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脱贫,如何影响世界?
“用筐装,注意保湿,下午我去看一下快递包装……”不久前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获得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叶正文,刚从北京回来又投入了工作之中。这两天,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桃农希望把市农科院新培育的黄桃品种幼苗送到炎陵,增加当地的黄桃品种,填补当地7月上旬黄桃上市的“空窗期”。
叶正文是扶贫路上的“老兵”了,近10年来,叶正文带领团队数十次前往湖南省炎陵县和山东省蒙阴县,推动来自上海的黄桃品种“锦绣”“锦香”等在当地落地生根,并逐步发展为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帮助当地农户脱贫。截至2019年底,全县有4811户14238名贫困人口依靠种植黄桃而脱贫。去年,炎陵黄桃平均亩产值超过一万元,托起了山区农民的小康梦。
叶正文是脱贫攻坚之路上的一个人物典型。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深刻总结了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让与会代表和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心潮澎湃。
自2012年年底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拉开,8年的时间,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千年梦想,终于圆在今朝。
为什么是中国?
十八洞村地处湘西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中心地带,虽然山清水秀,但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产业。2013年人均年纯收入仅1668元,贫困人口占比56.8%。
2013年11月,总书记来到这个苗族聚居的村庄考察,并在这里首次提倡开展“精准扶贫”。
作为精准扶贫的第一站,十八洞村摸索出了一条脱贫攻坚之路。公开资料显示,十八洞村先后形成种养、苗绣、劳务、旅游、山泉水5大产业体系,2013年至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由1668元增长至18369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到突破200万元。2016年,十八洞村成为湖南省第一批出列的贫困村。
表彰大会上,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代表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表示:“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取得脱贫攻坚的成果都得益于政府的好政策,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无私帮助和支持。”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复旦大学)扶贫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小林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有其独特性和普适性,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支柱”。
一个中心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核心指导思想。
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利贫性的经济政策,“在短时间内让几亿人脱贫,仅靠扶贫是扶不起来的,必须依靠好的经济政策。这些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工业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贫困地区发展,让贫困人口更好地就业,是我们脱贫的一条根本性经验。”王小林观察到,国家的政策之下,从个人到企业,人人都是扶贫的功臣。
以上海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共安排对口帮扶资金实施项目8550个,对口帮扶7个省区市20个地州的98个贫困县5100个贫困村摘帽出列,近20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从援建项目中直接受益脱贫。
第二个支柱是包容性社会发展政策。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就突出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在普惠性政策的基础上,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施特惠政策,最终目的是让大家‘齐步走’。”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等普惠包容的社会政策是另一支柱。王小林解释。
第三个支柱是多维度的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行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补偿扶贫、社会保障扶贫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王小林举了个例子。2020年9月份,在赴云南永平县调研考察的过程中,他看到一户贫困户,这家女主人和儿子都是重度精神障碍患者,女儿在当地一所职业中学就读,老人患有疾病,全家的主要劳动力只有男主人。“为了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男主人获得了当地公益就业岗位,女主人和老人都享有最低生活保障,他们住的房子也进行了危房改造,如果他们需要住院治疗的话,多个优惠政策叠加,只需要自费5%的比例。这就是多维度的精准扶贫政策为他们的生活撑起的保护伞。”
王小林强调,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并不意味着贫困就此消失。“我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即意外返贫现象总有发生,但我们已经形成的精准扶贫贫困治理方案,可以让返贫人口第一时间得到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并纳入相应的帮扶体系,抵御未知的风险。”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在新的时代,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中国脱贫攻坚的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2000多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曾经被病魔困扰的家庭挺起了生活的脊梁。
长期研究中国扶贫政策的王小林对贫困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切身体会。“从事这一领域24年,我们最早想去贫困地区走访调研时,常常遇到连路都不通的情况,现在这样的情况基本已经没有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随之带来生活上的巨变,我们能从农民的面部表情上直观地感受到。”
中国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意义非常重大。据王小林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治理贫困要学习来自以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日、英等)为中心的多、双边援助经验。但在不断的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事实上,在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诞生前,大多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策略要由发达国家指导帮助制定,现在,消除绝对贫困形成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实践,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在扶贫减贫方面的国家话语权。这是中国减贫成就的世界意义!”
贫困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扶贫解决了根本的民生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习总书记在大会上说。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将有力地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王小林表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一套可复制可借鉴的减贫的中国方案,“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功为实现联合国的2030议程树立了信心和榜样。”
除了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直接的援助外,中国的减贫经验也分享到世界各国。
2011年至2019年3月底,我国连续举办了102期减贫援外培训班,为近百个国家培训了各级各类人才2975人;我国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援建多个减贫项目,包括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减贫学习中心、医疗卫生项目等,中国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成功的减贫经验。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2月25日,国务院扶贫办更名国家乡村振兴局,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如果说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党补短板的局部战,那乡村振兴就是一场范围更大、涉及人口更多、维度更广的全面战。”王小林表示,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说明解决“三农”问题将是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未来5年将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我们党将把在脱贫攻坚战中总结出的有效的政策延续到乡村振兴中。”
王小林向《新民周刊》进一步分析道,在农业方面,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基础,未来将进行下一步现代化升级;东西部的产业扶贫会重新布局,“比如上海的水星家纺作为丝绸品牌领军企业,对于蚕桑丝的需求非常大,但上海周边种养成本很高,所以此前在遵义凤岗对接了原料基地。未来,除了原料生产外,企业还将直接在遵义建立高端丝绸研发加工基地。未来的乡村振兴,其实就是将二、三产业适当引入当地,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农业的发展将会带动农村的发展,“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承载,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未来,农村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大力发展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文旅融合产业。尤其是疫情之下,更能成为国外旅游消费的替代目的地。”王小林表示。
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人们,已经投身到乡村振兴的新任务中去。
叶正文说,对口支援地区的黄桃虽然种出来了,但品种结构、采后保存加工技术等都有优化提升空间。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这是他和团队的新目标。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狄建忠的三年援藏任务结束后,身在上海的他仍然每天思考如何在当地形成长效机制,真正做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
在“精准扶贫”的指引下,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八洞村,每家每户都有多条增收渠道。村民们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十八洞村要做精准扶贫的示范,做乡村振兴的典范。“下一步我们要大力抓旅游,让我们十八洞有一个可持续发展,让老百姓口袋进一步的鼓起来。”(记者 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