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这古老的传染病既远又近

　　至今，官方公布今冬已经确诊的鼠疫病人，一共四人，两人为肺鼠疫，另两人为腺鼠疫，没有患者死亡。最新的一例确诊时间是11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确诊1名腺鼠疫患者，其4名密切接触者在当地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无发热等异常。

　　2019年初冬出现的鼠疫患者，对社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鼠疫患者的零星出现却依然为我们敲响了应对古老流行病再现的警钟。

　　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特别是中国南方城市来说，鼠疫是一种与今天的居民相距半个世纪的古老传染病。但是，交通发达、人员频繁流动的现代生活，也可能让古老传染病搭上穿越时空的快车。如果古老传染病再现，那么它与我们的距离可能不是半个世纪而是一扇舱门。

救护车送到北京的病人

　　非常意外，伴随2019年初冬北方冷空气到来的不是流感而是鼠疫——这让11月12日北京人的朋友圈泛起涟漪。

　　11月12日晚上8点，记者的一个同行群里，出现了第一条关于北京出现鼠疫病人的消息：“请问群里哪位与北京疾控或者朝阳医院熟悉？求电话。”发消息的是一位医疗记者。

　　2个小时后，媒体做出报道：11月12日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卫健委、北京朝阳医院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目前，患者已在北京市朝阳区相关医疗机构得到妥善救治。

　　这一天，“朝阳医院出现鼠疫病人，医院已经封锁……”一类的传言，已经在北京市民的手机上流传，担忧的气氛有一些蔓延。但还好，由于官方及时公布了患者从内蒙古到北京就医的全过程，以及已经采取的医学隔离措施，担忧情绪并没有扩大，几天后就平息了下来。

　　到11月21日北京市卫健委宣布，截至21日8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来京就医的两名鼠疫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已按照标准，全部解除隔离医学观察，而两名确诊病人还在全力救治中。这个公告告诉公众两个信息：首先，这次鼠疫没有出现人间传播；其次，鼠疫是可以救治的。

　　回顾2019年初冬的鼠疫事件，多位专家都提及了“救护车送医”这一关键词。内蒙古病人通过救护车送到北京，可能是没有造成更多人感染的重要因素。

　　出于对患者隐私保护的需要，官方在公布内蒙古鼠疫患者相关信息时，并没有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北京市卫健委最早的官方通报原文为：“2019年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目前，患者已在北京市朝阳区相关医疗机构得到妥善救治,相关防控措施已落实。”

　　根据《新京报》记者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实地的采访报道，媒体记者寻找到的线索，基本还原了当地两名病人从发病直至送往北京就医的过程。

　　报道中描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上的一对夫妻，可能就是官方公布的两位确诊鼠疫患者。根据媒体探访，这对夫妻居住在 “沙窝子”的深处，当地人所说的“沙窝子”一般是比较荒凉的沙丘地带，植被稀疏。夫妻俩从事畜牧业，生活富足。

　　10月25日晚上，这家男主人开始发烧、呕吐，第二天到当地卫生院就医。卫生院医生判断“这不是普通的发烧”，建议他们去旗医院治疗，这家人当天下午就开车去了苏尼特左旗医院。10月27日病人在苏尼特左旗医院治疗，第二天转至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锡林郭勒分院治疗。

　　11月3日，这对夫妻从锡林郭勒搭乘救护车转院到北京朝阳医院。

　　目前，官方并未回应《新京报》报道的鼠疫患者是否就是通报的患者，但从患病时间看，报道中的患者与官方公布的信息吻合。

　　从北京市卫健委11月14日关于鼠疫的第二次新闻发布的内容看，内蒙古的这两位鼠疫病人，是在11月12日正式确诊的，确诊后相关部门立即启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相关医疗机构按照国家鼠疫诊疗方案，对两名确诊患者进行妥善救治，同时对鼠疫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9天的医学隔离观察。

　　两名病人确诊后疾控部门采取的行动，全部来自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和霍乱。

　　病人确诊后，疫源地内蒙古，也实施了预防措施。巴彦淖尔镇的患病夫妻家，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当地疾控部门已经上门消毒。患者最初就诊的德力格尔卫生院外，也拉起警戒线。

