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黑产”阴影下如何保护个人信息？
“能不能别帮我值机，我机票都刷不出来了。”11月4日，艺人李汶翰更新了微博，吐槽个人信息被泄露一事。显然，有粉丝购买了李汶翰的身份证信息，帮他在网上“值机”选座位，且不止一人这么做，才会导致机票信息被锁定，票证信息无法显示。
李汶翰的苦恼，同样发生在普通人中间，“信息泄露”的无形之手无孔不入，售卖个人信息只是冰山一角。当你刚刚跨境大额消费，手机立马接到贷款、理财等推销电话；和好友沉浸在游戏里刷夜开黑，突然手机弹出自动扣款信息；甚至，无论等候多提前、操作多快，网上挂号、秒杀产品通通与你绝缘……
生活中看似毫无破绽的小事，实际背后暗藏玄机。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有专家指出，数据非法售卖、浏览器主页劫持、恶意程序等违法行为背后，暗藏着一条长长的网络黑色产业链，统称为“网络黑产”。据《电子商务生态安全白皮书》显示，数十亿对账号密码关系被地下黑色产业链掌握，被用来进行黑色交易，衍生出电信诈骗、虚假注册认证、虚假交易等违法获利行为。
更惊人的是，根据测算，中国“网络黑产”从业人员已超过150万，他们专业化程度高，成组织化、公司化运作，分布在国内及东南亚等海外地区，市场规模高达千亿元级别。而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遭受着网络黑产的攻击，据不完全统计，仅2016年在黑市上泄露的个人信息就达到65亿条次，我国平均每个人的个人信息被至少泄露了5次。
一直被严打，始终难根除。面对日益猖獗、方法手段不断翻新的网络黑产,如何才能实现有效治理，个人信息保护利用的界限在哪里？监管与黑产是一个长期斗争，法律层面还需从哪方面补足？华东政法大学大数据政策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富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打击信息犯罪的技术手段已经很成熟，但真正的解决之道并不止于此。
谋暴利：“网络黑产”抱团运作
漏洞银行联合创始人、CTO张雪松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网络黑产分为不同环节和阶段，站在一个黑产链条上来说，中上游先负责手机黑产资源、定制平台、账号、木马病毒等做基础和工具，下游则将黑产活动“成果”进行交易变现，譬如，羊毛党、网赚党、打码党就是执行变现动作的人。
张雪松认为，通常，源头上获取个人信息的途径有两种。首先通过黑客黑掉网站，获取用户名、密码及账号权限，行业内称之为“社工库”，接着拿这些信息进行“撞库”，试试是不是同一个用户名和密码，从而一举攻下支付宝、微信、邮箱等平台的信息，或者通过劫持网络wifi，盗取大型网站信息库，一夜之间赚取几百万、几千万元。
其次，个人信息还可通过外采得到。张雪松透露，目前市面上某些不阳光的数据公司，表面上做信息安全业务，私下却在搞“买盒子”“买信封”的信息交易。“他们有一个很全的总库，专门做数据生意。比如，一个信封包着一个账号，一个盒子则包含几百个账号，价格上一手比较高，最贵达到几毛一个，如果几百万、几千万地批量购买，价格可低至2分钱。”
“黑账号”的接盘对象正是黑产从业者，在一家专门批发微信号的网站，记者注意到，号商针对不同从业者需求将微信号分为国内号、国外号、私人号、满月号、站街号等。比方说，涉赌者怕被封号，需要买一个新微信号，最低一档35元；色情行业则购买“站街号”，240元，因注册时间长、发过朋友圈，就算发布精确位置，也能轻松躲过平台风控监管。
由于使用时间越长、越像正常的微信账号，越不容易被人察觉。一些洗钱诈骗集团为了把钱洗白，则需要用到大批量带有支付功能的微信号。这就在下游衍生出一个专门对微信号进行美化的“养号”产业。
2019年6月，在广东警方破获的一处微信号商工作室，号商给几百台正在养号的手机，安装上触控精灵，将数据放在电脑脚本，通过后台指令手机每天自动登陆微信、扫码添加好友，发朋友圈。近期最典型的“杀猪盘”正是利用虚拟账号进行的网络恋爱赌博骗局。诈骗者通过微信、世纪佳缘、珍爱网、探探等社交账号，长期与受害者交往，为达到一定量级，号商还会向客户提供“定制服务”，在程序中输入指定图片、文字做出与人设相匹配的回复。
如果遇到用户注册登录时，需要实名制、输入手机实时验证码的情况，上游“卡商”完备的生态链也可帮助轻易搞定，据一位从业多年的卡商透露，一些接码平台甚至入驻微信，黑产人员只需通过卡商和接码平台即可获得验证码，再利用自动化程序工具，完成整个流程。“目前我自己手里握有几百万张手机SIM卡，可为上万个平台、网站提供服务。”
与黑账号不同，黑软件实施违法行为最关键的角色就是黑客，以黑产活跃的游戏领域为例，黑客通常会对知名App做二次打包，将木马程序插入安装包，挂在各大网站供免费下载，只要用户下载了软件，手机自然就会被黑客操纵，进行暗扣话费、刷流量、盗号圈钱等非法行为，甚至复制仿冒银行等大型App，引诱用户提供账号密码等敏感信息，进而利用钓鱼网站窃取受害人资产。
