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的“工匠”们

　　第一批上海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涵盖了衣、食、住、行，穿衣吃饭自是首要问题，而“宜居”的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注的，必须好好说说。

　　穿过热闹的街区，走过隐蔽的泰兴路，远远的就看到一处毫不起眼的复古门头，这里就是“海上第一名园”张园。这座石库门里弄，修缮还未开始，但今后将在一众工匠技艺人手中焕发新生。

　　周虎臣毛笔在网络上月销几万只，成为年轻人的团宠，殊不知，这支小小毛笔制作工序竟有72道，传承人吴庆春说，“制笔是一项枯燥的工作，我却坚持了四十年”。

　　在石材上作画的大师陆炯，尽管对砚台的纹理、颜色、质地天然敏锐，但也无法阻挡市场上很难买到上好砚材的事实，陆炯说，传统技艺的抢救已经迫在眉睫了。

　　幸好，上海的传统工艺正在一批传承人手中苏醒，在这些工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印记、思想智慧和人生态度。

石库门的工匠就像“医生”

　　2019年2月，新春的年味还未散去，张园地块首批居民就开始集中搬迁了。由于静安区将以“留、改、拆”并举的方式进行城市更新，张园作为上海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库门里弄，地块内几乎所有历史建筑都将得到保留。

　　静安置业原副总工程师李振东，与建筑打了一辈子交道，参与张园更新项目，去年11月份刚刚退休又被返聘，他把石库门修缮的工匠们形象地比作医术高超的医生。“对于石库门建筑，一方面是保留建筑人文历史，一方面是城市更新。‘医生’的目标是让它们的生命力延续得更久远。”

　　李振东说，与一般的建筑营造不同，石库门的修缮要通盘考虑，涉及结构、材料、防火抗震、修旧如旧等，颇有讲究。总结为五个字“人、机、料、法、环” 。“没有人，后面等于没有用了。以往是师傅带教，现在，好的工匠难找，青黄不接，有点脱节。”

　　房屋在修缮之前，牵头人要进行现场勘察、评估，分解工作量，派发几百张任务单。任务单细化到包括房屋各构件的修缮内容，需要多久工期，使用什么颜色和材料、要哪些工匠来修等。工匠的工种也颇多，有水泥匠、木匠、白铁工等十几个工种，其中最有技术含量的工种之一是钢窗工。

　　比方说，钢窗有一处烂掉了，不能全部换新，只能进行修理。而材料大多是解放前制作的，新的替代材料就特别考验焊接技术。“如果焊接功夫不到位，温度过高，整个就变形，窗户关不住；温度过低，焊接不上，又要重新返工。” 李振东指着会议室的一扇钢窗说道。

　　石库门建筑还有一个特殊考量——防火。由于房屋木头结构偏多，木制的装饰也不少，比如，木楼板、木楼梯、木窗、木屋架等，查勘设计一般会根据国家防火规范的不同要求，采取涂刷防火涂料和增加消防设施，如安排喷淋、火灾报警器等主动消防。

　　一个好工匠的诞生并不容易，入行起码要五到六年，成为行业顶尖，可能要付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努力。2018年，静安置业推举匠人吴公保为“上海工匠”，并成立工作室，收了七个徒弟。如今，85后的周祺、关门弟子黄永海，已经在修缮设计工作中独当一面，成为了项目负责人。

　　江宁路673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是黄永海负责的石库门修缮项目，这幢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石库门，经过近百年的居民居住使用，已损毁严重，外墙裂缝，门窗散落。黄永海说，真正体会到，修缮历史保护建筑，每一块砖瓦都离不开工匠精神。拿清水墙外立面的灯草缝举例，没有使用机器加工的材料，黄永海反而用了石灰、黄沙和稻草筋等手工混合而出的材料，纯手工虽然复杂，但能保证墙体多年不渗水。

　　相比较石库门技艺的传承，“玻璃大师”施森彬和“珐琅家具传承人”施君父子俩，则在传统工艺创新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上面有1500余种羽毛琉璃片，大小不一，样式也不一样。” 在青浦康渊琉璃工厂，施森彬指着《和平鸽》作品说道，2019年8月1日，这款琉璃雕塑，献礼和平饭店90周年庆典，来宾为之赞叹，以为这样精妙的设计作品，八成是出自外国人之手。

