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聊“病人”：有人出轨被妻子发现后， 买通多人说她有精神病

　　曾几何时，一首《城里的月光》，唱出多少都市人心里隐秘的悲伤。演唱者，新加坡歌手许美静，也曾被诊断为患有轻度精神疾病。这些年，精神疾病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在诊治患者的同时，也“看透了人间聚散”。

　　有部电影里说，“精神病就像暴风雨”，它可能随时随地、降临在任何人身上。《新民周刊》采访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两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乔颖和王振，通过他们的口述，重新审视精神病患的现实——这场暴风雨可预防，可医治，请不要将“精神病”污名化，请尽可能地助己、助人。

“有个姑娘叫茉莉”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时，曾遇到过一个特别的病人。

　　我是在住院部女病房第一次见到故事主人公的——就称她为茉莉吧。茉莉看起来像个初中生，但实际上已经20岁了。送她到医院住院的，是一个中年外国男人，身边还有一个看起来来自农村的中国男人，这不同寻常的组合引起了我们医生的注意。

　　更奇怪的是，医生要家属介绍病史时，全程是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中国男人站在一边显得有些不耐烦。

　　经过我们的详细了解和查证，茉莉的故事终于被还原出来——

　　茉莉出生在中国内地山区的农村，她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每次发病，父亲和哥哥就会把母亲关起来，有时候父亲还会打母亲。

　　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茉莉不可能幸福。

　　可怜的是，到了十多岁，茉莉自己也出现了精神症状，精神疾病显然从母亲那里遗传给了茉莉。她会自言自语，会自笑，有的时候还会做一些危险动作。

　　到了成年，茉莉决心离开家到上海打工，视她为包袱的父亲自然爽快地同意了。

　　茉莉长得清秀，在衡山路的一个咖啡馆做了服务员，而带茉莉看病的外国人John（化名）正是在咖啡馆遇到的她。

　　茉莉端上咖啡时，较真的John看她长得年纪小，找到咖啡店老板，非要教训老板不能非法雇佣童工，还拨打报警电话。民警赶来，查明了真相。John就这样认识了茉莉，然后成了经常聊天的朋友。

　　单身的John和母亲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有时候因为工作要回到英国，John就请茉莉到家里照顾和陪伴老太太，一样给工资。John的母亲也很喜欢茉莉，教她英文和钢琴，而茉莉则称呼老太太为“外婆”。

　　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茉莉又发病了。医院住院需要法定监护人签字，茉莉不得不通知父亲到上海来。

　　虽然到了上海，茉莉的父亲不愿意让她住院，理由是“没钱”，然后就回了老家。

　　John不忍看到茉莉的一生就这样因为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毁掉。他去了茉莉的老家说服她父亲签字住院，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儿子结婚买房还缺钱。”

　　后来茉莉的父亲终于同意到上海签字，条件是“只签字不负责别的”。这背后是不是得到了John的“资助”？我猜是有可能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茉莉的病情控制了，可以出院了。出院也需要监护人签字，父亲又来了一趟上海。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仍然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一听说要吃药，茉莉的父亲马上又声明“我没有钱给她吃药”。

　　不要畏惧药物，精神病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和高血压糖尿病是一个道理。

　　这下John又急了，他准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争取获得茉莉的监护权。John不愧是个中国通，他想到求助于妇联，看妇联能不能帮助她获得茉莉的监护权。

　　妇联也非常重视这个情况，把茉莉的父亲、John叫我们医院，大家坐下来谈谈。讨论到最后，茉莉的父亲同意暂时将监护权交给John。

　　茉莉出院，留在上海，继续住在John的母亲家，直到老太太去世。茉莉英语考了六级证书，钢琴也考了级，现在是一名钢琴老师。

　　茉莉的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精神疾病在社会中受到的歧视到今天还是很严重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精神分裂症是可以治疗的。

　　要消除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法律、社会各方面的人给他们支持。即便他们自己想就医，但治疗以后回归社会的时候，如果学校不接纳，单位不要，那么病人的生存还是很艰难。我就遇到过一些单位在雇佣员工时，非要我们医生开一个病人精神疾病已经治愈的证明。这怎么开？精神疾病本身没有治愈的概念。

　　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理解与宽容，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年茉莉她坚持服药，定期到医院复查，生活过得不错。

老公把老婆送到医院，说她“非常不正常”