黑客也瞄准了App的广告收益，一般来讲，App用了广告联盟的插件计算流量进行广告分成。“一个浏览几毛钱或几元钱，一天上下好几百万元的广告收益。在交易过程中，黑客会做成木马小游戏嵌入其中，污染软件并将广告收益账号篡改为黑客自己的账号，从中劫持绝大部分广告收益分成。”张雪松说。
除了黑账号、黑软件的肆意猖獗，恶意平台也是互联网黑灰产业链链接上下游的运转核心。据调查，各类资源、工具以及犯罪手段、经验，都需要通过“恶意平台”来交流、运转。目前，恶意平台分为三类，恶意网站、恶意论坛和恶意群组。以空包交易平台为例，卖家为提高店铺信誉，联合刷手(刷单平台)进行虚假交易时，产生大量非真实的快递订单；恶意论坛则将黑灰产技术、信息卖家与买家聚集在一起，用于存放着大量黑灰产更新资源，成为黑灰产滋生各种犯罪行为的温床。
有案例报道，一个论坛管理员在一个月内通过论坛发布付费教程，非法牟利了近10万元。张雪松提醒，只要脱离几个大牌的App或平台，原则上都应该谨慎。“像趣步涉嫌金融诈骗被立案调查，根本上是拉人头传销，包装得很前卫，做得也很隐晦，还会和网贷、理财、选股、棋牌等非法网站平台合作，一茬茬地割韭菜。”
据阿里安全归零实验室统计，2018年活跃的专业技术黑灰产平台多达数百个。服务专业化使得犯罪技术更加平民化，低廉价格也使得黑灰产技术犯罪的成本逐步降低。
找漏洞：技术解决不了全部问题
张雪松接触过各行各业的黑产案例，至今拥有10年网络安全研究经验。他认为，彻底打破网络黑产链条，应该从上游“个人信息如何获取”层面上着手解决。而处在互联网技术极速发展的今天，如何铲除“黑账号”生长的土壤，恰恰是掐断源头的关键。
“个人信息失守的核心在于漏洞，黑客的技术正是嫁接在漏洞之上，利用漏洞实现更多权限谋取暴利。”张雪松说，漏洞银行的初衷就是通过众包模式为企业客户寻找漏洞，帮助其用低成本建立起 SRC（安全响应）中心。
简言之，就是在社区里聚集一群“白帽子”，让这些“白帽子”解决企业提出的安全检测需求。“根据安全漏洞大小和数量，对白帽展开定价悬赏，金额从几千元到十余万元不等。”张雪松说，截至目前，平台已有近千家企业和3万余名白帽入驻“漏洞银行”。
当企业遭遇黑客攻击时，这群白帽将从“管理漏洞、逻辑漏洞、技术漏洞、机制漏洞、防护漏洞”几个方面找问题。以管理漏洞为例，最经典的攻击方式就是客服攻击，因为有很多网站提供了客服人工的密码修改、账号忘记等申诉，黑客通过收集大量被攻击者的信息，利用社会工程学的方法，让客服把目标账号的密码重置，从而获得重要账号。
张雪松举例，有一个“1元购iPhone”的案例，是明显的逻辑漏洞。“当时网站开发时，企业没有很好的流程设计，黑客通过篡改付费订单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将999的价格改为1元，发送订单给客户，最后真的购买成功了。”张雪松说，我们在测试时建议这家企业，必须做二次验证和比对，防止薅羊毛行为发生。
《2018网络黑灰产治理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也剖析了治理网络黑产的新方法。2017年下半年，阿里巴巴钓鱼网站检测系统开始对已知风险进行及时防控阻断，2018上半年各钓鱼风险呈下降趋势，电商类欺诈下降94%，公检法欺诈下降48.9%。
对于“拖库”、“撞库”等多种网络犯罪行为，《报告》指出，阿里安全专门进行了日常化布防和拦截，一旦发生拖库撞库，从数据上就能感知。阿里巴巴数据显示，目前其识别出的机器行为弹出打扰率已控制在极低范围内。同时，阿里巴巴DDoS防御系统也已覆盖了阿里整体生态业务，仅2017年就累积防御了2400多次攻击。
那么，除了第三方安全机构，平台、用户、供应商该如何系统性地防范黑产攻击风险？张雪松认为，从企业安全角度分析，一方面企业要建立用户行为的分析监控措施，对于不活跃、异常的用户进行降级、降权处理，甚至通过深度认证、条件锁定、手势刷脸等方式联动规避，比如羊毛党账号，通常会有“集中性”“批量化”等通用规律，筛选出来，标记为异常账号，定期监控从而提高安全性。
当然，企业在做个人信息处理时，还可分别存储、隔离，将身份信息和其他可识别信息，区分开来，降低危险系数。比如，一些大平台已经采取“虚拟号隐藏”“骚扰号屏蔽”的方法了，但在高富平教授看来，打击黑灰产的关键仍在于，各方一定要把自己的员工管好，防止“内鬼”。
“如果没有内鬼泄露信息，黑客纯粹是少数，像腾讯、阿里等大平台对数据看得很紧，但因合作的产业链条很长，真正泄露的环节还是在合作伙伴。”高富平说，一旦数据交给合作伙伴，就会失控，单靠遵循法律及合同，本质上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
据媒体报道，2018年破获的一起验证码黑产案件中，网络黑灰产团伙就涉及与广西、贵州、四川等多省份运营商“内鬼”勾结，利用未投入市场未激活的“空号卡”，搭建平台连通运营商服务器用以注册账号、收发验证码。而这类运营商如果能被打掉的话，对于黑产来说，无疑是“斩首行动”。
