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催收，为什么那么猖狂？

　　如果曾经在网贷平台借款逾期，那你多半经历过“暴力催收”的考验。继P2P、“714高炮”之后，“暴力催收”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又一个“爆雷”的区域。倘若“网贷陷阱”是“魔鬼”，那暴力催收无疑是“魔鬼”的帮凶，是压垮借款人的最后一棵稻草。这样的“魔爪”，究竟何时能被剪除？

被“围猎”的欠债者

　　林勇（化名）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深刻地体验到什么是“暴力催收”。因为在几个网贷平台有逾期欠款，现在不仅他每天要收到二三十次催收电话或短信，他的亲朋好友也受到了同样的骚扰。“欠债还钱的道理我懂，所以这些平台怎么样花力气找我，我都无话可说；但是他们非得波及到其他人，这就做得太过分了。”

　　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在各网贷平台填过的紧急联系人只有两人，然而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个数量。林勇的父母、岳父母、兄弟，无一例外地都被催收骚扰；甚至他所在公司的老板，以及一个平常几乎不怎么联系的朋友，都接到了催收电话或短信。

　　“这当然让我特别尴尬，亲人朋友就算了，我安抚几句也就过去了；可是他们让我公司领导也知道我在欠债，说我是‘老赖’，这是想让我丢工作吗？这样我想还他们的钱也没法还了啊！”林勇表示，他并不想当老赖，而是一直真心在想办法还钱，只是能力有限，没法马上解决。

　　催收平台显然并没有尝试去理解他的心情。林勇说，只要欠款逾期了一天，他们就开始给前述所有人打电话发短信。从他提供的录音和短信记录中，记者发现，不少平台在联系他的亲友时，一上来就直接暴露欠款这件事，让他毫无隐私和颜面留存可言。

　　短信一般是这样的风格：“某某欠款逾期已经3天，其电话一直不接，涉嫌恶意拖欠，我们已将其行为录入征信系统。”“由于你欠款逾期，现在平台认为你骗贷，已经进入立案起诉阶段。望其亲友远离老赖，以免上当受骗。”“收到短信后若两小时内未处理，你的拖欠案件将发给律师走诉讼程序，有疑问回电！”林勇说，他的父母收到短信后，非常着急，马上来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吃官司了，他花了好大工夫才把老人家的情绪安抚下来。

　　林勇说，有不少人虽然在通话中号称是某某网贷平台的员工，但他们根本不是用平台的官方客服号打来的，有的是个人手机，有的是归属地并非平台所在地的座机。这让他无法识别对方身份的真实性，毕竟这是涉及钱财的事情，不能轻易相信陌生电话所言。“而且这些号码很多都被手机安全系统自动标记为‘骚扰电话’‘诈骗电话’，一般人谁会去接呢？不接，他们回头又说我‘失联’‘故意不沟通’。”

　　有一个没被系统标记以致他接起来的催收电话，让他非常郁闷。电话那头是一个冷冰冰没有任何情绪的女声，全程用很机械的话语对他只提问和下命令；林勇反过来问她任何话，她一律不作答，最后是对方先挂了电话。“我这是碰到鬼了还是碰到机器人了？”放下手机，林勇只觉得心塞得慌。

　　不胜其扰之下，林勇向网贷平台客服投诉。从录音中可以发现，有的平台客服直接不承认他们有向欠债人本人和紧急联系人之外的人催收；有的客服在林勇的再三追问之下，承认了有将催收业务外包给多家催收公司，但对于他提出的“不要再骚扰我的那些亲朋好友”的诉求，客服只表示会把信息传递过去，“但是由于是外包公司，他们能不能马上停止，我们没法控制”。实际上，在数次拨打平台客服之后，他的亲友依然被催收骚扰。直到他开始跟客服说，如果这样的情况再发生就要去举报，骚扰才逐渐减少。

