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塑南京的海洋记忆
2400多年前，周长仅“二里八十步”的“越城”，让南京在华夏文明的版图上有了自己的坐标。历史的长河里，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印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砖墙剥落的石头城、碧波依旧的玄武湖、蜿蜒雄奇的明城墙，它们共同承载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沉浮。
到了现代，坐上南京地铁，报站员清脆的嗓音播报着：下一站，夫子庙站，南京，打造创新名城，美丽古都。这句口号指向南京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城市，打出的两张王牌——科创与文化。虽说南京在后者上做了努力，文旅融合上强调城市联动以及在非遗保护上力争讲好中国故事，但对于古都的定义，一直未有清晰的抓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文化、科教文化、革命文化，拥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六朝古都南京，并没有一张硬核文化名片，让公众从长三角城市群甚至中国古都中，一眼认知“这就是南京”。早在2012年12月，南京已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被列入更新后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而在现存的海丝遗产中，与郑和相关的遗迹不在少数，郑和作为海丝的重要见证者，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盛誉，他能否成为古都南京文化破局的新名片？
不靠海的南京为何加入“海丝”城市？
探讨这个命题之前，首先要理清南京与海丝、南京与郑和的关系。
一直以来，公众对于南京与海丝的关系抱以怀疑态度：“南京不靠海，为什么会和海上丝绸之路有联系？”“海丝城市不应该像广州、泉州、宁波这样的滨海城市吗？”甚至在探讨南京是否申报海丝遗产时，学术界仍有学者坚持“南京与海丝关系不大”的观点，但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看来，从古代都城到现代中国，南京与海洋、南京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由来已久，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海丝缺少了南京，一定是不完整的。
贺云翱这句结论不是信口拈来，而是出自深度调查文本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贺云翱带领他的团队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努力寻求南京与海丝的关系，探访和发掘了许多考古地点、博物馆和地面遗产点。他感慨地说道：“开始做研究时头发还是黑的，今天已经满头花白了。”
贺云翱认为，南京虽然不临海，但在古代，南京是一座“通江达海”的城市，它离长江口大约300多千米，况且古代的长江口就在今天扬州以东不远处，海潮一直可以到达南京所在的长江段，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国内外的各类船舶均可直接驶入南京，据《晋书·五行志》记载，石头城旁的长江江面上商旅船只最多时达到万艘。
南京也是中国“四大古都”中唯一位于南方的港口城市，在六朝和明初，中国历史上两个海上交流频繁的时期，均建都于南京，奠定了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据史料记载，当时从海上来到南京的使臣达60多批次，涉及国家有位于海丝“南海线”的扶南国、天竺国、狮子国等，此外还有不少南亚及东南亚的高僧、商舶经海路到达于此。郑和第19代后裔郑自海，在谈及海上丝绸之路在南京的“证据”时，如数家珍。“南唐二陵出土的胡人陶俑，雨花台出土的波斯文金币，以及大报恩寺塔上五光十色的琉璃原料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舶来的苏麻离青。”
进入20世纪，南京既是中国人民海军学校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民族海上力量的中枢指挥之地。1890年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走出过民国海军总长司令级的林建章、杜锡圭、陈季良、陈绍宽等一批海洋人物。中国郑和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治国认为，到了21世纪海洋强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重塑南京的海洋记忆，成为了南京文化发力的重大课题。
