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真的要来了
“延迟退休”这个“老”问题，最近又登上了热搜。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公布，其中正式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除了在“十四五”规划中被提及，中央对延迟退休改革的最新定调也随即出现：“小步慢走、弹性实施、强化激励”。至此，公众意识到，被反复讨论多年的“延迟退休”，距离最终实施已经不再遥远。
“延迟退休”不是小事，牵动着民生，所以当它变得越来越近，公众心中的疑问也不会少。为什么要延迟退休？面对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延迟退休”究竟怎样开展和实施？延迟退休将给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退休年龄界限沿用70年
早在1978年，我国颁布《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规定，将退休年龄界定为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虽然上述规定一直沿用至今，但关于“延迟退休”的争论在近些年未曾停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12月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约15年前学界就已经有了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2008年11月，当时的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
接着是2012年6月，人社部等部门在《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到了2016年，人社部曾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2017年正式出台，出台后会有五年左右的过渡期，或将到2022年正式实施。然而自那以后，官方推进“延迟退休”的力度有所减弱。有专家表示，人社部确实在当年表示方案即将出台，但因为社会舆论反响较大、争议较多，这个事情被暂时搁置。
直到今年11月相关规划提及，“研究”终于变成了“实施”。回顾过往能看到，“延迟退休”是“老”问题，不仅因为它被讨论多年，还在于它和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占总人口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如果按照联合国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2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时，意味着该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显然，我国正走向中度老龄化社会。
因此，“为了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通过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和趋势。”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姚凯提到，延迟退休与老龄化的问题，还要和国际上其他步入老龄化的国家比较来看。“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与其他老龄化国家的退休年龄相比明显偏低。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欧洲各国，随处可见60岁以上的老人还在工作，他们的退休年龄一般都在65岁左右。”
老龄化人口比重上升，与之相伴的还有我国人均寿命的不断增加。姚凯指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实际上是1951年颁布的，彼时国人的人均寿命较低，而如今随着医疗水平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岁，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更是超过80岁。因此，以前规定的退休年龄必然不能满足我国的发展现状，如果还继续坚持之前的规定，会造成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浪费。
此外，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的还有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采访中，姚凯提到现在人们首次参加工作的年龄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到目前的退休年龄时，很多人尚处在事业巅峰期。“以我平时工作的高校为例，很多学者在博士毕业已经30岁上下，到50、60岁时思路依旧非常清晰，还处在学术生涯的‘旺盛期’，他们本人也非常乐意继续工作。这时候让人退休，显然有点浪费。”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推进延迟退休的现实原因，与很多人眼中的养老金缺口也有关。就在11月3日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除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外，还有一条是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各种迹象表明，养老保险的管理问题受到足够重视，并且已经和延迟退休联系在一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一书中提到，如不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养老保险抚养比将从2019年的2.65：1下降到2050年的1.03：1。这意味着三十年后，将是1个劳动力人口抚养1个退休人员。姚凯认为，国民未来的养老金压力着实不小。不过，姚凯也指出，“它确实是延迟退休的现实原因，但在我看来，它和老龄化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后者对于延迟退休的影响更大。”
“弹性渐进”减少负面影响
延迟退休的真正方案尚未公布，但目前一些大方向已经趋于清晰。就设想中的具体方案而言，“渐进式”以及“弹性”延迟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何谓“渐进式”延迟？郑秉文解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指每一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年延迟一岁。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每年延迟三个月，四年能延迟一岁；另一种是每年延迟四个月，需要三年时间延迟一岁。
