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看病”，正在成为一种流行

　　一上午的门诊结束，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男科主治医师王鸿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草草吃掉桌上同事帮忙领来的盒饭，王鸿祥摸出手机，打开互联网医疗平台APP，上面已经有二十多条信息等待他回复。但中午还要开个会，王鸿祥退出APP，赶紧去开会，然后稍微休息一下继续下午的门诊工作。

　　一直到傍晚下班吃完晚饭，王鸿祥一边朝地铁站走，一边摸出手机，这才有时间还掉这一天的“欠账”——患者的咨询必须及时回复，按照平台制定的各种规则，如果医生没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回复，那么医生会被“记录”，而患者给医生的“好评”，是患者选择问诊某个医生主要的依据。

　　王医生平均每天要花费1-2小时的时间回复网上的问诊，他手机的另一端，连接的是坐在家里的患者。更多的咨询者其实并非病人，他们只不过是拿不准自己的不适是否属于疾病，需要咨询医生。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能够在家通过互联网问诊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患者来说是最大的便捷。

　　互联网医疗在中国已经发展超过十年，一部分患者逐渐接受通过互联网进行问诊。2020年的新冠疫情，猛然给互联网医疗一剂强心针。根据易观千帆调查数据，春节期间，互联网医疗在线问诊领域独立APP日活最高峰达到671.2万人，最大涨幅接近160万人。好大夫在线、微医、丁香医生、平安医生、春雨医生、阿里健康问诊……一批成熟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在寒冬里感受到了火热的发展势头。

　　迄今，几家领头的互联网医疗平台，每家都号称拥有十万以上的注册医生和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用户群，成长速度惊人。但相较于中国庞大的就医总人数来说，在互联网上就医的人数依然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疫情期间全民实现“在家上学”,那么后疫情时代，“在家看病”的普及还有多远？

暴增的网上问诊

　　春节假期后，王鸿祥的科室正常开诊，但整个二月几乎没有病人，“大多数时间医生们都待在办公室里”。王医生从事的男科，绝大多数患者的问题并非急症，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都不愿意到医院就诊了。但正是这段时间，网上的问诊、咨询却没有停过。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史兆雯医生去年开始在互联网医疗平台上注册成为网上医生，作为新人，一开始网上咨询她的患者不多，疫情期间，找史医生咨询的网上患者突然就多了起来。

　　2月3日晚上，史医生受邀在腾讯的直播平台上做了一次疫情防控知识的直播课，主题是“春节后复工如何做好防护”，一个小时吸引了44万网友观看。看到数据，史医生很惊喜，直接地感受到医生的专业知识有如此高的价值。

　　王医生和史医生的个人感受，与一些调查结果互相印证。

　　丁香园近期发布《2020中国医生洞察报告（Hi Doctor）》，《报告》基于10065名医生的调研数据，反映中国医生群体在疫情期间及后疫情时代的线上医学行为。

　　根据这个调查，2019年10月到2020年6月间，大众对线上医患互动的需求量大大提升。数据显示，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新冠肺炎人传人这天之后的一个月，丁香医生平台上访问量和问诊量均达到峰值，最高的一天是2月13日，访问量是疫情之前的4.6倍。3月11日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从这天以后，访问量开始逐渐下降，但数据依然是疫情前的2倍以上。

　　2020年1月29日到2月28日，丁香医生平台上的问诊量是疫情之前的2.5倍，三月后问诊量开始下降，但一直到六月末问诊量还保持在比平常高1.8倍。

　　波士顿咨询董事合伙人陈白平在7月30日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他认为疫情已经成为整个医疗健康行业数字化发展的催化剂。波士顿咨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显示，在患者端，疫情期间的数字化医疗用户达到6.2亿，这一数据已经接近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七成。

　　疫情最严重期间有一张来自湖北的照片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一位中年人为社区居民代购药物，浑身挂满了装满药品的塑料袋。因为疫情期间社区封闭和医院停止其他医疗服务，湖北的其他疾病患者一度就医困难。互联网医疗平台不仅为公众解除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也为其他病人方便就医提供了渠道。