从现代角度来看，南京仍然是中国重要的海港城市，是活态的“海丝”城市的重要一环。此前，南京被国务院定位为“长江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已经竣工的长江口至南京-12.5米深水航道疏浚工程，都是复兴南京历史上曾拥有的“海港城市”地位的重要佐证，使得南京真正成为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融入海洋发展的重要门户城市。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苏是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这一判断也是基于历史事实做出的，对当代南京及江苏在国家战略中拥有和履行自己的使命，有重要指导价值。也正因为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南京于2012年正式被列入中国“海丝”遗产申遗城市。
问题在于，南京作为海丝的重要节点城市，如何从中找到一个具象化、差异化的抓手，十分关键且必要。15世纪，明王朝组织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拓展到了极限和顶峰。说明了南京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汇集地，也是郑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心和人生归宿地。基于此，贺云翱认为，郑和完全可以成为南京的一张文化新名片，而其中郑和遗迹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从出海打造船只的龙江宝船厂到七下西洋祈福的静海寺、天妃宫，再到明宣宗下诏，将郑和赐葬南京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在南京，与郑和有关的遗址遗迹有近二十处，遍布石城内外。特别在2016年，国家文物局明确的南京首批海丝申遗点4处都与郑和有关。“郑和下西洋，当时留下了一张海图，名字就叫《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国》，宝船厂在哪里？在南京下关，当时叫龙江关。”
《南京传》作者张新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谈及关于郑和在南京的历史渊源，他认为在中国所有城市中，郑和与南京渊源最深。永乐二十二年，郑和任南京守备，以其兄马恩来儿子为子嗣。南京马府家族，历六百余年沧桑，至今仍有数百人居住于此，几近奇迹。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郑和一下西洋，率兵二万人，船队由南京龙江宝船厂出发，于太仓刘家河集结，至福州五虎门休整，伺风开洋。这在明茅元仪《武备志》中有记录。
2010年在江宁祖堂山南麓发现的洪保墓，出土的寿藏铭，提及了“充副使，统领军士”，“五千料巨舶”等史料文献，说明当时从南京出发的航海船队技术十分先进。在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向花村的乌龟山南麓，唯一的外国国王墓——浡泥国王墓，恰恰证明今天的文莱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与中国交往密切，更是中国与西洋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贺云翱认为，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今天的南京作为和平之都，与郑和文化、中国文明核心价值非常契合。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丝千年历史中间的高峰，郑和当时的航海理念和他的名字一样，凸显了“和平、和睦、和谐”的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郑和下西洋从东亚到达非洲，走过了三十多个国家，在如此漫长的航海生涯中，郑和始终秉承和平的理念，不是侵略、占有、掠夺，而是国与国之间和平、合作及分享。
文化在前，旅游在后：缺少一个郑和现代博物馆
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如何使郑和遗产在现代得以传承，成为一张真正代表南京的名片？南京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顾苏宁认为，文化和旅游应有先后之分，文化在前，旅游在后，在文化的保护及传承未做好的基础上，单纯搞旅游开发并不合适。
贺云翱也提出了对文旅融合的担忧，强调必须扭转一种观念，“文化不是市场，不是消费，也不止是旅游、经济活动，才能实现文化的价值。”以明孝陵申遗为例，前期工作终点首先建立起文化认同，并不是改善旅游条件。为什么80%主题旅游都失败了，归根结底是拼命玩噱头，无疑杀鸡取卵地消耗文化，诗与远方的融合根本上是文化，否则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管理处处长吴涓告诉《新民周刊》，在加入海丝申遗之后，南京一方面配合海丝申遗做了一些机构调整，在南京市文广新局增设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处，并增补环保、法制等10个部门为成员单位，同时成立市海丝遗产研究中心，负责海丝遗产价值研究，助推海丝申遗工作。另一方面，2016年12月1日，正式出台《南京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办法》，力促南京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管理和利用迈上一个崭新台阶。
之后，针对首批4处海丝申遗点，具体情况具体保护，据了解，现存唯一的龙江船厂遗址之前被建成了一处园林性质的旅游景点，但世界文化遗产点要求保存遗址的原真性，因此南京着力于去公园化，转变成展示考古、历史、研究价值的遗址展示区，再现其历史感。
