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惩戒权究竟在哪里？
在铜陵学院财会专业就读的时候，周安员有三个梦想——做诗人，开书店，当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校园里，像他这样怀有文青之梦的男生，比80年代要少了许多。
世纪之交，考取了教师资格证的周安员终于圆梦——成为了一名教师。在铜陵市郊几所小学任教后，有过班主任经历的他，被调到了陈瑶湖中心学校任教。今年43岁的他，已得一儿一女——儿子在自己任教的学校读6年级，女儿刚出生7个月，尚在哺乳期。因为陈瑶湖中心学校是一所有着幼儿园和6个年级小学的学校，周安员打算女儿从幼儿园开始，就在这里就读。43岁，本该是这个男人事业精进、家庭幸福的时光。然而，对于周安员老师来说，所有的一切，自7月3日离家后，便不复存在了。7月7日，长江无为刘家渡段发现了一具男尸，后经警方确认，死者是周安员。铜陵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在调看视频后，排除他杀。
小学教师周安员怎么会选择自杀之路呢？起因不过是在处理一起学生矛盾时，周安员上去劝阻。之后，尽管学校和周老师家人、周老师本人都想尽量处理好后续事情，可家长的不依不饶，最终令周安员走上了绝路。
恰恰就是这起悲剧发生之后的时间节点，7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其中提出，将保障教师依法享有教育惩戒权。有媒体评论称，教师对学生不愿管、不敢管的现象，到了该扭转的时候了。然而，假设《意见》早些出台，周安员老师真的就不会走上绝路吗？周老师之死，和教师该拥有怎样的惩戒权，这之间，有不少该厘清的东西。
打人骂人肯定不在惩戒范畴
教师因与学生矛盾而造成被处分的事，在今年夏天，时有所闻——陕西商洛市商丹高新学校初一年级一名13岁的女生向媒体反映，班主任王某辱骂自己已有半年时间，甚至在班级上说：“咱班同学，谁贱？谁贱？”之后，商洛市商州区有关部门称，王某被记过并撤销教师资格；山东五莲第二中学初三某班的班主任杨某，因用课本抽打两名逃课学生，于7月2日被县教育和体育局追加处罚，扣发一年奖励性绩效工资，责成学校不再与其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纳入县信用信息评价系统“黑名单”，此后，该县教体局又撤销了对杨老师的追加处理决定，对此，《人民日报》评论认为，轻率的“追加处理”，本就该及时纠正，但更应反思何以出现这类动辄追加处理的现象；7月16日，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教育局发出情况通报称，接到家长反映树人学校教师白会平有体罚学生行为，经全面调查，情况属实，已责成学校对涉事教师白会平予以辞退……
除了教师因体罚学生，或者说打骂学生而受到处分，7月10日，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还对20年后当街掌掴老师的常仁尧进行了判决——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常仁尧解释自己将当街打老师视频上传网络的原因，是因为——老师20年前经常歧视性地体罚自己。法院称鉴于常仁尧系初犯、偶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可常家对法院的审判并不服，立即提出上诉，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当年打学生的老师从没受到处罚。积怨达20年之久，20年没见面，见面就要打老师并发视频，常仁尧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地打老师，而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名当年打过他的老师被他打了！他当年到底是怎么被老师打骂的呢？据他向父亲常天长透露，是踹头、插板子侮辱。他当年就读栾川实验中学时的十多名同班同学都称，老师张清林有“暴君”之称，曾打到一名女生转学。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这所学校当年的“暴君”不止张清林一位，而是有四位！
