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东不西”的合肥 如何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找准定位
在知乎、贴吧、地方论坛上，安徽主题版块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长三角要包括安徽？”提问的人往往是江浙沪的，但事实上，真正的偏见来自于陌生乃至隔阂。
过去，长三角等于“江浙沪包邮区的认知，一直是公众的刻板印象。2016年5月，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等8座城市，正式划入长三角城市群，安徽“长三角”的身份开始“官宣”。从那一天起，关于长三角的传统定义，被彻底颠覆。
“长三角Logo原本的设计是个三角形，证明大部分人还是认为长三角就是3个人。”在巢湖之畔的一幢办公大楼里，安徽省发改委长三角办副主任张芹分享了这则番外小故事。
安徽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成员，被扣上“弱者”的帽子显然有失偏颇，相反，安徽的成绩倒是可圈可点。据权威数据统计，近十六年间，安徽GDP增长3.1倍，尤其合肥增幅高达18.36倍。
坐拥中科大和中科院的合肥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潜力股”，在科创一体化的路上，早已成为与江浙沪并驾齐驱的关键角色。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合肥正创新尝试，携手苏浙，扬皖所长，以期交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精彩答卷。
“科创名城”为什么不出名？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合肥常以“不发达”的标签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事实上，这座拥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自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呼应浦东，开发皖江”的战略，从2005年确定了“东向发展”战略，再到2008年，正式加入“三省一市”合作机制，合肥，始终怀抱一颗向海而生的长三角“赤子之心”。
身在中部，心向东部。从1984年首批两个国家实验室，一个选址北京怀柔，一个落户安徽合肥，其作为中国四大科教城市之一、中国第一个科技示范城市的地位，就从未改变。只是长久以来，因深居内陆，那张深藏不露的“科创王牌”并不为人所熟知。
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吴越，在谈及合肥对于东西南北沟通的重要性时表示，在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中，不能简单将合肥定义为江浙沪的“后花园”，而应通过关键角色搭起一座融合的桥梁，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初到合肥，从空中鸟瞰这片土地，会发现西部波光粼粼的蜀山湖之滨，有一座三面环水、面积不过2.65平方公里的岛屿“科学岛”，踏岛而上，绿树成荫，嘉木成林，这个专属合肥人的“大水缸”的董铺水库，实际上，有着另外一个神秘身份——安徽科创策源地。
一栋栋小楼组成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楼层不高，并不起眼，但这里的科研脉搏却与世界最前沿同频共振：全球第一台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人造太阳”，诞生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吸引海归集聚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也已经创造过多项世界纪录。
漫步在岛上，你随时可能会碰见两院院士在打球，海外评审专家、研究员在静坐沉思，迎面走来一个面容年轻、衣着朴素的人，若把他的研究成果翻出来，说不定能震你一惊。据合肥研究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如今在这里2600多名在岗员工中，45岁以下者占比74.7%，平均年龄为39岁。
科创领域从未逊色过的合肥，其国际影响力，真正让“以出国为荣”变为“以归国为荣”，打通了国际人才一体化的新窗口。曾在美国定居十几年的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王俊峰，之所以愿意留在这个偏僻岛屿，恰恰是合肥排除一切后顾之忧的保障，让他们全心、安心做科研。
“这里不需要论资排辈，拥有招聘自主权，可直接作为学术负责人组建团队。” 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新民周刊》，小到银行卡开户，大到买房、子女入学，他们都向省里反映，协调解决。就这样，科学岛陆续吸引了在生命科学不同领域各有建树的张钠、张欣、王文超等华裔专家回归合肥。
八年来，王俊峰、刘青松领衔的这支创新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为上千例癌症病患最大限度地筛选可用之药。他们研发的抗急性白血病国家I类创新靶向药物已经获得了国家的临床试验批件，更多的创新药物也已经进入了产业化开发的管线。比方说，针对癌症病人，刘青松试图取出癌细胞组织进行体外培养，把市面上见到的药物，一一反应测试，形成一个药物效果分析报告，供医生参考，从而减轻了患者痛苦，节省时间和金钱。
科创主导、政策红利、人才回流，合肥科创聚集地的效应越发凸显，但又不得不承认，其科创魅力一直面临“酒香还怕巷子深”的尴尬，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认可与扬名，究其原因，与其地理、空间、政策、文化紧密相关。
多年来，安徽“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投入集中在“大小三线”，就没安徽的份；到了改革开放，安徽既没凑上东部沿海开放，也没赶上西部大开发，基本都被国家政策所“遗忘”，即便来个中部崛起，也因周边强省的虹吸效应而被压制。