　　虽然现在自己和亲友收到的电话和短信少了，但持续两个多月的暴力催收已经让他在家庭和单位都陷入了困境：妻子责怪他乱借钱，与他争吵；单位领导开始不信任他，给他降薪、“穿小鞋”。“本来想着能靠家人的支持，以及工资收入来慢慢还债的。现在我欠的债没还上，还失去了家人和单位的信任，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催收员的自述

　　“他算是遇上了典型的暴力催收了吧。”听完林勇的遭遇，曾在服务一家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催收机构当过两年催收员的于天（化名），向《新民周刊》记者如此表示。他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完善，现在的“暴力催收”不大可能像以前存在过的或者影视片里的那样对欠款者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做身体攻击；甚至连派催收员上门都是很少使用的方法了，因为现在已经是网贷时代，欠款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如果要一一当面催收，成本实在太大，一些中小网贷平台不可能承受得起。

　　所以，当下的“暴力催收”，基本上指的是催收平台在电话、短信等催收手段中使用了欺骗、威胁、恐吓的语言和骚扰欠款人亲友这种“软暴力”。

　　“其实，是不是正规的催收平台，是不是在‘暴力催收’，你从电话里的前三句话就能听出来。”于天说，他在催收平台工作时，受过严格的培训，催收用语必须非常规范。例如，如果自己是第三方催收机构，就一定要说是受某某贷款平台委托的，而不能直接自称是平台人员；如果是在初期联系欠款人的紧急联系人，只能说类似“某某在信用卡中心留的个人信息需要更新，所以我们想联系他，请您代为转告”这样的话，而不能直接暴露欠款人的债务情况。“而那些暴力催收，都是反着来的。”

　　林勇说，他最开始需要贷款时，看到过这方面的新闻报道，知道网络贷款的陷阱很多，所以一开始都是在比较大的银行的网络渠道申请的。在被暴力催收之外，他也收到了这些银行的催收电话，他承认这些电话“听起来就觉得他们是愿意耐心与我沟通的，感觉和其他小平台的人很不一样”。

　　但这种规范的催收，在某些催收公司眼里太慢太“温柔”了。他们需要的是快速收回欠款以便早些拿到佣金，便在“软暴力”范围内无所不用其极。例如，没有向贷款平台提供过信息的亲友也被催收，在催收业内称为“爆通讯录”。于天说，它的实现方式并不复杂，许多平台通常都会要求贷款只能在App里操作，App安装到手机上时会询问用户是否让它获取“读取通讯录和通话记录”的权限，大多数人都会直接点“是”；就算用户不授权，平台方设计为App的关键功能无法使用，强迫用户交出权限。如此一来，那些通讯录里标记为亲属关系字样的人，以及欠款人最近常电话联系的人，他们的联系方式都在平台面前一览无余。当然，除了通过App，贷款平台和催收公司还有别的办法窃取到用户信息。

　　在中部某省份的一家小型催收公司担任催收员的张军（化名）向记者透露，他供职的这家公司主要接一些中小网贷平台的催收业务。他的同事很多都只是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随意招进来做一天简单的培训就上岗了，底薪只有一两千元，想要收入高要靠催收成功的提成。

　　“但是催收成功并不容易，所以有些人怎么简单粗暴就怎么来，把每天该打的电话该发的短信完成就行了。反正一个欠款人在同一个催收员手中的处理是有时限的，他把这个时限耗完就扔给下一级的处理部门。到这里就是混个底薪。你想一想，以这些人的素质，怎么可能做到规范的催收？”

　　更可怕的是，有些小型催收公司专以接“714高炮”的单子为生计。“714高炮”是一种超高息的短期借款，分别为7天、14天之内；“高炮”是指其高额的“砍头息”及“逾期费用”“手续费”等，实际年化利率基本上都超过了1500%。期限只有7天或14天，借款人通常很难找到周转方式来还款，所以许多“高炮”平台一旦出借成功，就马上把单子扔给催收公司；催收公司眼馋“高炮”带来的高佣金，也就乐意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贷款平台本来就是违法的，催收方更加不可能规范地面对借款人。