　　微医集团副总裁张贵民清楚地记得，1月25日大年初一当天，微医平台流量达到1100万人次的峰值，可见当时公众对疫情的关注和就医的需求。张贵民介绍，微医在二月份面向武汉、黄冈等疫情核心地区开通了在线门诊，为复诊病人和慢病人群提供在线购药等服务，药品可以直接送到家。全球疫情加剧期间，微医建立线上全球抗疫平台，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在线的咨询服务，向全球221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201.4万在线咨询和问诊服务。

网上执业吸引力逐渐变大

　　王鸿祥医生参与和见证了中国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发展。2008年，还是年轻小医生的王医生接触到好大夫在线网站。在那个微信还没有诞生的时代，医生除了在医院门诊接触病人，下班后几乎不会与病人打交道。

　　这个PC端网站鼓励医生发表科普文章，接受患者的电话问诊和网页问诊，网站上可以挂上医生的门诊时间，对患者不收费，也不给医生提供报酬。“当时我是个小医生，病人不多，觉得在网上做一些自己的推广挺不错。”王医生从此触网。2010年后，网上问诊逐渐形成规模，第三方平台开始向患者收费，医生们也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上的工作获得一定报酬。

　　互联网问诊给王医生带来了声誉，一些病人在问诊后再到医院挂号找王医生看病，病人多了，专业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线上和线下良性的互相助推，让王医生的事业步步向上。

　　有了影响力，有了明码标价的问诊收费，王医生也有了压力。第三方平台对医生的要求随着患者问诊量的增加而提高。患者有了评价医生的权利，给医生的好评或者差评，成为其他患者选择医生的重要依据。医生不仅要专业能力过硬，还要善于沟通，让患者有很好的就医体验。

　　那些网上执业早、专业能力强、服务好的医生，逐渐成为患者网上问诊喜欢点名的网红医生，因为问诊量高，网红医生的收入也变得可观。根据某在线医疗平台年度报告，热门科室网红医生的问诊收入甚至达到百万元。

　　《2020中国医生洞察报告（Hi Doctor）》反映出，增加收入是医生开展线上医患互动的最主要驱动原因：60%的受调查医生将增加收入列为开展线上医患互动的驱动因素之一，除此之外，增加大众端影响力增长知识，增加行业影响力，降低医疗风险也是常见的动因，但相对较为分散。

　　医生网上的影响力能够与他们的收入挂钩，也是中国医疗在近十年中的重要变化。中国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患者在寻找医疗资源时，过去主要考量的是医院的声誉和实力，而不会去找某一位医生——患者也没有渠道了解医生的医疗水平。

　　互联网打破了医院围墙，戳破了阻挡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障碍。互联网平台上的评价，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医生的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

　　一部分患者网上问诊后需要到医院就医，那么网上问诊量大的医生，导向线下医疗服务的机会也会更多，这也是网红医生收入增加的另一个渠道。

　　越来越多的患者通过媒介寻找好医生，互联网医疗平台是重要的媒介之一。史兆雯医生非常明显地看到，如果她到电台、电视台、报刊或者网上直播平台做一次科普宣讲后，她的门诊量会增加很多，有时候甚至井喷式的增长。

互联网医疗需要更友好

　　新上海人小周是90后，她从五六年前就开始通过互联网就医。一开始是网上挂号，后来是网上问诊，作为使用互联网医疗较早的用户，小周对目前互联网医疗的评价却不是很高。

　　小周去年陪婆婆看病，老人先到一家三甲医院初诊做了相关检查，因为线下门诊号太难挂到，小周转而到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平台给婆婆挂了一个专家电话会诊的号，花费400元。小周给医生上传了所有检查报告，医生给小周回复电话。“电话大概就打了一分多钟，医生说靠这些资料不能诊断，还是要到医院去，我只好再去挂医院的门诊号。”小周觉得，这一次互联网就医很不划算，400元换了医生一句“到医院来看”。

　　小周的经验是，如果自己有疾病症状拿不准挂哪个科室或者拿不准是不是需要就医时，花20元网上问诊是比较好的方式，如果复杂的疾病，互联网医疗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还是到医院才能完成就医。

