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师道”的跌宕命运
阅读提示：“师道尊严”的本意，在于希望世人尊重知识，尊重道理。
记者｜姜浩峰
“师道尊严”，这是不是一个很土的词？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过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道”“师徒”等等概念，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
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会让“90后”“00后”很尴尬哦。他们会说，从初中开始，老师就教育称，当代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爱护、平等、民主基础上的。许多“老古董”概念，真的没有必要拿出来了……
即使位处师长地位的人，也不免认为师道尊严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教授已年过七旬。他认为，对 “95后”大学生来说，无论是管理还是教学以至师生间的相处模式，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统的师生关系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
回顾中国数千年文明，凡是师生关系传为佳话者，确实又有着一些相同点，甚至包含了师生间的尊重、爱护、平等、民主。这些看似很潮流的东西，其实早萌芽于古代。
师道尊严，确实该变。只是，该保留什么，该丢弃什么，又该如何把握呢？
中山大学教授黎红雷称，传续文化，从个人的层面来看，就要重视学习；从社会来看，自然就要敬重作为文化传续者的老师，毕竟老师是读书学习的指导者与引路人；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就要重视教育。
延续两千多年的师道
中国古代，明清时期，许多人家客堂里要摆放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
将老师的地位与天、地、国君、父母双亲并为一谈，可见当年人们将老师的地位设置之高。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成为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基本的价值观。
到了近代，没了皇帝，这牌位仍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一个字——从“天地君亲师”变为“天地国亲师”。没了皇帝，但国家还在——只不过从君主制变作了共和国，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亲还是那个亲，师还是那个师。
回看天地君亲师思想的由来，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
《荀子·礼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祖先，焉出？无君师，焉治？”
在荀子看来：没有天地，就没有生命；没有祖先，就没有人类的繁衍；没有国君和师长，国家就无法治理。
自秦至汉，及至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天地君亲师”的概念逐步强化。据考证，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最早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民间更是开始大肆崇奉“天地君亲师”。清朝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从此，“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尊崇“天地君亲师”达到鼎盛。
仔细拆看“天地君亲师”概念——祭天地源于自然崇拜。中国古代以天为至高神，主宰一切，以地配天，化育万物，祭天地有顺服天意，感谢造化之意。祭君王源于君权神授观念。祭祖祭亲源于原始的祖先崇拜。这祭师长，又是从何而来呢？
黎红雷认为，中国人传统的“尊师”概念，应该与“重道”相提并论。恰如韩愈在《师说》中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师’与‘重道’，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黎红雷表示，“在韩愈看来，人不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谁能没有疑惑？而只有在老师的帮助下才能解决疑惑、获得知识、懂得道理。因此，为了自己的成长，就必须尊重老师。韩愈特别指出，尊重老师的意义不仅仅是尊重老师本人，更是要尊重老师所传授的道理。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自然要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的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也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这就是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由此可知，“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重道”才是“尊师”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韩愈的观点，事实上发端于孔子。《论语·述而》中有一段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段至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话，道出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对老师的真爱，实质上是对真理的真爱，亦即对道的真爱。
黎红雷认为，“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其本义是道路，后逐渐扩展为方法、技艺、规律、事理、学说、道德等多种含义，合而言之，可用“道理”一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所有学派都把“道”作为最高的学问，最终的追求目标。儒家更是将其作为老师和弟子之间精神传承的纽带。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从这个意义上分析，“道”就是文化的象征，“传道”就是对文化的传续。“尊师重道的目的在于传承和延续人类文化之精神、民族道统之精义，从而使其薪火相传，经久不坠，历久弥新。” 黎红雷说。