站在用户角度，为防止账号泄露，要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比如不轻易注册账号、不要一个账号登录多个网站、公众wifi不要乱用、密码要定期修改等。此外，准备一个保护身份，在不重要的网站登录时，使用虚假身份、虚假姓名等，有必要时，还可准备一个副号，对外提供副号，从源头上就可做好信息安全筛选的第一关。
补法规：重新定义个人信息流通界限
既然防范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网络黑产为何仍然屡禁不止，无法彻底铲除？
高富平教授分析，除了技术层面对隐私的保护多集中在防范层面外，根源问题还在于整个社会的个人隐私文化的缺失。新浪曾发起一个微博投票，话题是关于百度CEO李彦宏的观点“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便利，你认可吗？”，投票结果有高达82.4%的人认为“我的隐私不容任何侵犯”。但实践证明，中国网民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往往是缺乏的，排除App供应商以无法正常使用App而逼迫用户同意隐私条款的情况，多数用户就算点击了“同意”，也会出于懒、省事，鲜少点开细究其中的条文细则，这必然会导致源头上的失控。
另一个根源在于当前经济转型发展，提倡“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在数据驱动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数据经济等新概念产生，并基于客户信息的整合分析，重新定义商业模式，信息必然是其中重要一环。
“这就产生了强大的需求，尤其一些创业公司，正是建立在不择手段地获取数据的基础上，一轮轮融资做大，最终形成大数据资产，但大多都倒在了上市的路上。”那么在个人隐私文化缺失，又无法忽略社会需求十分旺盛的背景下，个人信息如何规避网络黑产的侵害？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精准了解“网络黑产”的两大类。一类是黑产，非法获取、贩卖个人信息，进而非法获利甚至用于欺诈等行为，目的不合法，行为不合法，形式上也完全违法，需严厉打击；另一类是灰产，获取个人信息可能不合法，但他从别人手里买来后，用于商业目的、经营行为，这些行为本身又是合法的，灰产则亟待规制。
基于此，黑灰产应该分开打击或规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条文，并未达到理想状态且存在一定漏洞。2016年11月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规定，搜集使用个人信息都必须经过个人同意。个人同意规则成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一律要遵循的一般性规则。
但问题是，那么多的个人信息未经授权被使用，你告过谁侵权吗？显然没有，执法机构也同样会存在“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的困惑，“打击面过宽，不具体，如果公安机关认真执法，很多企业会被查出非法获取信息的问题，只能靠严打，每年多次突击检查等方式来处罚。”
高富平认为，网络黑产链条最大的危害是，公民身份证、微信、电话、地址等个人身份信息被滥用。从源头上看，如果我们把身份信息保护好，不随意流通，诈骗风险就会相对小很多。但个人信息是社会活动中的自然生态，不由个人单独创造和控制。如果你不是生活在鲁滨逊岛上，就必然要允许个人信息的正常流通。
“国家应该制定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重新梳理，把个人信息流通利用的规则确立起来，在个人信息立法上，应主要解决以下问题：在什么情形下能搜集多少信息；怎么样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能保存多少时间，是永久地保存，还是有删除的权利等等。”
目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进行新的商业探索，如同过去传统发邮件一样，只要保护好信息，根据各自的行业特征，隔离范围内正确利用信息数据，将是一个趋势，也是人们必须要面对和接受的事实。“现在流行个性化分析的用户画像，如果平台基于用户ID的基本信息，进行一些商品的推送，非及时通讯，是可以被允许的。”高富平举例。
反观2018年欧盟发布的《统一数据保护条例》，以个人控制个人信息为基础构建的一套体系，本质上来说，忽略了个人信息在社会流通中的使用场景和重要性，完全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也限制了社会发展与进步。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重新抉择保护个人信息的界限到底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