监管不全的“灰色地带”

　　监管“暴力催收”的靴子在近期落下。

　　2019年10月21日，互联网金融平台“51信用卡”位于杭州的总部被警方调查，多人被带走。当晚深夜，杭州公安在其官微发布消息称：2019年9月以来，杭州警方接上级部门线索传递，结合日常工作发现，“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异常投诉信息。经初步调查发现，“51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国家机关，采取恐吓、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等犯罪。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顶着“创立7年，中国领先的信用卡账单管理工具”“互联网金融独角兽”光环，并已在港股上市的“51信用卡”，只是“暴力催收”监管风暴中波及的“催收江湖”中的一条“大鱼”。

　　另一条“大鱼”是自称“中国最大的拖欠信用卡应收账款催收服务提供商”的湖南永雄集团，该公司于2019年10月底尝试赴美上市，三周后撤回。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11月，湖南永雄集团的一名催收员肖某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肖某在供述中说：“在这个单位我就接触到了公民信息这个事情，公司内的员工都是靠买卖公民的信息来帮助顾客找到他们想找到的人。”

　　实际上，从2019年3月起，公安部围绕“暴力催收”的一系列整顿行动不断升级，与催收业务相关联的网贷平台、大数据爬虫公司等相关方纷纷迎来大规模的整肃，催收行业尤其成为重点整顿对象。

　　新浪黑猫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平台涉及网贷暴力催收的投诉事件达5565件。除“51信用卡”之外，捷信金融、锦程消费金融等持牌金融机构，趣分期、拉卡拉等知名金融服务平台，均被曝出催收相关投诉，有不少源自其外包的催收机构。

　　剩下的众多“小鱼小虾”该如何监管规范，恐怕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据艾瑞咨询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共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仅信用卡催收公司就有1000多家。业内人士估计，另外还有至少1000家催收公司披着其他“马甲”存在。

　　实际上，催收本无错，而恰恰是贷后不良资产处置的关键一环，如果规范运行，能为保障金融安全做出有效贡献。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37万亿元。如果以这个规模的欠款作为发展基础，那催收行业的体量不可谓不大。

　　但就如同千千万万个“林勇”的遭遇证实的，催收公司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过于严重。对于什么是“暴力催收”的法律规定还不到位，官方监管还在完善过程中。

　　业内希望能先通过自律来保全整个行业的生存发展。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于2018年3月发布《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要求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外包管理制度，审慎选用外包机构；因外包管理不力，造成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从业机构应承担相应责任。

　　在一些催收机构之间制定的《中国消费信贷催收机构行业自律公约》中，也明确提出了24条行业操守自律，包括严禁使用暴力、恐吓、胁迫、骚扰、辱骂等行为，不得泄露债务人隐私信息等规定。

　　2019年3月，60余家催收公司决定筹备成立“中国信用清收协会”，希望推动行业统一经营范围、严格准入门槛、机构持牌经营、催收员持证上岗。

　　自律能否生效，还有待观察。但催收行业成立协会本身这件事，在当前的敏感时刻，也步履维艰。监管单位不批准新成立协会，也没有哪一个行业协会愿意接纳这样的二级协会。

　　林勇说，最开始从银行贷款的分期还款他还能应付；然而，几个月之后他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这几笔贷款有逾期风险。“我没有办法，就去下载了一些中小网贷公司的App，借新债还旧债。”虽然这些平台每个能给的额度不高，只有几千元，但他发现到款特别容易，几乎只要填上身份证和银行卡等信息，不用任何信用资质审核，就能“秒到账”。于是，他深陷其中，接连在十几个网贷平台借款，现在被暴力催收“围猎”。

　　“现在想来，这些网贷平台简直是诱惑我的魔鬼。”林勇懊恼地说。而他没有提到的是，“暴力催收”无疑已成为“魔鬼的爪牙”，一日不除，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