　　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教训”。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发病期，法律上是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比如说你要签字买房，不可以，你要办入学手续，不可以，他的这些权利都转移到法定监护人的手上。而有人就借这个法律规定，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个人如果没结婚，法定监护人是自己的父母，如果父母去世了就是你的直系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的监护权就变成了你的老公或老婆。

　　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值班，夜里12点多，我们急诊室的安静被刺耳的吵闹声打破。一群人扯着一个女人，大冷天，女人只穿了一套棉毛衫裤，头发凌乱、大喊大叫。

　　送她到医院来的人当中，有一个中年男人是她老公，也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女人是老板娘，而其他人则是公司的员工。

　　女人看起来情绪失控，一直说自己老公有婚外恋，说她被监视，种种症状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表现。而我向她老公和身边其他人了解，都说女病人神经过敏，非常不正常。我根据这些因素，将女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收治住院。

　　第二天查房，其他医生也同意了我的诊断。

　　到了第三天，我们主任查房。他在床边给女人做了精神检查，最后跟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诊断。”

　　但凡涉及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如老婆怀疑老公有外遇，老公怀疑老婆有外遇，我们称之为“嫉妒妄想”。主任说：如果嫉妒妄想的情况涉及利益关系的，这种病人要反复去询问病史，不是反复询问同一批人，而是要反复询问不同的人。

　　我当时心里有些不服气，但还是按照主任的要求，去寻找女人更多的相关人——找到了女人在上海的弟弟，他弟弟也说姐姐平常就不正常。

　　主任却说，还要找到她的父母。

　　我把女人的父母从外地叫到上海，这一问，父母坚决否认自己的女儿精神不正常。两个老人说，要是不相信他们的话，可以找女儿在外地的另一个弟弟，她把搜集到的老公出轨的证据都给了这个弟弟。

　　等这个弟弟到了医院，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真相——女人的老公不仅收买了自己的员工，还成功收买了在上海的“小舅子”，让身边的这些人一起来编造女人的病史。而老公的目的就是让女人被诊断为严重精神病患者后，好让他随心处理一切。

　　事后领导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我自己也从不敢忘记这次教训。

　　我们医生在诊断时需要大量的病史，而描述病史的往往是送病人来的监护人。通常而言，医生总归是相信家人的话，但在有利益关系而又出现“嫉妒妄想”的时候，真的需要长个心眼。

　　如果我们不多留心，这个世界上可能就会多一个悲惨的人。

　　我很感谢主任对我的批评。这件事情以后，我遇到涉及“嫉妒妄想”、涉及家族性企业里的夫妻关系，我一定要把女方或男方的直系家属叫过来，如果单位同事能过来那就更好了。

　　我们精神科医生，有时候真的可能是多种身份，甚至要干警察的活。不仅需要掌握医疗技术，还要有很多社会经验。

15岁，她的手臂上有几百道血痕

　　我们是成人专科医院，按道理讲，不接诊未成年病人，但这位15岁的姑娘挂了我的号，她说之前看到过我做的青少年问题的科普节目，觉得我讲得很好，所以坚持想要找我看病，于是我同意了。

　　就叫她小江吧。第一次看到小江，给我印象是比较邋遢。小江短发，但问题是头发全在前面，根本看不到她的脸。我说：姑娘，你能不能把你的“门帘”拉开一点，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她撩开头发的时候，我看到她小臂上满是伤痕——有的伤痕是陈旧伤，已经结痂，有的很新鲜，带着血，总共大概有几百条大大小小的伤痕。我问她，她说都是自己割的。

　　自残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比较常见的症状。小江说，她有时候想死，有的时候不想死。

　　过去精神疾病治疗的理论认为，碰到有消极和自残行为的人，医生尽量避免提TA的伤心事，但现在的理念认为——我们一定要直面死亡，讨论生命的价值，这很重要。为什么要讨论？因为我们既然与活着的你见面了，那么就要去寻找活着的支撑点，找到一些线索，帮助病人将支撑他活下去的意念放大。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跟来访者去讨论死亡这件事情。

　　多次的治疗后，小江的人生经历在我面前展开。

　　小江母亲前几年生病去世，父亲再婚生了个弟弟。现在她跟父亲一家以及奶奶一起住。小江说，母亲去世的那一刻她丧失了一切，在这样的家庭里，小江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家人的确没有给小江带来温暖。有一次小江给自己最爱的宠物狗过生日，尽管狗狗不能吃蛋糕，她还是买了一块小蛋糕，为狗狗点上蜡烛。但她在小房间里的“仪式”被奶奶看到后，换来的是数落和批评。