一起起个案，汇集到一起，无非一个问题——老师有没有权力惩戒学生？惩戒的边界在哪里？其与体罚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厘清的话，未来，因这一类师生矛盾而起的民事、刑事诉讼还会出现。小学、初中甚至高中低年级的同学，都是未成年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师岗位上的教师，应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日常课堂接触中，师生之间没有诸如学生家长这样可作为法定代理人的人在场，这就让一些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化了。如何让复杂化的事情再简单化，规则制定就愈加重要！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黄智鑫律师说：“无论如何，惩戒权与体罚不是一回事。体罚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我认为：惩戒，是相对奖励而言的。对中小学生来说，奖励很多就是荣誉称号之类；而惩戒，则可以是批评教育，或者一些处分决定等管理手段。”在黄智鑫看来，常仁尧之所以二十年之后看到当年打他的老师，还会去反打，甚至将视频发到网络上，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当年受到老师的伤害。此种伤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疼痛，更是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可谓刻骨铭心。
常仁尧打老师的视频引发网络热议之后，也引起了不少人到中年者的感慨。许多“80后”回忆，自己小学时，经常挨老师骂。打手、罚站，是许多地方小学老师的招数，甚至还有手指节打头，上海话叫“吃麻栗子”。记者的一位朋友回忆，9月1日开学第一天，妈妈把他送到学校，跟班主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如果不听话，老师尽管打。”尽管绝大多数城市里出生的“80后”已经是独生子女，在当年被称为“小皇帝小公主”的一代，但当时绝大多数家长都持有这样的认识——管教孩子，老师才是专业的。那时候，许多人家还有打孩子的事发生，许多家长的想法是——玉不琢不成器，老师打孩子，是为孩子好。有朋友向记者透露，自己的小学有一个体操房，是在教学楼的地下室。体育老师经常将不乖的孩子单独留在体操房，让他们盘腿坐地上，然后关掉所有灯，带领班级其他孩子到地面，并关闭体操房的门。“那个门有点像防空洞或者银行保险室的门，密封的。整个体操房也就是地下室，只有一个透气孔道，当时真是吓死了。”这位朋友至今对这一段往事记忆犹新——尽管一般就被关半节课的禁闭，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可对六七岁的孩子来说，确实有极强的心理震慑，并带来生理恐惧。比之“80后”，南通人马鼎奇先生则回忆，自己小学时，正是建国初。国庆节前夕，自己的祖父寄到学校48斤粮票，要到附近袁桥镇的邮局去取。当时已经上五年级的马鼎奇取完粮票，正好溜达古镇。“我经不住点心店的诱惑，擅自动用了半斤粮票，买了五个馍头，仿佛饿死鬼投胎，大快朵颐。想不到这件事却让我大祸临头！” 马鼎奇说，自己的班主任陈老师闻讯，称这孩子胆大包天、品行不端，带到食堂，拳脚相加，之后抄起食堂师傅的扁担。“直打得我杀猪似地嗷嗷嚎哭。” 马鼎奇说，“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大米特金贵，老师的计划定量中仅有三分之一为大米，其它均为杂粮，唯有凭粮票可以‘网开一面’购得百分之百的大米。所以，陈老师对我擅自动粮票，气冲牛斗、大打出手。”
到了八九十年代，粮食没有那么紧张了，老师对学生的惩罚手段也有变化。中学老师对学生的打击手段，比起小学来更是有所不同。粉笔头嗖嗖嗖地飞向各个座位，挨到“子弹”的学生要么是睡着了的，要么是在课桌底下藏着金庸、琼瑶的书津津有味在读的。也有初中老师颁布差生排行榜。对于敢于“狡辩”的学生，有老师称：“你的面皮真厚，像长安城墙了！”之后，这位老师不再呼此同学真实姓名，只以“长安城墙”代称。过不多久，全班甚至全年级的同学都不叫这名同学的姓名，而直呼“长安城墙”。
在黄智鑫看来，无论是肉体惩罚还是侮辱性语言，如今看来，都是很不妥当的。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很难管
回看周安员老师之死。6月19日，班上两位学生打架，周安员上前劝架。根据警方通报，在劝架的过程中，周安员与学生发生了肢体冲突。具体是什么样的肢体性冲突？据周安员的姐夫王贤成透露，当天，两学生因为一支笔扭打起来。周安员才上前处置。而当他试图拉开该男生时，男生直接就给了周安员一拳。“那个男孩子还是练跆拳道的，力气比较大，周安员就用了劲儿想控制住他，在男生身上留下了痕迹。” 王贤成说。周安员虽然面对的是五年级的小学生，可身高仅1.68米、比较瘦弱的他，确实未必是练过跆拳道的男孩的对手啊！
因为身上这道痕迹，男生回家告诉家长，称老师打了他。该生家长遂到学校，要求周安员道歉，并要求校方开除周老师。冲突事件发生后，周安员向警方报警。6月28日，辖区派出所民警对此事进行了最终调解，周安员支付涉事学生检查费930元，并以“谈心”代替“道歉”。直到7月2日凌晨，周安员才给他哥哥周安乐发微信，称：“哥，我快崩溃了。”