“这项政策已经很成熟了。”郑秉文介绍，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击欧洲、2010年欧洲发生债务危机时，欧盟十几个成员国在2010年一年之内都延迟了退休年龄，使用的几乎全是渐进式延长的办法。
郑秉文透露，从研究层面讲，绝大部分学术同行倾向于一年延迟三个月或四个月，这样既起到渐进的作用，又不会像一年延迟两个月、六年才能延迟一岁那样时间过长，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各个群体能够普遍接受。
如果按三年延迟一岁计算，女工人退休从50岁延迟到60岁，就需要30年，如果延迟到65岁，就需要45年，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按四年延迟一岁，那便需要40年时间才能延迟到目标法定退休年龄。对此，姚凯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延迟退休的方案目前来看宜早不宜迟，因为“小步慢行”与“渐进式”，都意味着需要一段时期的调整适应。
除了退休时间，人们理想的“弹性”还体现在养老金的领取方式。姚凯也提到，未来可以考虑领取养老金的“早减晚增”计划。越延迟退休，能够获取的养老金越多，从而给老年人更多可供选择的机会：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借此实现其继续劳动的愿望，也可以使不愿继续工作的老年人享受更多闲暇时光。
眼下，公众特别关心的还有“男女同龄退休”。从国际的情况来看，男女同龄退休的国家占多数。联合国2002年对16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有64.74%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了男女同龄退休制度，2015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66%。
这一情况有其现实依据：当前人们的工作条件比以往有很大改善，重体力等不适合女性的岗位大幅减少，同时老年女性预期寿命和生存质量也高于男性。一方面，与老年男性相比，老年女性的存活优势明显，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19》数据表明，在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中，老年女性的比例超过六成，超高龄老年群体中该比例则超过七成；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退休制度中，女性的退休年龄比男性低5至10岁，年龄差居世界第一。
实际上，在“男女同龄退休”的主流意见出现前，还有一种说法是延迟退休可以“从女性开始试行”。“之前一种常见的声音是延迟退休可以从女性开始，这种建议最早能追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但是，最新说法是‘小步慢行’，如果还直接让广大女性开始执行延迟退休，二者之间从逻辑上讲不通。加上国际经验以及之前试点的反馈，主流论调由此经历了‘从女性先开始’到‘男女同龄退休’这样的转变过程。”姚凯说。
不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郑秉文也提出，“男女同龄退休”的实施节奏可以在初期有所调整。按照目前情况，如果男性从60岁开始延长到65岁，跨度是5岁；那么女性是从50岁开始延长到65岁，跨度则是15岁。“直接要求男女同时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女性的延迟节奏显然要快得多，心理和生理上不易被接受。”
延迟退休可能带来哪些改变？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一项重大社会经济与民生政策，是对国家、企业和家庭养老责任的再调整。“延迟退休不是一纸文件就能解决的事情。相反，它必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接下来仍需要社会各系统的持续规划与长期实践的努力。”姚凯告诉记者。显然，这一重大政策势必会带来各种影响与改变。
鉴于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延迟退休”自然会缓解这一问题的压力。当然这只是最基础的表现。考虑到“延迟退休”对老年劳动力的进一步开发，以及提高劳动参与率，这些都尽可能地释放我国人口红利。换言之，延迟退休恰好是缓解老龄化带给中国经济增长负面冲击的一个有效手段。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近日撰文表示，人口抚养比提高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减缓。2012年开始，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2014年开始，15岁至64岁人口进入负增长。这种人口因素导致每年新增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劳动力的老龄化降低平均受教育水平；资本过快替代劳动力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转移减速致使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相应减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因此，延迟退休时间，开发老年人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政策选项。
其次，由于延迟了退休，一些在事业上尚有余力的老年人不仅能继续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对年轻员工进行“传帮带”，从而有助于各单位内部人才梯队的建设。“即使在当前年轻人居多的高新技术行业，工作经验和阅历同样有存在价值。未来，等到现在这批年轻人慢慢老去，员工彼此之间也能够形成老中青互补。”姚凯说道。
当然，“延迟退休”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主要由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构成。而对于后者而言，退休的福利性更明显。目前看来，我国不少人坚持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尽早拿到领取企业养老金的资格。因此，未来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势必决定了体力劳动者对于延迟退休的态度。对此姚凯建议，可以不让退休时间与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完全挂钩，二者间应当更加灵活。（记者 王仲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