　　正在北京接受救治的两名病人被诊断为“肺鼠疫”，“肺鼠疫”可以通过空气、飞沫传播，是一种容易发生传染的鼠疫，但目前看来，两名病人没有造成更多人感染。

北方时有出现，大流行告别半世纪

　　四名患者均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事实上并不意外。患者所在的地区今年鼠害严重，老鼠多到经常出现在居民的院子里，对于鼠疫的发生，当地已经有所警觉。2019年4月，内蒙古卫健委官网报道，内蒙古卫健委副主任伏瑞峰到锡林郭勒盟调研过鼠疫防治工作，调研组实地查看了防治机构基本情况、疫情监测、宣传教育等工作进展。5月2日，“苏尼特左旗微平台”发布的文章显示，今年全旗草原鼠害发生面积达90万亩，其中严重发生面积为52万亩。巴彦淖尔镇有3个嘎查属于鼠灾主要发生区。

　　从历史资料看，内蒙古等西北地区，是鼠疫出现相对较多的地区，中部和南方，则罕有出现。北京市疾控部门报告，北京多年开展鼠间疫情监测，鼠间未发现携带鼠疫耶尔森菌的情况。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历年卫生统计，中国近年来偶有鼠疫发病，2014年、2016年、2017年、2019年感染并死亡的数量分别为3、1、1、1例。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2019年9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显示，今年9月，全国报告1例鼠疫发病，1例死亡。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陈安国撰文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采取了以灭鼠灭蚤为中心的综合防治措施，仅用10年左右时间就基本控制了肆虐数百年之久的人间鼠疫流行。1950年-1999年的50年间，我国共发生人间鼠疫7.9万余例；其中头5年的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87.1% ，此后人间鼠疫得到进一步控制，80年代仅在青、藏、滇、新等省区有散发病例；但90年代以来我国的鼠疫疫情与世界总的形势一样，呈明显上升趋势，1990-1999年10年间报告的病例数(371例）是前10年（102例）的3.6倍，这期间主要与云南黄胸鼠鼠疫复燃有关。

　　总体而言，中国告别鼠疫大流行威胁，已经半个世纪。

　　浙江省疾控中心表示，浙江省自1950年以后没有再发现动物鼠疫疫情和人间鼠疫疫情，且在持续多年开展的动物间鼠疫和人间鼠疫监测中未发现异常。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急传科主任潘浩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上海不是鼠疫疫源地，多年的检测显示上海未发现鼠疫人间和动物间疫情。

　　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也曾遭受鼠疫大流行的威胁，至今一些老人口中，鼠疫还被称为“一号病”，这个称呼来自新中国成立后全民消灭鼠疫时期，说明当时鼠疫被列为传染病防控的首要对象。

　　大规模的卫生运动和医疗保障水平提高，让鼠疫流行在中国快速“退场”。

　　“从治疗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太恐惧鼠疫，因为自从抗生素出现后，鼠疫已经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我们现在只要通过口服药物，就能很好地控制，而且几乎没有耐药的情况。这与禽流感、SARS相比，鼠疫早期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对《新民周刊》说。链霉素、卡那霉素、四环素等常见的抗生素，对鼠疫菌非常有效，药物和严格的隔离措施对于鼠疫疫情的控制可以起到显著的效果。抗菌药物出现之前的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无药可治，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给全世界带来数百年的阴影，19世纪末的香港和20世纪初的哈尔滨，都曾出现过鼠疫大流行，但这些鼠疫大爆发都出现在抗生素没有发明的时代。专家认为，今天再出现那样的人间惨剧，可能性非常小 。

鼠疫未被消灭，及早发现病人仍是“要害”

　　很明显，抗生素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虽然抗生素对鼠疫菌有效，但如果病情发展到后期已经非常严重，鼠疫还是会带来很高的病死率。大流行也许遥远，但鼠疫的威胁并未消失。

　　现代科技的进步，压缩了时空，快速交通工具带来的人员流动就是传染病防控最大的挑战，鼠疫的防控同样如此。“对于今天的城市来说，鼠疫与我们的距离，可能就是一扇舱门。”潘浩说。

　　如果北京两名病人当初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到北京寻求治疗，那么这一次鼠疫疫情恐怕就要变得复杂很多。因此，及早发现病人和快速有效地应对疫情，是鼠疫以及类似的古老传染病防控最重要的措施。北京输入性鼠疫患者被公布后，张文宏教授指出：“这次鼠疫疫情提示我们对于疫源地还要做充分细致的调查，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包括对当地可能携带病菌的动物也要进行排查”他说，因为鼠疫在最近几十年中零星散发，一线医护人员对现实中的鼠疫非常陌生，就算是疫源地的医护人员，可能也并不熟悉这种疾病。