从王贤成所说来看，周老师并没有体罚这名学生。王贤成还称，之前的6月12日，曾有另一个学生家长与周安员发生过冲突。当天，周安员在上数学课时，用尺子打了一个调皮的学生几下，孩子奶奶看到孩子腿上的痕迹找到学校，在上课时间冲进教室给了周安员两个耳光。随后，据在场的学生回忆，在周安员从教室走到办公室的路上，该学生的奶奶一直在追打周安员。后来，周安员和学生家长接受了学校调解，而他并没有选择报警。
尽管用尺打小孩确实不对，但《新民周刊》记者从多种渠道了解到，如今无论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学校，还是二三线城市学校、村镇学校，在学生管理上，老师确实可用的办法不多。上海某初中老师告诉记者，她在课堂上发现有一个学生在玩手机，当时就让学生把手机交上来。学生当场说：“我爸妈要和我联系的，手机不能交。手机是我的私有财产，你有什么资格没收？”老师回答说是暂时保管，让学生爸妈放学后来取。学生回说：“我爸是总经理，很忙的，家里没人会来学校。”就这么，一节课上不下去了——僵着。
在20世纪90年代的课堂上，也曾出现过孩子摆弄手掌电子游戏机的情形。老师没收后，也是请家长来取。家长即便被训得抬不起头，都仍然会向老师表示感谢。可如今，当这位老师在微信里请家长来学校的时候，家长明确说，没空！第二天，校长反倒来找老师了，跟老师打招呼，要求她息事宁人。至于这位家长到底有多忙呢？无非是开了一个小公司，也不知道做什么买卖，为了赚钱，反而在学校门口还开了个课外补习班——所谓补习班，不过是放学后不着急回家的孩子在他那个场子里留着，既没有课外辅导老师，也没有其他补习课程。至于这位玩手机的同学，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因为他爸认为，生意可以传代，所以不需要学习成绩有多好。这孩子天天在朋友圈晒——好吃好喝，这暑假到了又晒到处旅游。这当然也说不上好与不好，但家长在价值观教育上，恰恰起到了反作用，可我们老师连这样的学生都不敢去说了，谁还敢对这家长来几句良言呢？”
中国古代，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封建社会讲“天地君亲师”，到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还要讲“天地国亲师”。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层面上提升教师地位，有了顶层设计——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我国的教师节。但在具体的教学管理部门来说，类似6月12日周安员老师被学生的奶奶追打的事，直接来看，就是学生的奶奶进入了教学区域。中小学校不是高等院校，特别是陈瑶湖中心学校除了小学的六个年级以外，还有幼儿园。这样的保育教育教学场所，竟然能让人随便出入正在上课的教室，能让家长对老师颐指气使，甚至打耳光，其安全防范措施基本归零了！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能让人随便进出校园打老师的地方，不管这位老师是否犯了错误、错误大小是多少，这地方确实有点“无法无天”的模样了。“即便有个别教师有体罚学生情况，或者万一有老师与学生发生了冲突，我觉得，学校管理层也应该按照程序与规定来处理，而不能迫于家长的压力、一吵一闹，就去反过来过重惩罚老师。”黄智鑫律师说，“如果有证据表明老师确实有过错，学校方面可以依据相应的规定进行惩罚。也有一些情况，是情急之下的，比如劝架拉架时碰伤之类，因为当事双方一个是未成年人，一个是成年人，有时候确实很难厘清。这时候，学校方面就要有担当。”黄智鑫还特别提到，有的地方将犯了些错误的教师挂上诚信“黑名单”，甚至公开曝光，这一点确实极不妥当。他告诉记者：“如果教师犯了错误，触犯了相关规定，上教育系统内部‘黑名单’，比如今后一段时间或者永远不能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甚至不能在公立、私立学校任教，吊销教师资格证，都说得过去。但把人家放到公示的诚信‘黑名单’上，肯定是有问题的。”
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确立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到中共十四大提出“两基”战略目标——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再到2011年底，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500多万名教师、2.6亿学生，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是中小学幼儿园阶段，如果缺了家长的配合，不达成尊师重教的社会共识，那么，孩子就会越来越难管！当然，对全社会来说，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养成新的尊师重教的文化，确实非一日之功。