当然，地理隔绝感的尴尬，是一个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指出，安徽北因历史上的黄河泛滥、土地贫瘠，而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南受山地地形约束，无法大力发展农业与工业；西有大别山，阻挡武汉经济圈；东受皖南大山区阻隔杭州经济圈——合肥为中心的皖中一带孤掌难鸣。
空间之外，在文化上，王德培认为安徽有中原、皖江、徽州等不同文化圈的纵向拦截，以致在中国没有哪个省份比安徽的方言更多、文化习俗更烦琐。地理禀赋差异与文化隔阂，让安徽各城市间，天然采取了各地各自为战的分裂发展倾向，间接致使合肥等地发展战略左右摇摆并缺乏连贯性。
正源于此，安徽虽名正言顺加入长三角，却也多少招致不服，被认为“反正放在哪里都不会显眼，总是处于被支配地区”。但如若追根溯源，有着“改革先锋”基因的江淮儿女，很早就大踏步“走出去”。
合肥市政研室副主任范观兵告诉《新民周刊》，沪苏皖在历史上隶属同一地缘，明朝为南直隶，清初改称江南省，直到康熙年间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才一分为二，有了今天的江苏与安徽，因此今天的南京，常被调侃为“徽京”，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的江苏、浙江、上海就与安徽有了密切往来和交流。上世纪80年代，芜湖港、安庆口岸陆续开通，让八百里皖江开始承东启西。从这个层面上看，以合肥为领头羊的安徽与长三角，本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回归，更是对区域一体化内在需求的顺应。
新兴企业是一体化的“跳板”
去年11月，首届进博会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不单国策从沿海先富等非均衡走向均衡协调、共同发展，就连中国城市也从单打独斗进入区域一体化的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合肥乘着长三角一体化红利，必然备受照拂，但仅着力于弥补非均衡的落差是不够的，毕竟让安徽脱颖而出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科创。
且不说，2012年以来安徽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方阵，仅从“安徽制造”创造7个世界第一、多项工业指标位居中国前列，就可见“安徽制造”背后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创优势是合肥的底气，然而底气归底气，合肥却并未充分借此将自身发展到与江浙沪“并驾齐驱”的水平。好在，目前看来，合肥聚焦国家战略产业，以重大产业项目为牵引，全链条布局新产业，一体化成果在平台互通、人才流动、产业转移等方面倒也可圈可点。
在科创产业园区的科大智能展厅，机器人手臂安装汽车零件的视频，颇为引人瞩目。科大智能新闻发言人表示，作为国内领先的工业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从传统电力产业迈向工业机器人新兴领域，他们借助G60科创走廊平台效应，与上海松江联手做了很好的一体化尝试。
就在一年前，位于上海松江洞泾的科大智能项目开始运作，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研究孵化基地，35天拿到开工许可证，项目从一片空地到主体建筑完成封顶，只用了8个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松江速度”。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松江区独创“微信群审批制度”。区长坐镇微信群，科大智能方提出问题，分管副区长、项目行政审批的各委办局一把手解决，彻底打破行政审批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表示，企业转型发展是和科技革命在“赛跑”，比的就是政府效率。
目前科大智能正与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开展合作，共同建设科大智能—复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通过健康服务、智能诊疗类机器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孵化，一方面解决社会医疗难题，另一方面带动机器人相关附加值产业落户长三角，打造持续创新“发动机”。
伴随新一轮人工智能的风口，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大讯飞总部，以中科大与中科院的语音识别、机器学习推理及自主学习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研究，显然也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吸引青年才俊的新风向标，真正让人才“引进来”，产品“走出去”。
科大讯飞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科大讯飞的总部在安徽，但在上海、江苏、浙江都有分子公司，不同地方，产业气质各有特点。江浙民间资本的创新意识非常强，如果把其资本活力与安徽的源头技术创新对接，会加速整个产业生态和产业链的发展。
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着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科大讯飞的多语种人才也在国际氛围更浓的上海，进行了深入布局。大城市为人工智能提供了舞台，产生数据反哺，形成了自我迭代和优化。目前，“中国声谷”这栋高层建筑物，入驻了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恰是人才联动的最好说明。
保障了50万人次的进博会“安保网红”的太赫兹人体安检系统，其生产总部正是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博微太赫兹企业，公司负责人认为，公司搬迁至上海并不现实，但目前已与长三角省市签订了战略协议，可根据分工联动进行一些输入输出。比如，将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吸引高端人才，制造线则放在成本较低的六安，供应商可就近选择，以节省成本，快速响应需求。