　　“有这样的错觉也不奇怪。”施森彬告诉《新民周刊》，80年代初，他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当时受制于玻璃材质的可控性差、烧制工艺落后及设备缺乏，玻璃装置艺术在国内还是空白，那时他的业务只集中在铜门制作，直到在国外展会上看到琉璃作品，决定做“吃螃蟹的人”，将传统琉璃工艺继承下来。

　　施森彬说，搞玻璃是很烧钱的，要有所建树，必须有想法，有实力，还要有市场。为了将玻璃艺术尽可能做成产业化，康渊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隧道窑，将烧制玻璃时间缩短了整整十天，减少了报废率，又引进了各种钢结构人才，建筑师，设计师等，优化人力资源，制定了行业里的玻璃工厂烧制标准。

　　在设计《和平鸽》作品时，由于玻璃没法自己承重，就必须要使用到金属，而在做到结构支撑的同时为了让颜色、造型、质地上融合起来“不违和”，可要下点功夫。“金属的点缀要恰到好处，图案不能太深，厚度不要太厚，羽毛的设计，像羽毛又不像羽毛，再配合灯光，虚实之间，效果就出来了。”

　　无锡灵山大佛梵宫的琉璃壁画、上海中心J酒店《心相山水》均出自施森彬之手。他说，自己始终走在“开荒者”的路上，是性格使然，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平衡好艺术造诣与企业发展，不激进，潜心钻研。

　　下一步，施森彬设想办一场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玻璃展会，将中国的国画以艺术装置的形式也传承下去。受父亲的影响，珐琅艺术家施君从英国圣马丁学院毕业后，通过现代技术突破尺寸限制，首次将珐琅做成家具。201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施君团队耗时2760个小时为其订制的“女王御座”，如今，已被白金汉宫收藏。

既要笔头朝上 又要笔头朝下

　　在曹素功墨厂的楼梯口，有一间5平方米的堆满纸笔的小房间，这间房间看着毫不起眼，却是黄浦区老字号周虎臣笔厂吴庆春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早上8点，吴庆春准时出现在这里。

　　办公桌上，摊开一本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这是吴庆春临摹了几十年的碑帖。喝过了茶，铺开了纸，蘸饱了墨汁，开始临帖试笔，这是吴庆春每天的工作。他手边有几页纸，上面这样写道：“这支貉子毛笔，锋部不圆，刚下笔还可以，但绕一个圈以后，就严重开叉。”

　　1979年，17岁的吴庆春顶替父亲进了周虎臣。在这之前，他是江苏江都农村的一个小学语文代课老师，那时厂里很忙，因为自从邓颖超访日以后，周虎臣羊毫笔作为国礼，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喜爱，之后，接到了一批羊毫笔大订单。

　　从乡下来到大上海的吴庆春，是淳朴而敦厚的，师兄徐世桂对他讲：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他记住了；吴庆春的师傅叫严琴学，是周虎臣第10代传人。上班第一天，就教导他：“既要笔头会朝上（制笔），又要笔头会朝下（写字）。”吴庆春也记住了，而且影响了他一生。

　　一支好笔，要合乎“尖、齐、圆、健”四个标准，号称“毛笔四德”，就像君子有“仁义礼智”四德一样。而这四个字的含义，吴庆春体会了四十年。比如，毛笔开笔蘸水后要保持尖利，笔头中部和根部要浑圆饱满，三分笔书写于纸面，提按自如，又能迅速复原。

　　而近十年来，吴庆春以及周虎臣的一干掌舵人，将这四个字后面，又添了一个特别的符号：+X。“所谓X，便是根据不同的需求，特殊研制，字画如人，千人千面，早在三百多年前，周虎臣就按照不同人物的用笔习惯、字体风格、场合环境，量身定做。”就拿行书和楷书来说，笔锋不能很长，草书则要长一点，短的话很难表现。

　　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有70多道工艺流程，每道工序都非常复杂，主要有水盆工艺、装套工艺、修笔工艺、刻字工艺等，如果全部学会满师，至少是三年。“每人面前一个冷水盆，一双手浸泡在水里，为动物毛脱脂，不能戴手套，水里还要掺石灰，刷毛的牛角梳子上有齿，一不留神就刺破皮肉。”