另一处申遗点可追溯到600年前的浡泥国王墓，是4处中原真性保存最好的，主要对细节上进行调整。保护修缮前，其神道石刻由于酸雨、长年裸露的原因，出现了风化、开裂、变色的情况，其中，神道西侧的武将石刻病害最为严重，其左耳已经残损，背部出现裂隙。近年来，文物专家通过蒸汽清洗去除表面的微生物和污染物，对石刻裂隙进行加固填缝。
组织架构的增设以及因地制宜的修缮，固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无法解决文化传承的问题，真正的传承仍然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贺云翱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挖掘好，保护好，展示好。目前南京在“保护好”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挖掘好”“展示好”上的工作还未做到位。
比方说，在“挖掘好”方面，龙江宝船厂六作塘，2003年经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船用构件、造船使用的工具和用具，同时发现了“水密捻缝”这一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但还有一部分并未作过考古发掘。在“展示好”方面，郑和墓所在的牛首山，正在通过墓园的规制，综合地方文献载录、实地调查勘探以及郑和后人的口述，建立郑和文化生态园，但如何更好地完整地丰富郑和及海丝的展陈内容，仍是不小的挑战。
综合来讲，郑和遗迹相对分散，资料未成系统，且现有的郑和纪念馆，展览面积、展览内容及思路陈旧，都不足以体现郑和作为一个世界级航海家谱写的“中国故事”。贺云翱建议，南京应该考虑建一个关于郑和的现代化博物馆，在系统展览的整体框架下，让世人了解郑和，感知郑和，用郑和文化带动南京文化圈层实现“质的飞跃”。
此外，关于郑和的旅游线路，也可以把南京与世界联系起来。“从南京的龙江关到太仓再到福建补充给养，然后进入南海，到达东南亚，航行在印度洋上，这条现代的海丝，都是很好的郑和文化之旅。”贺云翱说，当然郑和旅游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旅游，那将削弱郑和的力量，要展现中华文明、航海理念、中国创造、中国故事，就要通过文化直击世人的心灵。
在国际上，关于郑和文化的崇拜早已成为东南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梁启超曾有高度评价，但《南京传》作者张新奇认为，因史料销毁，影响力相对有限。比如七下西洋的航海日志，在郑和去世不久，被悉数销毁。明宪宗想调阅《郑和出使水程》，已找不到只字片语。《明史·郑和传》使用的一些数据，资料来源于明万历年间的一部神魔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不足为凭。最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印尼的三宝垄的城市，它的名字就起源于郑和，如今保存了许多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文物。传说当年郑和所发现王景弘曾养病的岩洞，位于三宝垄市北郊5公里的狮头山上，洞旁有一水井，相传是郑和为供士兵饮用所凿，故名三宝井；中殿供郑和塑像，左殿供一大铁锚，据称是郑和船队遗物，右殿是副使王景弘及其随从之墓。
而记者从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此前，印尼的三宝垄郑和基金会秘书长亲自到南京交流了三次，虽然目前还未有相关合作，但世界联盟合作将是大势所趋。而近几十年，国际上关于郑和的旅游纪念活动也不在少数，各地为纪念郑和也树立了历史遗迹标识标牌，比如，在马六甲、苏门答腊和霍尔木兹等地建立郑和文化馆，在各郑和文化相关景点建设功能齐全的“郑和城”，在柬埔寨、巴厘岛建郑和博物馆、主题公园等。这些都将为郑和文化名片的打造带来利好。
孙治国认为，与沿线各国的合作，有助于中国改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逆差结构，也将有助于中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的跨地区传播，帮助中国与沿线国家构建互信、互通的关系。不过他也坦言，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人类全球化这一点尚未被认识到位，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数据，“现代文旅一体化发展”尚缺乏宏观指导和大数据发展的研究。
有人有资金有项目，但是，缺乏大文旅的专业人士提供全方位的资讯服务。硬件设施建设规划相对容易，但“软件”“智库”的系列配套产品质量不够强大，需要地方政府、投资集团、智库专家共同努力实现中国当代大文旅跨越式发展。
城市的文化根脉来自历史深处，它是城市的基因、灵魂和特质所在。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明白未来往何处去。下一步，贺云翱团队会把郑和文化放在国家体系里，进行国际化的视野研究。比如，景德镇瓷器怎么制作，丝绸从哪里来，打造宝船木材的出处等等。通过细致深度的挖掘，打开南京与世界的连接，让世人从多角度来认识郑和，认识大航海的时代地位及价值，真正让郑和成为南京文化的灵魂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