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通缉犯自白:出逃很苦!
整理|姜浩峰
4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6人,追回赃款100多亿元。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五集电视专题片《红色通缉》所披露的近年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成果。
2014年以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中国向全球公布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这就是“百名红通人员”。
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百名红通人员”里名列第一号,曾对外宣称“死也要死在美国”。2016年,她却放弃申请避难,投案自首活生生回到国内。
“刘阳”“比尔刘”“威廉闫”……纵使一度似乎逍遥法外,在南半球的新西兰过上了百万富翁的生活,且高调地登上当地媒体的版面,然而,本名闫永明、涉嫌侵占公司资金1.8亿元的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最终仍选择了回国自首。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红通人员”蒋谦尽管一度获得加拿大长期居留的“枫叶卡”,却因涉嫌犯罪而被销卡,打黑工不得不常年以光面条充饥,最终不得不投案自首。
红色通缉,全球无处逃遁!这就是目前中国反腐败的大势。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人民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海外舆论甚至如此评论:“比中国现代史上的历次反腐败行动都要走得远”。
《新民周刊》注意到,随着《红色通缉》在央视的播映和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转载,再一次震慑到在逃“红通人员”和其他职务犯罪人员。尽管由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发布的《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中,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时限规定在2018年12月31日前。但未来,并不排除会有“红通人员”投案自首。此前的一系列事例,已经清楚明白地证明,海外不是“避罪天堂”,心存侥幸、负隅顽抗者,必是死路一条!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是中国古代南朝时梁人殷芸的小说《吴蜀人》中的情节,说四个书生相聚聊天,各言所志。有人梦想做扬州刺史,有人希望自己能发财,还有人愿意骑鹤飞升长生不老。而第四位发言的书生说,自己希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反正发财、当官、长生不老乐逍遥,天下好事他想占全了。另一种解读法,则认为,第四位书生觉得,只要有了钱,“腰缠十万贯”,到哪里都像到当年最繁华的销金窟扬州一般。
做官、发财、去销金窟圆扬州梦,是封建时代一些人的迷梦。然而,在当代,仍有一些人痴迷不悟。生于1946年的杨秀珠就是一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任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开始,杨秀珠就是个一路遭到告发,却一路被“带病提拔”,且一路贪腐的角色。2003年4月20日,在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任上,杨秀珠出逃。次日,有一名温州华侨就在纽约街头看到了她。
2016年,年已七旬的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2017年,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秀珠贪污、受贿案,查明:1996年12月至1999年5月,杨秀珠侵吞公款1904.5155万元;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35.43万元。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0万元,并追缴贪污受贿所得人民币2640万元。
杨秀珠16岁那年,以温州市小南门粮站卖馒头的开票员起步,“文革”后步入温州政坛,官越做越大,钱越贪越多。在东窗事发之际,她远走海外,首先就飞到了国际大都市纽约。真正是应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句老话。然而,在专题片《红色通缉》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却说:“她在美国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待了四十多天,就被美国抓起来了,然后一直在监狱里面。”
杨秀珠出逃后,倒也不是一直呆在美国。从新加坡,到美国,再到荷兰,最后辗转到美国,然后被拘,前后历时11年。即使被美国拘捕后,她仍为了逃避审判而寻求政治庇护。2015年10月,曼哈顿移民法庭法官托马斯·穆里根拒绝了杨秀珠的政治庇护。
之后,她又以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为由,申请保外就医。然而,美方并不为她做眼科手术,而是把她从一个监狱转到了另一个监狱,并表示,一年以后才能让她到医院看病。由此,杨秀珠感到了绝望。此时,中国驻美领事馆工作人员承诺,她回国后立即安排她去医院检查,“这个是人道的原因,我们都能答应的。”中方人员表示。杨秀珠这才下定决心回国投案。2016年11月23日,杨秀珠回国刚满一周时间,就获得了全面体检,并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杨秀珠说:“美国的医生公开跟我讲不敢做这个手术,浙江二医的医生很好的,做的跟我在国外做得差不多,而且可能还好。非常感谢祖国。”
回想自己出逃后,曾藏身于鹿特丹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惶惶不可终日。已经步入老年的她,不小心摔断了肋骨,荷兰的医生只让她吃止疼药,吃了一个多月,还是痛不可忍。后来家庭医生让她去拍片,才发现肋骨断了,已经生长出来的肋骨跟原来的位置连在一起。“这个有人权吗?断了的肋骨一个多月才拍片!”杨秀珠边抹眼泪边对着镜头说。而回国受到应有的审判后,杨秀珠心里反倒踏实了。“在外面的苦楚,你们在国内的是领受不了的,我们在外面是知道的。逃亡的人抓紧回来,没有必要了。”她说。
