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跑偏了?
阅读提示:尽管以上这些畸形的师生关系、意外事件是师生关系中的极少数,但悲剧是最沉痛的警示——今天的师与生,都该重新认识自己的角色。
记者|黄 祺
春日的校园,本该草长莺飞。但这个春天,关于大学生的新闻,却让高校校园布满阴云。
陶崇园与王攀,高岩与沈阳,罗茜茜与陈小武,杨宝德与周筠……他们原本都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但如今却变成了“控制”“骚扰”甚至“性侵”的代名词,他们中的几位学生,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选择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摆脱困局。
悲剧让人唏嘘:师生关系怎么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师生关系常与父子关系相提并论,“尊师重教”和“师道尊严”,也从来就被世人推崇。但就是在被视作净土的校园里,在被认为最纯洁无私的师生之间,悲剧却一再发生。
尽管以上这些畸形的师生关系、意外事件是师生关系中的极少数,但悲剧是最沉痛的警示——今天的师与生,都该重新认识自己的角色。
忘记“师道尊严”的老师们
3月26日7时28分,武汉理工大学三年级研究生陶崇园,从五层宿舍楼顶的天台坠亡。警方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这一天距离他26岁的生日只有两天。
事发后,陶崇园的姐姐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表示,陶崇园曾向家人抱怨研究生导师王攀对他的各种控制,令他困扰。
陶崇园身亡十天后,正值清明节,另一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在网络上激起千层浪。这一幕悲剧,发生在20年前——北大中文系1995级本科生高岩自杀身亡。关于高岩的死因,在网上实名发表文章的高岩同学李悠悠认为,与当时高岩的老师沈阳有直接关系——“沈阳20年前曾经性侵北大中文系1995级本科生高岩,并污蔑高岩患有精神病,致使其自杀身亡。”
这是去年年底至今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由师生关系引发而在网上被热议的几起悲剧事件中,最新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两起。
陶崇园的死亡,并非没有先兆。
2011年,19岁的陶崇园考入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这个出生于农村家庭的男孩子,跨入了一扇新的大门,他原本以为,前方等待他的一定是远大前程。
一进校,陶崇园就遇到了后来与之纠缠7年的老师王攀,当时是他的本科班主任,后来成为了他的研究生导师。今年应该是陶崇园硕士毕业继续攻读博士的转折年,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做高校老师,因此必须要完成博士学业。按照陶崇园家人的说法,王攀要求陶崇园报考自己的研究所,阻挠陶崇园报考其他学校,这件事很可能是压垮陶崇园的最后一根稻草。陶崇园母亲说,儿子后来准备先毕业,上一年班再考博,以“曲线救国”的方式摆脱王攀。他曾和同学说:“我是百般不愿意读他(王攀)的博士,读了我的人生就是他的了。”
陶崇园的姐姐对媒体说,两个月前她曾给弟弟发了一篇文章的链接,标题是《寒门博士之死》,讲述了今年1月发生在西安交通大学一起和导师有关的博士自杀事件。陶崇园说,如果自己读了博士也是这个结局。
陶崇园在大学的7年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导师王攀对陶崇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新京报》用大量的采访试图还原陶崇园的经历,从陶崇园同学、家人的讲述和陶崇园留下的与王攀之间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而扭曲的教师形象。
在同学李浩等人的印象里,王攀喜欢学习好、老实、人品好的学生,对贫困学生还会特别照顾。但同时,王攀又有一些让学生很不舒服的要求。比如入实验室要“拜师门”,学生向老师行下跪礼和作揖礼;要学生练立正、站军姿、做俯卧撑;叫学生名字时学生要回答“到!”;叫学生到家中做家务、按摩、送饭等等。
陶崇园自杀后家人发现的陶与王攀的网上聊条记录中,王攀要求陶崇园叫他“爸爸”。见到陶崇园留下的这些信息,姐姐陶敏发微博称,导师王攀的“精神摧残”,是导致陶崇园最终自杀的原因。
陶敏在网络上发布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巨大的反响,4月8日中午,武汉理工大学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回应这一事件。