寻回遗落的优秀传统
尽管“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崇高地位，尽管“师道尊严”曾经是个几乎神圣的词汇，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师道尊严”一词就屡屡受到一些人的批判。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导师王文革教授称：“‘五四’时期开始，人们批判‘师道尊严’，似乎是因为它与传统思想密切相关，属于违背自由、压抑人性、制约个性发展的东西，必须予以彻底清算。”
清末民初的中国人面临的，是积弱不振的国势和列强侵略瓜分的险境。救亡图存之际，有人希望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当年，新潮社成员毛子水就这么认为——国故，亦即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历史，从学术思想来说不仅比不上近代欧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从历史来说，“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胡适更言之，中国是百事不如人，艺术、法律、制度等等都落后于外国。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激进，一度，传统文化遭到极端污名化，从此之后，传统文化就与“落后、愚昧、封闭”等一系列贬义词画上了等号，名声臭不可闻。
王文革教授认为，人们批判“师道尊严”的同时，又大多误解了这个词的本义。王文革说：“这里似乎有一个误区——就是在理解这个词语的时候，人们并不是从理性上来认真弄清其含义后再展开批判，而是仅仅凭语感来展开批判：将‘尊严’当作一个现代汉语中的词，‘师道’又是一个词，而且又将‘师道’当作‘老师’来理解。于是，‘师道尊严’的意思，就被错误地理解为要尊敬老师，而且要无时无刻不问缘由地非常地尊敬。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王文革称，“师道尊严”本来的说法，应当是“师严道尊”，出自《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归根结蒂，“师道尊严”的本意，在于希望世人尊重知识，尊重道理。“因为老师是知识、道理的承载者、传播者，如果人们连老师都不尊重，就更不用说去尊重老师所传播的知识、道理了。师道尊严，我的理解，应该是这个意思。” 王文革说。换言之，如果一个职业是老师的人，无法做到传递知识，不能够担任道理的承载者角色，甚至没有为人师表者所该具有的德行，那么，确实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从“师严道尊”的角度去看问题，传统儒家学问，甚或是明清时期流行一时的儒家的一个分支——程朱理学，只不过是学问之一种，道理之一类。事实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新知识、新学问、新观点等等，其传入中国的过程，又有哪样是缺了教师之功的呢？
当年，诞生了不少师生关系新论。比如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用“从游”来比喻大学中的师生关系。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按照梅贻琦的观点，在大学这片知识的海洋里，教师是导游者，引领学生搏击风浪，学会本领；学生是从游者，亦步亦趋、紧紧相随、慢慢长大。这是一种“从游”式的师生关系。
在“五四”运动开始之前，1916年与1917年相交之际，蔡元培获得北大校长任命。正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停了下来。这时，伫立着的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向马车鞠躬致敬。未曾想，新校长竟然走下马车，摘下礼帽，向工友们鞠躬回礼。中国古有礼贤下士的传统，可堂堂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竟然向“短衣帮”的工友们回礼——达到了礼贤下工友的份上，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
“当年，我的祖父持人才教育救国的主张。教育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兴亡断续的根本大事。教育昌隆，则家族兴旺国家繁荣。”蔡元培的孙女蔡磊砢曾经对《新民周刊》记者提及。正因为秉持着教育救国的理念，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重点提到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条原则。礼贤下工友，无疑是认可了工友也是学校的一份子、是为教育工作做出贡献的人。
在蔡元培到任北大之前，北大可以说已经到了烂得不像样的地步。
1898年开张的北大，当年是由清廷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其因维新运动而起，本质上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那些学生多半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学而优则仕”。据说有学生带着听差上课，听差进屋屈膝打千儿，口呼“请大人上课”。民国初年，京城著名的八大胡同还流传着“两院一堂”的说法：光顾这花街柳巷的客人，多半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自然是指京师大学堂了。这样一所大学堂，哪还有一分一毫的师道尊严，或者是师严道尊呢？等级制是有的，可对道理的追求，则看不出来有多少。
蔡元培对工友们的鞠躬回礼，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拨乱反正。他首先从自己做起。蔡磊砢称，当年她祖父出于这样的考量——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近代教育理念深度结合，从德、仁、诚等各方面塑造一代新人。
寻回优秀的传统文化，实则既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梳理，去芜存菁有所扬弃。对于学问场里的礼教、严格的等级制等封建糟泊，自然要丢弃，可中国古代先贤对于道，对于真理的追求劲头，今天的人们，无论作为前导大鱼的教师，还是作为尾随小鱼的学生，难道不该更多借鉴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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