景。姜格宁说，医疗助理师不是面向个别人的特殊护理，而是每位患者都可以得到的医疗服务。医疗助理师一方面可以减少医生事务性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也让患者有了可以咨询和寻求帮助的渠道。“我希望，患者到我们这里看病可以不用认识医生，不用托关系，甚至不用动脑筋。”
链接：叶家花园与上海市肺科医院
如今很多医院都有自己绿树如茵的花园,但很少有医院,本身就建立在一座私家花园中,上海市肺科医院,正是这样一家诞生在私家花园中的医院。
20世纪30年代，兵荒马乱中的上海，结核病横行，医学专家、国立上海医学院颜福庆院长等人倡议募捐筹建结核病院。浙江巨富叶澄衷之子叶贻铨（字子衡）先生慨然捐其建造仅15年的私人叶家花园作为院址。
1910年江湾跑马厅建成后，叶子衡从所获利润中筹款，建造了这座花园，面积约80亩，主要供赛马赌客休息游乐。
叶子衡早年曾在圣约翰大学求学。他的恩师是当时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1933年他们相见时，颜向叶谈及医学院亟需筹建一所专门医治肺结核病人的医院。叶闻后深为感动，加之其热心教育，于是慷慨地将江湾叶家花园捐赠给国立上海医学院建立第二实习医院。为纪念叶的先父，取名为“澄衷肺病疗养院”，首任院长即为颜福庆。
1933年6月15日澄衷医院（澄衷疗养院）正式建立，专门收治肺科病人。澄衷医院建院以来，医疗和教学成绩卓著，蜚声沪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中旬，疗养院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1950年4月初划归上海市卫生局领导；1959年，疗养院改为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现为上海市肺科医院。
今天，叶家花园仍为医院的组成部分，花园中完整地保留着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江南庭院，成为患者休养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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