通报中说:针对家属反映导师王攀的有关问题,学校专项调查组进行了深入调查。经查,王攀存在与学生认义父子关系等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行为,以及指导学生升学就业过程中方式方法欠妥等情况,未发现王攀存在阻挠陶崇园本科毕业时到其他高校读硕士及硕士答辩、侵占学生经济利益、让学生到其家中洗衣服做家务等行为。调查情况已向学生家属进行反馈。学校已停止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下一步将根据调查事实、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对于学校的做法,陶敏表示不做评论,最新的消息是,陶崇园家人正在准备起诉王攀。
与陶崇园相比,高岩的故事同样让人遗憾,她的生命定格在21岁,比陶崇园还要年轻5岁。
20年前,高岩的自杀曾经在班级同学和亲友中引起巨大的震撼,但由于信息传播不像今天这样发达,高岩的经历并没有被更多人知道。在高岩去世20周年后,她的高中同学李悠悠实名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举报文章,题为《现南京大学文学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尘封20年的悲剧因这篇文章穿越时空,再次刺痛人们的心。
李悠悠在举报中说,高岩当年曾经断断续续、多次提到沈阳对其实行了侵犯,沈阳当时是高岩的“现代汉语”课授课老师。李悠悠认为“沈阳是以恋爱为名,对高岩进行了侵犯,是高岩自杀的始作俑者”。
为回应媒体的大量报道,北京大学公布了1998年《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这份决定显示沈阳当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离异。《决定》中说,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女学生高岩的交往中态度不够严肃,处理很不慎重,高岩之死虽确属自杀,但沈阳在与高岩关系上处理不当,无疑会使高岩思想上产生强烈刺激。沈阳又没有及时向组织反映自己与高岩交往以及发现高岩精神状态有问题等情况,以争取组织的帮助,以致酿成严重后果,造成极坏影响。经系主任办公会讨论,根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沈阳警告处分。
被北京大学给予“警告处分”后的20年间,沈阳的人生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依然在一流的大学里当着教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撰写著作,并于2011年获得学术界人士都非常向往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
这一波来自网络的举报,终于在沈阳的人生经历中打下了印记。
4月6日,沈阳供职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发表声明表示:“北京大学的处分已经证实沈阳的师德师风存在过问题,任何处分都不能代表事实的消亡。”“沈阳已经不适合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
同一天,沈阳授课的上海师范大学表态:根据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有关师德问题“一票否决”的规定,上海师范大学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建议并经人事部门讨论决定,从今日起终止2017年7月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师生间是“平等”的吗?
从去年年底至今,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师生关系事件,至少还有另两起。
陶崇园姐姐给陶崇园看的新闻报道《寒门博士之死》,是今年《中国青年》对杨德宝自杀事件所做的调查。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于2017年12月25日溺水身亡。杨宝德的女友李欣认为,杨宝德的死与博导周筠有关。她称,杨德宝在读博士期间,周筠经常安排他做PPT,打扫卫生,买东西……“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
1月19日,西安交通大学回应该报道称,杨宝德的博士生导师周筠确实存在让学生到家里打扫卫生、陪同超市购物、洗车等行为。校方已对周筠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取消了周筠的研究生招生资格。
2018年的第一天,身在美国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2000级本科、2011直博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持续性骚扰门下女学生。
1月1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对陈小武的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三天后,教育部表示,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搔扰的长效机制。