合肥市科技局调研员陈伟认为，外界对安徽的普遍认知，仍沉浸于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在认清城市化、经济规律和理解未来产业发展上，尤其对长三角一体化，仍认为是招商引资的竞争。
在三省一市的资源要素重新洗牌中，江浙沪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无所谓谁领导谁，也无前队与后队之分，大家都在跟未来赛跑，自然各凭本事，以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吸引重组要素，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若将合肥定位成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服务长三角，格局未免就太小了。记者从合肥市科技局了解到，在科创方面，市政府正在做一系列的创新尝试。一方面做强做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滨湖科学城等创新平台；另一方面，与上海张江开展基础研究，推动关键技术产品国产化替代；最后，联合设立长三角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并依托“数字江淮”大数据中心，实现知识产权成果共享。
专家“头脑风暴”如何破题
诚然，一体化是一个不断深化、升级的过程，需要一个个项目的支撑，区域的合作，但在合肥被赋予“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愿景中，最关键还是制度层面的创新突破。当“江浙沪皖是包邮区”的概念深入人心时，安徽离崛起也就不远了。
长期的行政壁垒无法打破主要是基于地区利益的自我保护。在传统的条块分割体系下，一个地区的收益主要取决于管辖领域内的产业。地区利益通常会聚焦于如何分配既有“蛋糕”，而不是努力去“做大蛋糕”，因此，长三角地区间“最后一公里”如不贯通，将极大限制资源流动与市场互补。
从人才症结上分析，在周围强省“虹吸效应”下，安徽更像是一个“孵化器”——孵化成功，就输送出去了。以2017年数据为例，安徽外流人口，主要集中在苏、浙、沪，三省市合计为838.6万人，占全省流向省外人口的79.3%。如何避免沦为人才孵化器，获得长三角的“认同感”，也是合肥面临的一大课题。
“差异性才是合作的基础，目前三省一市在细分产业上布局相似化较高，生产力布局出现重复性，产业同构化比较突出，并未发挥整体联动效应。”陈伟认为，必须在更大格局下找准自身定位，利用现有优势深耕细分领域，打造技术驱动型城市，或许才是长久且关键的决策。
首先，围绕科学成果转化，消化不了的可借力长三角的人才、环境、经济等实力，政府要摸清路数，发挥效应，在一体化过程中，区分好市场与政府作用。其次，三省一市可派出顶尖专家，深入解读各地的亮点经验，打造最幸福的长江三角洲。
当然，两大中心的合作也要有制度设计，依托合肥创新馆、新能源和网联汽车联盟、ICC电路联盟等，一系列可落地设计要靠上海这个领头羊，争取在一篇大文章下，资源调配、产业联动、成果转化，搞好长三角的模式，真正解决卡脖子的难题。
闭门造车永远不是最佳解决方案，一旦真正看透“一体化”内置去中心化、扁平化、分布式的逻辑，那么安徽也就不会较真于区域内的高下与空间上的融入，而将站在全国乃至全球更高视角，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并形成自身个性和特长，在功能上真正融入长三角。
按照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的观点，长三角一体化的打造，除了制度架构的一体化，小到部门一体化，区域利益一体化之外，市场体系的一体化也是一个重要标志，即在区域范围内让所有要素流动顺畅，不受阻碍，不仅要单向流动，还要双向、多向流动，如此一来，整个长三角的市场功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今天的长三角三省一市明确了“相加大于4”的愿景。“大于”意味着不只做“加法”，更要做“乘法”；不是量的叠加，而是质的交融；不能靠简单的行政推动和资源叠加，而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挖掘协同发展的潜能，长三角的互利合作共赢，才有未来。
站在全球城市群落上看，对比长三角城市之间以及美国东海岸所有城镇群，两个跨城市人和人之间联合的专利数，10年增长了3倍。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认为，这项研究说明全球的城市创新已经是超越了单个城市，进入了群落创新的阶段，其核心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创新交互的活动，而不是城市之间的属性关系，这对长三角一体化也有深层的启发。
德国工程院院士Bemhard Mueller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特别指出，在德国，有一个地方与安徽十分相似——慕尼黑，这个传统民族文化浓郁、地理上保守闭塞的城市，为何能够成为创新策源地的成功样本？恰恰在于开放的心态，在产业集群政策上，慕尼黑以高科技园区为契机，鼓励区域的政府、大学、企业全面参与进来，打破行政壁垒，“放权”给欧洲领先且成熟的机构联盟，政府则负责建立一个紧密的产业联合网络作为后盾。
“如果想用行政强制圈定一个区域边界，这就是失败的开端，硅谷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区域的成功与否与人的思想、眼界有很大关系。” Bemhard Mueller认为，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评价，往往与想象的不同，我们会通过机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及方向，如果说人才对地域的认可度不高，更需要注重纠正人们的封闭心态，而类似慕尼黑这样的成功范例，安徽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经验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