　　正如小周的感受，“轻问诊”是目前互联网医疗最主要的服务内容。

　　丁香园创始人、董事长李天天今年7月在奇璞奖颁奖论坛上讲到了他的观察。李天天说，很多病人在互联网上问诊的问题，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疾病问题，而是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科的问诊，很多患者所说的症状其实是生活中跟皮肤相关的一些困扰，这个问题如果拿到医院去挂号找医生问，有的时候可能医生也不以为意。可是这种健康问题对于个人来讲非常烦恼。”李天天说，他的公司这些年在院外的生活场景上做了很多探索。公众有很多跟生活方式、跟健康相关的困扰，传统医疗机构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是没有足够的意识去服务的人群，刚好留给企业来满足。“这类场景非常丰富，从母婴、皮肤、口腔到睡眠、两性等等场景的需求量特别大。”

　　为什么还有大量的问诊不能在线上完成？事实上医生也有自己的顾虑。丁香园的调查结论认为，医生们担心远程诊断不精确、患者资料不齐全等会影响疾病诊断的正确率和精准性。也就是说，网上问诊、提交资料，与面对面的交流、检查相比，医生们认为还是存在差距。未来互联网医疗需要在这方面做出更多改进，才能让医生们放心地在互联网上完成更多医疗服务。

　　哪些患者会从到医院看病转向互联网上问诊？史兆雯医生从她自己的从医经验出发进行了分析。

　　史医生的医院位于上海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老龄人口占比很高，平常到她的科室就诊的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很多。“有一些老人习惯跑医院，也可以说喜欢跑医院。他们到诊室来开药，顺便跟医生说说最近的身体情况，这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疏导。一些老人把到医院开药作为生活中的一个活动来安排。但疫情中，慢性病患者不敢进医院了。”

　　史医生说，呼吸科的慢性病患者适合互联网就医，只不过目前因为大多数老人不会用互联网就医，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疫情助推一部分患者到尝试互联网医疗，而事实上按照目前的政策和技术，还有大量的医疗服务可以转到线上。他介绍，慢性病患者开药和复诊病人开处方这两种医疗服务，在公立医院日常门诊服务量中占了将近一半，而这两种医疗行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也就是说，未来互联网医疗服务还有很大的空间等待开发。

能否推动“家门口看大病”？

　　线上医疗只适用于医疗的部分过程，像手术这样的环节，医生必须到患者面前。过去我们常说的“看病难”，很大一部分存在于病情复杂、手术较难的患者身上。最好的医生都在大城市，“家门口看大病”如何实现？

　　近年来，国家政策从强基层的角度，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投入了大量资源。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几乎都有针对落后地区的医疗帮扶任务，对医疗相对落后地区输送技术和人才也成为公立医院体现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

　　在政府、公立医院的投入和努力之外，市场化的互联网创新，也正在助推“家门口看大病”的实现。

　　疫情严重的二月和三月，全国各地医院非紧急的院内治疗和手术基本全部停止。三月以后，各地手术逐渐恢复，但患者和医生们立即面临一个困境：跨地区的就医变得艰难，过去请专家“飞刀”也更困难。

　　“名医主刀”CEO苏舒最能体会疫情前后的变化。作为一家在上海市杨浦区创业的企业，“名医主刀”主要的功能是连接各个领域的医学专家与基层医院，帮助患者邀请名医会诊或者手术。医生们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到外地会诊或者开刀，被民间称为“飞刀”，通俗地讲，这家企业就是把原来属于个人行为的“飞刀”，通过商业平台变得更加规范和高效。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跨区域的就医受限制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为此，“名医主刀”开始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完成手术前的会诊等工作，平台给医生安排几个手术“拼单”，减少专家往返的次数。原本完全依赖线下沟通的手术，在疫情之下将更多手术前后的事务转向线上。苏舒认为，疫情对于基层医疗发展客观上是挑战也是机遇，患者留在基层后，需要基层医院加快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这也给互联网创新带来了更大的空间。

　　尽管还存在各种技术障碍和政策障碍，但从趋势而言，互联网医疗将越来越多地被患者尝试和接受。“在家看病”，正在成为人们的就医习惯。（记者 黄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