罗茜茜举报事件的结果,可以说是这几起事件中最为“圆满”的,至少,没有人在师生的矛盾或者纠葛中失去生命。
从去年年末至今发端自网络的几次曝光,让师生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跑偏”的师生关系,让很多家长感到焦虑。
《中国青年报》上月发表的一篇报道公布了一份调查数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百余所高校的570名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显示,94%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或比较融洽,6%的受访大学生对现在师生关系不满意。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系主任陈鹏认为,正面的师生关系是主流,绝大部分教师都能够秉持师德来妥善处理师生关系。但是,有个别老师也确实存在师生关系处理不当的现象。
师生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撰文认为,师生关系既不是父子关系也不是师徒关系,更不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我一直认为师生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保持正常的师生关系就很好。而最好的、最恰当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君子之交,所谓良师益友是也。平等交流,教学相长;切之磋之,乐在其中。”
尽管认可“良师益友”,但郭于华认为师生之间的“平等”与朋友之间的平等又是不同的。“导师相较于学生当然是占据优势地位的。正因为如此,导师应该有更多的担当;也因为如此,导师欺负学生,盘剥学生,潜规则学生,尤其是对学生的性侵犯更不可容忍。”
同济大学从事文化批评的王晓渔副教授,也赞同这个观点。他说,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更偏向于师徒关系,师徒关系是生活和工作不分,但现在,师生之间人格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教师对于学生来说,又是有权威的。“怎样在传统的尊师重教和现代的人格平等之间找到平衡,是处理好师生关系的关键。”
师生之间并不平等,是很多西方高校在规范教师行为时给出的前提。师生之间的不平等其实不难理解:基础教育阶段成人与青少年之间的心智差距显而易见,就算是进入高校后,学生虽然年满18岁,跨入法律意义上的成年阶段,但他们在社会经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能力上远远弱于教师。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导师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术道路和人生轨迹,导师手中无形的权力,是客观存在的。
“不平等”师生间,教师更要自律
承认师生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事实上是各个国家教育界的共识。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刘爱生撰文介绍了美国高校对师生恋的处理,文中提到:“绝大多数高校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列为禁止或不鼓励师生恋的首要原因,认为由于教师与学生的权力不对等,使得师生恋之中的学生一方的‘自愿同意’值得怀疑。禁止或不鼓励师生恋的第二个原因是,处于恋爱关系中的师生,尤其是有指导关系的师生,存在利益冲突。第三个原因是,师生恋会对学习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在中国,虽然没有明文界定师生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但学校对教师的师德要求中,已经考虑到了这种不对等的情况。2014年9月,中国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针对高校教师的师德禁行行为划出了“红七条”。
“红七条”中,就包含了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等行为。
对于违反师德的情况,意见要求建立惩处机制:“有上述情形的,依法依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对严重违法违纪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建立问责机制,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大多数情况下,现实中违反师德的行为在高校中很难“畅行”。上海某高校教师告诉《新民周刊》,他所知自己学校有违反师德行为的老师,最终都离开了学校,很多已经离开了教育行业。