　　那天晚上，小江在自己的手臂上又添了几道伤痕。

　　我问小江，这些伤痕不致命，说明你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她告诉我，一年中有三天是她最在乎的，一个是清明节，一个是冬至，还有一个是妈妈的生日。

　　小江说，妈妈去世前给她留下的期待，是希望她成为优秀的画师。小江在一所艺术类中学里读书，无论文化成绩还是美术成绩都很好。

　　但小江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就算成为画师，妈妈也看不到。”

　　从小江的描述中我可以看到，她根本搞不清楚生和死的意义，她只是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而已。

　　我说，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一种生物的最基本的支撑，就是要繁衍后代，你是你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存活下来的唯一的一个遗传的信号。

　　小江差不多每个月来一次我的门诊，我们会进行这样的谈话。同时我给她开药，要求她坚持服药。大概五六个月以后，小江再次来我的门诊，她主动说最近考试了，考得还挺好的，那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刘海稍微剪短了一点。我告诉她，一切都很好，接下来还需要减肥。

　　那次我问她，除了当画师，还有什么愿望。小江说她想离开家，自己生活。我说你要离开家自食其力，就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必须先要有一份像样的毕业证，初中文凭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具备一些资质。小江回答我说，她会去努力的。

　　我再问她，这个月你有没有出现过自残的情况，她给我看她的手臂，伤痕明显比之前要好一点，说明自残的次数开始减少了。“我努力忍着，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我才会割一刀。”

　　这一次就诊，小江给我写了一封信，上面写：“曾经我反驳了所有人的安慰，你却说动了我。我似乎看到了那么一丝的光。”她还送了我三本书。

　　作为医生，能够安安静静地对待一个病人，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幸福的感觉，像对小江的治疗，效果很好，我自己也很有收获。只是我们平常门诊量太大了，没有办法给每位病人足够的时间。

　　小江的这个故事也让我看到了我们中国人生死教育的缺失。我们希望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生命是可贵的，当我们拥有生命的时候，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活得“舒服”，努力去拓展生命的宽度，延长生命的长度。同样，死亡也是需要得到尊重的。

　　我们平常就要接触死亡这个概念，这样真的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能无惧、安静地去接受死亡。

　　每个人都有生的喜悦和死的恐惧，面对这些“喜悦”和“恐惧”的时候，我们应该学着去接纳它们。生命的长河是一个又一个色彩的延续。每一个个体，不论是已经离开的，还是现在或未来的，都有自己的位置，并构成了整条轨道的缤纷。

一个成功人士，为何“生不如死”

　　患者D先生从外地到上海来创业，事业发展得很好，刚结婚不久，在别人眼中，一定是春风得意。

　　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从半年前开始，他就生病了。最开始是加班比较劳累的时候，他会感到有点心慌，但是没当回事就过去了。

　　某一天，D先生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猝死。他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猝死。这个念头跳出来之后，D先生也曾自我开解，他想，他每年做两次体检，报告显示自己很健康。

　　但这种开解并没有持续太久，自从“猝死”的念头进入他的脑子后，他就特别害怕想到“死亡”这个词语，他每次想到这个词语的时候，马上就要说“呸呸呸”或者“长命百岁”来抵消这个不吉利的念头。

　　D先生自己意识到了自己的异常，于是他又上网查资料，看到了一个叫“惊恐障碍”的词语，他看完之后也觉得自己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脑子就不断出现“惊恐障碍”，挥之不去。

　　随着这些对他而言非常可怕的词语频繁地出现在脑海中，D先生从念一句“长命百岁”，发展到要用动作来抵消——比如说他摸摸胸口，表示我这心脏没问题。

　　类似的动作越来越多，他无法控制，但又害怕别人会发现自己的反常。这些想法导致他一出门就开始紧张。

　　事业上，D先生要维持着正常的工作，但这个时候他必须付出更大的力气，才能保持“正常”。这样的日子被D先生形容为“生不如死”。他说，他每天在办公室里要花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来对抗那些念头。

　　后来他担心的东西内容越来越多，但整体都和健康有关。比如他偶然听说一个年轻人患胰腺癌时间不长就去世了，他开始担心自己也得胰腺癌。理智告诉他这不可能，但他还是忍不住到医院做了检查，体检报告反映身体好好的。