　　然后就是刻字，对于吴庆春来说，每刻一支笔都是一次考验，不能有闪失，打完腹稿便上刀，还好，得益于当过语文老师，他的刻字总带有浓郁的书卷气，甫一上手，便与众不同。

　　在全国，像吴庆春这样的国家级制笔大师，有八九位，有人擅制羊毫，有人擅制狼毫，有人擅制兼毫。而吴庆春的特点是，写得一笔好字，被业内笑称：书法家中，他是制笔最好的；制笔师中，他是书法最好的。

　　对于中国文房四宝工艺大师这个称呼，吴庆春也有着自己的解释：“我只是遇上好的时代，国家给我这个荣誉，是鼓励非遗技艺的保护和传承，不要认为自己是大师了，还远远不够。”

　　如今，吴庆春开始频繁走出工作室，把毛笔带入社区、图书馆。“毛笔的实用属性减弱了，但是，艺术属性、礼品属性、文化属性却在提升。我欣喜地看到，书法成为中小学生必考科目，而制笔工人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我这样的匠人，该做的就是，坚守，传承。”

有钱都难买到“砚材”了

　　与代表着“宜居”里文房书卷气部分的毛笔一样，石雕也是慢工出细活的技艺。武夷路229号有一家名为鹿园的低调店面，匠人们一手扶钎，一手击锤，埋头叮叮当当敲个不停。店主陆小华是沪上小有名气的工艺美术师，推门而入，古朴生韵，墨香翰林的气质扑面而来，里面展示了各式各样的石雕砚台。这个空间不仅是商铺、工作室，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写实石砚雕刻技艺”传承基地。

　　店主陆小华出生于1948年，13岁时研习海派绘画，求学时，放弃了从医志愿，转而考入上海工艺美校象牙雕刻专业。1998年，陆小华创办了鹿园工艺品厂，海派砚雕技艺得以在这里研发与传承。陆小华的儿子陆炯，师从海派砚刻创始人陈端友的徒孙陆天福，成为了这门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陆炯告诉《新民周刊》，与广派的图腾、徽派的线面不同，海派砚雕的特色多为强烈的写实风格，选取日常生活中的瓜果、蔬菜、竹节等平常事物为题材，搭配外形类似的石料，一丝不苟地刻画细节，做到栩栩如生，达到技艺上的“以假乱真。”“芭蕉的叶片、竹节的纹路、墨色的层次不一，在几方作品里，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细腻与精妙。”

　　在陆炯看来，砚刻与其他的雕刻、绘画作品不同，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也就是说，匠人要根据石料本身所拥有的纹理、颜色、形状、质地，揣摩这方石料适合刻什么题材，或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构思图案，循迹挑选石料。“在石料本身挖掘呈现其风格，再到浑然天成的作品，才是最难的地方。”

　　上海是不出砚材的，这虽是不利条件，却给了上海匠人们自由创新的契机。陆炯常常坐火车跑很远，到广东肇庆、江西婺源等原产地拿材料，而拿到的材料要么有瑕疵，要么不整齐，总之不是很理想。而这样的状况极其考验匠人们的雕刻理念和手法。陆炯说，为了配合一个完美构思，自己用的雕刻刀具，很多都是量身定制，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不同刀具运用的拿捏和度，恰恰是拉开匠人之间技艺差距的关键所在。比如，平口刻刀沿墨线琢刻，由浅入深，速度不宜过快；面积大的用铲刀来铲刻，运刀时大胆灵活；雕琢面积不同的位置要不断更换刻刀，由大面积到小面积，由大口刀至小口刀。“上海手工匠人的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陆炯打趣地说道。

　　上世纪80年代，是石雕大放异彩的鼎盛时期。那时候，中国每年出口日本的砚台达2000—3000方。按照当时的价格，出口一方砚台能卖到2000美元的高价，相当于日本一辆小汽车的价格。

　　陆炯入行25年，他说匠人们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原材料枯竭。由于石料产出地，往往处在风景优美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加上上百万年的溶洞形成，国家为保护自然资源，出台了禁止开采令。“我现在用的石料，还是90年代初期囤的一批，还能继续做，目前在市面上，有钱都难买到原材料了。”

　　目前，陆炯还在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执教，并成立了艺术家工作室。他曾带过8个弟子，其中6个是学生。不过因为生存环境，大多都转行了，陆炯表示理解，“学的时候没有任何收入，生存是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这直接导致技艺濒临失传，甚至已经失传。”陆炯说，他们所做的，不奢望让手工艺变得很兴旺很热闹，最关键的还是“抢救”。（记者 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