惩戒的路数与社会共识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7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按照《意见》相关要求，研究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在黄智鑫看来，这一点尤其值得期待。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程序性规定，影响了教师正确行使教育惩戒权，造成有的教师对学生“不愿管、不敢管”，有的过度惩戒甚至体罚学生。目前更有甚者，原本中小学时期存在的留级制度，事实上已经取消。一些学业完全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却仍将升入高年级就读。也有人担心，由于升学率的考核等因素，留级制度一旦恢复，会有学校劝退学生等等。但不可否认，当年来说，留级制度，是非常大的一个惩戒措施。留级制度如何恢复，怎么恢复，在几年级开始恢复？在一些教育界人士看来，倒是值得研究探讨的事情。“不能因为适度恢复留级制度可能带来一些新麻烦，就因噎废食！”一位资深校长如此向记者表示。
还有一些惩戒或者教育的具体措施，则应该掌握在班主任或者任课老师手里。譬如，对于上课不专心的同学，过去有老师通过调换座位的方式来改善课堂环境。甚至对学习进度较迟缓的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学生，老师会安排在教室第一排前，再安排一个临时加坐。如今在沪上某区教育学院工作的许先生就向记者表示：“我上世纪90年代初上初中时，就坐过这样的加坐。不是长期的，比如这个月的测验，成绩比较差，就被安排到加座。下个月，另一个比我还差，我就回到自己原本的座位，那位比我还差的就坐到临时加座上来了。从惩戒的角度看么，这个位子看起来有羞辱的味道。但从教师的角度，他也是在关爱学生——我坐过加座我知道，老师讲台距离你近，能第一时间了解你的学习情况，这是多加一份关爱啊！”但因为之后相关规定学习成绩不得进行排名，这样的加座也就很难安排了。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就新近发生的几起教师被处理的事件来看，陕西商洛高新学校的王老师，确实长期辱骂这个孩子。“这个行为相对比较严重，而且学校里的态度，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同学向校方多次反映此事时，校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今，王老师已经不是王老师了——被撤销教师资格。与此同时，她也向学生和家长做了真诚道歉。相比之下，山东五莲第二中学的杨老师受到的惩罚，在储朝晖看来，杨老师可以申请复议。“教师这个职业决定了他必须有惩戒权。就好比一辆车子，它要有发动机，同时要有刹车，如果没有刹车，这个车子就控制不住。教师没有惩戒权，他就无法对学生履行教育的责任。” 储朝晖说，“过去我们因为相关的法律当中明确了对学生不能体罚，但没有明确教师的惩戒权，就使得在实践过程当中，很多人偏向于不对学生进行惩戒。现在明确教师要有惩戒权。接下来还应该有更规范的一些法律来明确界定教师的惩戒权，这才有可能在实践当中让‘惩戒’跟对学生的‘体罚’边界更加明晰，更加可操作。”
对于未来更明确的规定，黄智鑫认为，应该在立法的角度解决，而不是各个学校有各自的规定。比如中小学生课堂上是否可以带移动通信设备，目前有的学校有明确规定，有的没有，这就给教师课堂管理带来麻烦。
储朝晖则认为，惩戒权首先必须明确是教师手里的权力，然后才应该有一些法律文本的依据。“这个文本的依据应该是教师和学生都参与进来，去商量讨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教师知道边界在这里，学生也知道边界在这里。最终的决定权一定要留给老师，然后有共同的规范。惩戒本身要让双方都明确，为什么这名学生会受惩戒？为什么必须要惩戒？惩戒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达成一致，而不是双方分歧越来越大。教师和学生通过惩戒共同认识到问题，共同去改进，才是正途，而不是通过惩戒导致学生对老师觉得更疏远。”至于家长和全社会如何达成教师拥有惩戒权的共识，则不应该是个漫长的过程——通过各种宣教，理应让教师拥有惩戒权成为全民共识。
另一方面，马鼎奇则提醒：“老师拥有‘尚方宝剑’，也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教育惩戒权不可没有，也不可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