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酒局沦为“权力游戏”

　　“酒局”成为了最近网络上的热词，与之相伴的所谓“酒局文化”也被广泛热议。这些年，舆论对于酒局文化的批驳一直都在持续，而这一次，媒体和网友对酒局文化的批评，比以往来得更为猛烈。

　　原本承载欢庆与美好的酒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逐渐地异化变质，成为职场与官场的功利场所，充斥着虚假、野蛮、腐败和庸俗。而其中的丑恶“潜规则”也冠冕堂皇地披着“酒局文化”的外衣出现，虽令无数人反感抵触，却“长盛不衰”。

　　这种恶俗的酒桌风气和所谓“文化”，为何会有土壤令其野蛮生长，我们何时又能看到其退出江湖？

“雅兴”变味

　　关于酒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按照现有的主流说法：中国酿酒起于杜康，最早的朝代，一般认为为夏朝，在夏朝时已有专门盛酒的容器——爵，在商末也有“酒池肉林”的说法。几千年来，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饮食、医疗、人文艺术等等，自然而然形成一种酒文化，深入中国人的血脉深处，影响深远。

　　古时候的人们往往是借酒抒怀、借酒忘忧、借酒寄哀，是文化与情感的结合。尤其是唐宋时期，不少文人大家更是将酒与诗文紧密结合，留下无数不朽名篇名句，比如“诗仙”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又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等等。

　　在中国古代的酒局中，大多讲究以文会友、以酒助兴，酒是美好而浪漫的载体，而这种酒局文化是一种“雅趣”，核心还是在于“文化”二字，追求的是文化底蕴和精神层面的升华。除了文人的曲水流觞，诗酒风流，大碗喝酒的英雄侠气，也是古代江湖人士所推崇备至的。而古代的这些与酒相关的文化，与现在所说的“酒局文化”中的恶俗野蛮，根本就是两码事。

　　当然，酒自诞生之初，也与权力紧密联系。最早有关饮酒的礼仪和规定都出自帝王家，有着极强的政治含义。酒被当作强化统治地位和君臣伦理的道具，一开始就被统治阶层把控，慢慢演化出一系列的礼仪，以便让统治更为庄严和牢固。早期酒文化也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很多礼仪就是来自酒文化。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酒局在历史文化上承担了如此多的功能，朝代的兴衰都能与酒局联系起来。曹操邀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历代著名酒局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耳熟能详。

　　到了现代时，“酒”成为人情社会中的重要交际媒介，喜丧宴席、求人办事、生意往来、考研入学都离不开饭桌上的推杯换盏、你来我往。无酒不成席，好像是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尤其在官场和职场，就算我们很多人没有置身其中，但或多或少都听过各种“酒局文化”，这些“酒局文化”，其实已经被扭曲异化，发生了质变，成为了“权力游戏场”，涌动着或明或暗的“潜规则”。

变味“酒局文化”掩盖不轨之事

　　不管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有新员工入职，年会或节庆，又或者大型项目结束之后，总要去饭店“犒劳”一下。而在酒桌上，权力的秩序依然存在。下属向领导敬酒，领导往往意思一下，“我干了，您随意”这句话很多职场人都不陌生。轮到领导回敬，下属就得受宠若惊，加倍表示，否则就是对领导的不敬。

　　去年8月，新闻曾报道厦门国际银行一新员工不喝酒被部门领导扇耳光的事件。在这名部门领导看来，一个新人不肯喝大领导敬的酒，那就是不尊重领导，就是不服从。而且，这种不服从，不仅仅是新人员工自己的问题，还会连累自己，让自己在大领导面前也去了面子。当时就有媒体评论：这种酒桌文化不仅对职场新人不公平，助长了一种强权文化，也使得“弱者”被迫通过喝酒向“强者”献媚，助长了一种奴性文化。

　　生意和业务的酒局里，这种场面也是屡见不鲜。为了把产品卖出去，光是价格低、回款慢、回扣多还不够，销售员或业务员还必须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桌上的客户。客户一句：“你多喝一杯，我就多签一张单”，销售员为了把业绩做上去，能不喝吗，敢不喝吗？这种场合的酒桌文化，实则是一种权力压迫下的交易。

　　酒局中，往往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往往要求女性“陪酒助兴”。如果女性光喝饮料或茶水，就无法融入酒局，甚至无法介入话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压力下，女性往往被迫参与，这种劝酒场合也最令女性深恶痛绝。若是“美女陪酒”“喝尽兴了”才能签的合同，可想而知这其中的可靠度能有多少？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喝了这杯酒，这个合同就是你的”“领导敬酒是看好你，看得起你”……不顾健康与理智，不顾尊严的狂饮，倒仿佛成了勇气和面子，忠诚与威严的象征。身在职场，大部分人内心即使再讨厌酒局应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席，否则就会被视为不服从工作安排、和领导客户对着干，往后的职场之路便会走得比别人艰辛许多。