　　张文宏教授认为，目前重要的工作，是对一线医护人员加强培训，医生要有能力在第一时间识别出鼠疫病人，医生没有在第一时间识别和考虑传染性疾病，就可能造成传染病的播散。一线医生需要鉴别出疑似鼠疫病人，然后将检测样本送到疾控部门进行专业检验，第一时间确诊病人后才能及时采取防控隔离措施，因此在零星散发的区域，准确发现病人显得尤为重要。“有发热等症状的患者就诊，医生要问询是否来自鼠疫疫源地，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症状，做出综合的判断。”

　　潘浩主任介绍，上海虽然不是鼠疫疫源地，但同样常年监测动物中的鼠疫疫情和人间鼠疫疫情，多年的监测结果表明上海未发现鼠疫疫情。在上海这样人员流动频繁的超大城市，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控一直箭在弦上，疾控部门在输入性的鼠疫疫情防控上，也有相对完善的网络。

　　“上海已经建成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的三级防控网络，传染病疫情防控人员24小时待命，全市有2000多个传染病各类监测点，也包括针对鼠疫的监测和管理。”潘浩说，上海疾控部门持续不断地对专业队伍开展烈性传染病的防控培训，像鼠疫、霍乱这样的一类传染病，虽然非常罕见，但也要求疫情应对人员掌握调查、处置等应对技术。“前不久举行的进博会，我们在准备保障工作时，就有专门针对鼠疫、炭疽等烈性传染病的相关培训。”

　　鼠疫与我们的距离，既远又近。

链接：鼠疫黑暗史

世界

查士丁尼鼠疫

　　6世纪中叶-8世纪 欧洲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全世界范围内人口最多的城市，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队、船队在此聚集。542年瘟疫开始在君士坦丁堡暴发，这次鼠疫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皇帝的雄心，也使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走向崩溃。据估计查士丁尼大瘟疫使全世界1亿人丧生。它使541年至700年间的欧洲人口减少约50%，可能也是阿拉伯人征服成功的原因之一。

黑死病大流行

　　14世纪中叶开始持续300年 欧洲

　　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开始，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这场大瘟疫起源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将瘟疫传入，之后由亚欧商人传到欧洲。首先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而后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而少数国家如波兰、比利时，整体上较侥幸地成了漏网之鱼。在城市中，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是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80%佛罗伦萨人得黑死病死亡。

云南、孟买鼠疫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30年代

　　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暴发，并传至香港，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六十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估计在中国导致约300万人死亡，印度约有900万人死亡。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维持至1959年。

　　鼠疫第三次大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

中国

云南鼠疫

　　19世纪下半叶

　　上世纪50年代，云南医务工作者曾对鼠疫疫情进行过一次科学和系统的民间调查。调查发现，1856年（咸丰六年）以来的战争，带来大面积的人员流动，这让之前在云南断断续续的鼠疫开始大面积快速流行。战乱期间，云南的澄江、武定、楚雄、蒙化（巍山）、大理、普洱等府、厅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47.2万。

　　1863年的一次记载说，在昆明，战火稍歇之后，瘟疫流行，人口“十存二三，田地半多荒芜，耕种无人”。当时昆明的人口有数万人，半数死亡，城中以昆明城内附近死亡最多，还有俚语流传：“城中死一千，城外死八百，不够就到大小板桥拿”，鼠疫是“漏户不漏村”。

香港鼠疫

　　1894年

　　1894年香港鼠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鼠疫第三次全球大流行中的一次重要暴发。1894年5至10月，在香港大流行的鼠疫导致2000人以上丧生，三分之一的人口逃离香港。此后至1926年的30年间，鼠疫几乎每年都在香港出现，总共导致超过2万人死亡。

哈尔滨鼠疫

　　1910年

　　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

　　1910年12月，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按照伍连德的部署，所有发生瘟疫的城市都划片，家家房屋消毒，出入都有军警检查，发现病人立刻隔离。到次年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

什么是甲类传染病

　　《传染病防治法》根据传染病的危害程度和应采取的监督、监测、管理措施，参照国际上统一分类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全国发病率较高、流行面较大、危害严重的39种急性和慢性传染病列为法定管理的传染病，并根据其传播方式、速度及其对人类危害程度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三类，实行分类管理。

甲类传染病

　　甲类传染病也称为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对此类传染病发生后报告疫情的时限，对病人、病原携带者的隔离、治疗方式以及对疫点、疫区的处理等，均强制执行。

乙类传染病

　　乙类传染病也称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菌病、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人感染H7N9禽流感。

　　对此类传染病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防治方案进行预防和控制。

　　其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虽被纳入乙类，但可直接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