　　最终，D先生实在受不了，终于迈出了来看精神科门诊的一步。

　　他来的时候已经病了半年了，他给我看过去的照片，人已经比过去消瘦很多。

　　我给他配合药物做了心理治疗，治疗半年后有了明显的好转。

　　事实上D先生的这种症状属于强迫症，临床上很常见，老百姓一般也觉得这种表现似乎有问题，但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更不知道是强迫症，因为很多人对强迫症的认识可能局限于反复关门、反复洗手等更常见的表现。

　　现在很多人会拿“强迫症”这个词开玩笑，真实的强迫症是很痛苦的。九成以上的强迫症患者自己知道自己不正常，身上出现的这些强迫行为或者强迫思维，他本人知道是没必要的，也不应该的，但是控制不住。

　　强迫症属于精神障碍，相对于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来说是一种轻度的精神障碍，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为心理障碍。

　　强迫症的出现有性格基础和环境因素。

　　比如D先生，他告诉我他的公司这几年成长速度很快，大老板对他非常认可，但是又给他很高的期望，他感到压力很大。

　　听到别人猝死，是一个激发事件。在压力情况下又有这样一个激发事件，让他产生恐惧感，这恐惧感逐渐变成一种惯性思维。实际上，是他应对恐惧的方式错了——他想要掌控，但又超出他的掌控范围，这让他陷入了恐慌。

　　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面临大量的信息轰炸，每个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接受，或者接受这些信息以后的反应、理解信息的角度都不一样，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性格基础也很重要——从专业的角度去看，D先生从小做事就非常认真仔细，从小是学霸，在别人眼中是一帆风顺。但他却说，他一点都不想当学霸，做学霸或者努力学习就是为了让父母开心。他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嘴上说对他没有太高的要求，其实对他有很高的期望。

　　父母给孩子的压力是无形的，父母老觉得我也没要求他什么，其实你没要求就已经要求了。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怎么预防这些心理疾病。除了孤独症、精神分裂症等生物性因素更明显的疾病以外，平时及时地疏泄自己的压力和负性情绪，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和行为习惯，可以在很多程度上对心理疾病进行预防。

当学霸的孩子，身背两座大山

　　讲到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压力，我还记得一个大学生患者。

　　这个男孩子正在名校读书，本来成绩非常好，但家长陪他来看病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抑郁症状，有自残，也有过自杀的行为。

　　我问他，爸爸妈妈对你是不是有很高的要求？大学生摇摇头说父母也没什么要求。我再问父母，父母也说没要求他什么，爱怎么学就怎么学。

　　我接着问父母二人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都是名校毕业，高级知识分子，做着非常受人尊重的工作。

　　我听了父母的介绍，对男孩子说：你这身上背着两座大山呢。说完这句话，他先是吃惊地看着我，然后拼命点头。我接着说，是不是感觉无论怎样努力也超越不了爸爸妈妈？说到这里，男孩子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我请大学生的父母暂时离开诊室，我单独和他聊聊。而这次谈话，他终于坦承了自己心里的压力。

　　这样的孩子我在门诊见得蛮多的，其中有不少留学生。

　　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理智上他们不会故意给孩子压力，但客观上，这些家庭里父母和孩子的情感交流比较少，如果说有交流就是问成绩怎么样，一听成绩很好就不再关心孩子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孩子心里有没有委屈的时候？这些他们不太关注。

　　而且有些父母虽然没有明确给孩子要求，但生活中表现出过度的自信，孩子是能感受到的。比如说孩子有进步的时候，父母是不是真的让孩子感受你对他的认可？还是说你传递的信息是：我小时候也这么好，这没什么不得了的。孩子是非常敏感的，其实父母的语言，或者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就把孩子的努力全都抹杀掉了。

　　就算父母亲没有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周围人的评价对于这种家庭的孩子也是压力。周围的人会说，你父母是清华北大毕业的，所以你也应该优秀。

　　我们很多家庭中，孩子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情感需求却极大缺失，孩子失去了快乐的感觉，怎么会不生病呢？

　　孩子的需求要适度满足，一定不是全都满足。另外更重要的是情感满足，而不是物质满足。过度的物质满足而缺少情感的话，还不如物质不满足。

　　对家长来说，要多做少说，多听少说。语言的沟通，肢体的接触都有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会说做父母太难了，是的，做父母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是在摸索着学会做父母。（记者 黄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