当然,尽管有着道德和规章制度上的压力,但仍旧有教师并未意识到师德与自律的重要。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大学公开20年前处分决定之前,高岩事件当事人沈阳4月5日下午通过短信回复新京报记者称,关于举报网文中所说的情况 “当时北大中文系党委和北京海淀警方均有调查和明确结论,根本不存在上述事实”,“上述‘指责’实均为恶意诽谤”,“为此我将保留控告的权利”。
师德,在一些教师心目中显得无关紧要,他们没有想过,自己有违师德的行为,会对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也许,发生在师生间的骚扰、侮辱、性侵并不比职场其他领域更多,但因为学生刚刚走上人生道路,伤害可能远远比其他人更加深远和严重。
“生德”也该重建
师德败坏的教师,毕竟并非主流,因此,几次新闻事件被曝光后,也有人担心教师形象的“污名化”。
当教授在网络上被称为“叫兽”,当舆论一边倒地批评为师不尊的教师时,有很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呼吁,学生一方也需要端正自己的求学态度。
几年前记者采访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女科学家,在谈到自己作为研究生导师的教学工作时,这位科学家感叹,如今一些学生对学术工作非常轻率,对导师缺乏起码的尊重。
这位科学家以治学严谨备受学界尊重,她对自己的学生自然也会比较严格。她说,某年她带的博士生,以已经找到工作为由要求通过论文答辩毕业。这位导师认为,学生科研论文还没有达到博士研究水平,要求学生做完研究再毕业。在一次谈话中,学生怒气冲冲,以威胁的口吻对导师说:“你必须给我毕业,不然我会有自己的措施!”女科学家说,学生这样恶劣的态度,作为教师很伤心。
学生们究竟怎么了?《新民周刊》采访了几位高校教师,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学生的心态。
王晓渔回忆,自己攻读研究生阶段,时间是2000年左右,在他的同学中,不少人是本科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放弃之前的生活,选择进一步深造。比如有的同学在乡村做了多年教师,为了自己的学术梦想而再次参加考试。也就是说,当时很多攻读硕士、博士的学生,主要是出于对学术工作的热爱而报考。而此后的十多年,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一样大规模扩招,研究生逐渐是本科应届毕业生报考为主,由于用人单位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很多学生报考的目的是完成学历拿到学位证书。王晓渔认为,由于读书目标的不同,导致部分学生对学术研究投入的热情很低,无法达到完成合格学位论文的要求,师生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而产生。
国内某知名工科高校教师娄宸(化名),则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角度分析了师生关系的现状。他介绍,2009年教育部进行学位制度改革,转变研究生培养理念,全日制专业硕士开始面向应届生招生,目的就是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应用型人才。
专业型硕士重点培养工程研究能力和培养应用型高级人才,而学术型硕士主要培养继续读博士的学术研究型人才、高校教师和研究院科研人才。改革后, 2010年开始全国减少了学术型硕士招生,减少的名额用以增加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最终要达到专业型和学术型的比例为7:3。
对于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校有实习时间的要求,而且,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去向也是业务岗位,因此,学生对实习和考取各种资格证非常重视,对学术研究就没有那么上心了。学生的想法和做法已经改变,如果导师对学生学术研究要求依旧比较严格,那么矛盾就很难避免了。
工科专业的师生关系中,常常被诟病的还有学生给导师无偿劳动引起矛盾的情况。娄宸表示,据他所知,工科导师绝大多数会从科研经费中支出一部分用于给学生发放酬劳,学生也通过这些工作完成自己的学习、科研任务。但近几年新的情况是,由于学生学习目的和家庭环境的改变,很多学生并不在乎报酬,他们宁愿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可能影响未来就业的实习和考证上。娄宸自己就常常遇到召集学生开会讨论问题时,学生因为要去实习单位上班而告假的情况。
王晓渔认为,在他的观察中,文科专业的学生受到导师“压榨”“欺负”“侮辱”“控制”的情况,在师生关系中相对是比较少的,如今的高校学生,对自己学业、生活的规划,有很强的自主性。
王晓渔说,现在的师生关系,最好的状态是人格上互相尊重、学术上教学相长。“师生之间关系密切,导师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影响自己的学生。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越来越本科化了。”