　　被困于酒局文化的职场人，以身体健康为代价，活得惶恐而卑微。除了最近的酒局事件和去年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新员工被打耳光事件，此类“酒局文化”的丑闻在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2017年，广东知名高校大一学生在一片喝酒加油声中酒精中毒死亡；2014年中纪委曝光了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在应酬时喝死陪酒人员……这些耸人听闻的事在现实中绝非孤例。

　　不难看出，不论是上级对下级的劝酒，客户对业务人员劝酒，还是男性对女性劝酒，其本质都是一种权力规则，“酒”成为了权力的介质，强迫喝酒成为彰显权力和地位的表现。

　　所以如今的人们谈到这种酒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酒局文化，往往极为厌恶和反感。人们并不讨厌喝酒，人们讨厌的是喝酒背后的权力规则，厌恶的是在“酒局文化“掩盖下行不轨之事。

官员腐败堕落的温床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阿尔贝写的《权力的餐桌》一书中所述，“菜”不仅仅是菜,“吃”也不是个人的事儿,因为在吃的“规矩”和“意义”背后,总有需要达成的目的。在官员的酒局里,也常常隐藏着官与商心照不宣的交易。在觥筹交错间官商勾结，在推杯换盏中卖官鬻爵。正是在这种“无酒不上桌”“无酒不谈事”的政治生态下，腐败滋生蔓延。

　　“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要当心；能喝白酒喝红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能喝红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能喝饮料喝白水，这样的干部要让位。”从民间诸如此类层出不穷的“敬酒令“不难发现，在腐败的官场文化中，喝酒成了爬上官位的必备素养。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系列贪腐案件显示，众多贪腐官员的落马的“绊马索”，正是在这一场场异化的酒局中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2015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据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介绍，从2015年到谷春立案发这半年的时间内，他多次接受公款宴请，包括出入私人会所大吃大喝，次数达到了三四十次之多，地点大多数都是不对外经营的内部场所。

　　谷春立在内心深处对于这样的吃请并没有当回事儿：“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

　　“一吃喝就高兴，挺风光，有一种成就感，一看下面敬你一杯酒，包括老谷也那样，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王树森当时担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也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他经常为谷春立安排各种饭局，也一起参与吃喝应酬。

　　广州市白云山的“品云轩”，曾是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的“秘密据点”。他曾经出入此会所70次之多，就在他落马前两天，他还在这家餐厅与老板们大吃大喝，影响恶劣。万庆良吃喝玩乐的费用，都是由企业老板买单。2014年6月，万庆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自2013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以来，多次出入高档酒店和私人会所接受党政干部、国企老总、私企老板的宴请。在中央纪委对他宣布立案调查决定的当天，他的手机信息显示，当天他有两场饭局，中午晚上各一次。

　　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2013年5月至2015年8月接受审查前，常常以商务接待为名，频繁出入高档酒楼，组织和接受公款宴请，甚至为了能“安全”地“喝上一口”，让人把茅台酒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玩起瞒天过海的把戏。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

年轻人不再相信“酒局”

　　中国是人情社会，“酒”常常成为活跃气氛、拉近距离、促进感情的催化剂。酒桌本身也可以是欢愉的，但酒局携带了权力和地位不平等的基因后，这个“酒”喝与不喝，成了一种服从性测试、一种诚意测试，那些逐渐被人为扭曲的“酒局”往往散发着恶臭。

　　随着“酒局文化”的频繁翻车，这一文化糟粕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唾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注重自身感受，试图摆脱“酒桌文化”带来的人身桎梏，让“酒桌文化”回归酒的本质，还原到最初的“酒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只要不为功利，就能找到喝酒的快乐。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对109441名青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5.7%的受访者每月要参加三个及三个以上的酒局，84.0%的人直言反感当下酒局文化。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起的“年轻人有多反感酒局文化”的微博投票中，超50万名网民表示，“极为反感，不能接受”。

　　他们反对“酒局文化”，实际就是支持更透明的规则，更尊重个人技能。工作要靠能力，而不是靠喝酒，不需要通过酒桌来刷存在感。实际上，在一些市场主导的职场领域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酒局文化正悄然式微。

　　目前，相对年轻化的职场环境中“酒局文化”并没有那么流行，但仅仅是撤掉饭桌上的酒是不够的，如果等级秩序和权力游戏的规则不改变，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局文化”出现。面对潜规则，只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只有更多的人说不，潜规则存在的土壤才可能被铲除。（撰稿 阿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