与杨秀珠类似,“红通人员”许超凡在专题片中坦言,自己出逃后,“都是在不断地逃亡之中,待一段时间,然后就觉得这个地方不行,很危险。要再到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还是觉得心里面不踏实,然后再到其它地方去。”中国香港、加拿大、美国,外逃17年,许超凡不是在颠沛流离中,就是在美国的监狱中度日。这位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前任行长,与继任者余振东和许国俊勾结掩护,贪污挪用4.85亿美元。随着余振东和许国俊落网,2018年7月,许超凡最终选择了回国自首。开平支行案目前追回20多亿元人民币。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红通人员”蒋谦骗取140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尽管办理了加拿大投资移民,获得了“枫叶卡”,但其国内资金被冻结,追讨工作组发现他国外的股票账户,于是采取相应措施。由此一来,蒋谦夫妇开始为了经济问题争吵、分居。蒋谦独自搬到一个地下室居住。“我吃面条吃一年多,没有油,就一点水……”因为中方向加拿大方面提供了蒋谦涉嫌移民欺诈和洗钱的充分证据,蒋谦的“枫叶卡”被吊销,只能打黑工铲雪以维持生计,每月三百加元的收入也只够他吃光面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完全就是行尸走肉嘛,看不到希望了,我自己绝望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活着呗,像猫一样,狗一样,猪一样,你就是活着。”最终,他不得不回国自首。
曾为多家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红通人员”任标,于2017年7月从美洲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回国投案自首后,甚至透露,2014年其携妻儿外逃时,辗转了几个国家,偷渡集团在获悉其上了“红通名单”后,甚至想要灭口杀他全家。任标的妻子郑群群甚至透露,偷渡集团让他们去菲律宾,然后却把他们扔在海上,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足足有四五天。这才让他们领教了什么叫苦海无边。
尽管绝大多数“红通人员”都贪腐、挪用了巨款,甚至是天文数字般的巨款,然而,这些“有钱人”却根本受不了出逃的苦。回头是岸,方为正途。
中国引领十条倡议
“我们新西兰坚决不会成为腐败分子的避风港,不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我们要确保能够辨识、逮捕、审判这些人,并将他们窃取的财产物归原主。”这是新西兰警察总监迈克·布什对着《红色通缉》专题片摄制组镜头所坦言的。
曾经,就有一位张扬的中国商人,在新西兰过着百万富翁的生活。2016年2月20日,《新西兰先驱报》即曾报道,“在一次令人吃惊的背运赌博当中,‘威廉闫’在82分钟内,就输掉了500万新西兰元”,该报更披露,“从2001年到2013年,他输掉和赢得的钱的总数,高达5.63亿新西兰元,尽管这期间,这位商人曾经两次被判决两年之内限制消费”。报道中的“威廉闫”,在新西兰还曾化名“刘阳”“比尔刘”,其本名为闫永明,系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2001年因涉嫌侵占公司资金1.8亿元,出逃新西兰。2005年,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后,新西兰警方在2014年搜查了他的公寓,查封约4000万新西兰元资产。中新两国随后合作调查其洗钱案。新西兰法庭最终判决闫永明洗钱罪成立,他的资产被全部没收,并缴纳巨额罚金。2016年11月,潜逃海外15年的闫永明终于回国自首,在中国土地上接受法律审判。新西兰向中国返还了闫永明违法所得和罚金,中国在此案中共计追回赃款人民币2.82亿元。
《新民周刊》注意到,作为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重要伙伴的新西兰警察总署总监,迈克·布什近年来多次来到中国。2017年,在北京会见中纪委常委、时任监察部副部长凌激时,迈克·布什即曾高度评价中国全面从严治党和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有力举措和巨大成效,表示新西兰警察总署愿继续加强与中方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腐败犯罪。2018年7月,迈克·布什再次来华,与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李书磊会见时,再度表达了类似观点。
不仅是新西兰,不仅是迈克·布什。中国反腐败的决心与信心,正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态度。2018年3月,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1个经济体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100多位代表齐聚在曼谷,围绕腐败资产追缴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并达成《资产追缴十条倡议》。中方在会上呼吁各方强化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在腐败资产追缴方面进一步凝聚共识、坚持“零容忍”态度;求同存异、打造“零漏洞”制度;互利共赢、实现“零障碍”合作。
当时,印度尼西亚反腐败委员会高级检察官麦迪·伊斯坎达尔表示:“中国惩治腐败的力度非常大,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让我非常敬佩。”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官员瓦尔德米尔·科津当时表示:“中国有了反腐败国家立法,这是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精神的,是很好的改革,对中国反腐败制度是很好的改善。我也期待中国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反腐败管理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风认为,通过这几年“天网”行动等,中国摸索出了一些海外追缴的方法。“就是通过异地追诉,向有关国家提供证据材料证明。”以蒋谦为例,其在获得加拿大身份的时候,采取了欺诈手段。中国向加拿大举证了,就能促使加方主管机关采取法律行动,收回其“枫叶卡”。
中国的行动之所以获得一些国家的配合与点赞,更在于此举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格林纳达外交部部长彼得·戴维说:“很高兴看到习主席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有利于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消除腐败现象,并确保逃犯不再将格林纳达等加勒比地区国家当作避罪天堂。我们这么做不仅是在帮助中国,中国进行的反腐败战斗,也是我们自己的战斗。”
巴布亚新几内亚方面则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本身有大量腐败资产外流,需要APEC各经济体的配合,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中国发起的《资产追缴十条倡议》很有价值。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则表示,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不仅要有良好的法律基础和合作机制,“人脉关系”也非常重要。在加强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提高工作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扩大朋友圈,能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取得更多新进展。
如此一来,势必会有更多出逃的腐败分子会回国受审。(资料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