最近师生关系引发的几起风波,也让王晓渔担心教师这个职业的“污名化”。“对个案的批评我当然是赞同的,但不必因为这些个别的事件让教师群体蒙上污名。最好的方式不是回避而是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
链接:美国高校在处理师生恋上的几种态度
刘爱生(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纵观美国高校,在禁止师生恋这个问题上并无统一的立场。大致而言,存在三种做法:
相对禁止,即仅禁止教师与其有直接教学指导关系的学生发生师生恋或性关系,而对此关系之外的师生恋,则保持相对宽容,并不严格禁止。像率先颁布禁止师生恋政策的哈佛大学(1984年)以及紧随其后的爱荷华大学(1986年)等高校就属于相对禁止型。例如,美国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制定的政策就具有代表性:“如果教师与受其授课、评价、指导的学生发生恋爱或性关系,这违反了学校的政策。即使是学生自愿的,也是可疑的。”目前,由于相对禁止的政策更容易获得大学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的认同,美国多数高校采纳此法。
绝对禁止,即禁止一切教师(包括行政人员)与学生之间的浪漫恋情。绝对禁止一开始并没有在美国高校取得成功。例如,1986年,得克萨斯大学等高校曾提议绝对禁止师生恋,但遭到教师评议会的反对,认为这一举措是对知情同意的成年人的隐私和结社自由的干预,违反了宪法所赋予给个人的民事权利。直到1993年,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兼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安·莱恩(Ann Lane)在全国发起绝对禁止师生恋的运动(她很快成为全美禁止大学师生恋运动中的符号领袖),有关绝对禁止的议题才被推上风口浪尖。在莱恩看来,教授与学生之间的界限是不可打破的;学界所致力的言论自由,并不等同于性自由。
在此运动下,美国一些高校制定了绝对禁止师生恋的政策。例如,布卢姆菲尔德学院(Bloomfield College)就规定:“教职工与学生的恋爱(性)关系,无论两愿与否,都严格禁止。”不过,相比美国高校的总数,绝对禁止师生恋的高校数并不多(大概只占3%),且主要集中具有宗教性质的学院或历史上向来保守的大学。一些批评者认为,绝对禁止的政策太过简单、不切实际,而且把学生看作一个无法作出明智决定的人。
不鼓励,即不明文禁止师生恋,甚至包括有指导关系的师生,但强烈不赞成。例如,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的政策规定:“大学强烈地敦促那些拥有权力的教师,不要与处在被评价或将来有可能被评价位置的学生,发生恋情或性关系。”再如,东北州立大学(Northeastern State University)的政策虽然并不禁止师生恋,但对这一关系中所蕴藏的性骚扰风险发出警告:“虽然大学不打算干预教职工的社会交往或男女关系,但任何一种构成性骚扰的行为,将为大学所不能容忍,并依据‘肯塔基大学性骚扰政策’进行处罚。”
当然,美国也有为数不少的高校没有明确制定相关政策。然而,这绝不表示学校忽视或默认师生恋。因为美国高校存在各种学术惯例,它虽然不同于大学条例和规章,但一样具有法律效用。通常,人们可以在一些政策声明、大学内部的备忘录以及各种学术协会的文件中找到“惯例”的踪影。依据学术惯例,那些没有制定师生恋政策的高校,需要遵守199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颁布的政策:“教师与学生的恋爱(性)关系充满了潜在的利用(exploitation)。学生赋予给教授的尊敬和信任,以及教授在学术或评价中所享有的权力,使得师生两愿的关系值得怀疑。即便双方一开始是两愿的,但鉴于师生权力差异的存在,随着这种关系的发展,很容易导致教师和学校受到性骚扰的指控……当教师与学生存在恋爱(性)关系时,应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对该生的评价与指导是不偏不倚的。”换言之,没有制定相应政策的高校,同样是不鼓励师生恋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高校对待师生恋的三种态度并不是一成一变的。随着与师生恋相关的性骚扰诉讼日益增多——这不仅损害了大学的声誉,而且大学甚至要为此担责,美国高校总的趋势是朝更为严格的方向行进:一是由不鼓励转为相对禁止。例如,加州大学系统一开始并没有制定禁止师生恋的政策。随着200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卷入一桩性骚扰的丑闻中——他称他与学生的恋爱是两愿的,而学生称是性骚扰的。最终结果是,这名院长被辞退——加州大学系统于2003年制定了相对禁止师生恋的政策。二是由相对禁止转为绝对禁止。例如,威廉·玛丽学院一开始只是相对禁止,但由于该校一名教授与一名已婚的学生发生婚外情,并导致她的丈夫自杀——这件事极大地损害了学校声誉,学校于2000年禁止教师与任何一名本科生的浪漫恋情。同样,耶鲁大学于2010年改变了相对禁止的政策,规定教师不得与任何一名本科生发生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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