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陶行知故乡

　　这次应黄山市委市政府之邀参加陶行知故乡陶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会，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是徽州这片钟灵毓秀的宝地，诞生了人民之子，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被宋庆龄称之为“万世师表”，被董必武赞之为“当今一圣人”的陶行知，这是徽州的荣耀。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我讲讲对人民之子陶行知的一点感悟。

立德、立功、立言

　　古人云，只有做到了“三不朽”才能算圣人，何谓“三不朽”？《左传》里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孔颖达作疏解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用今天的话说，这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就是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足以影响大众万民；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足以有功于国家民族；创立伟大的言论学说，足以流传后世。

　　古人讲的这些当然都不错，但个人体会，还不够精准到位，我认为，只有立德、立功、立言，并且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人物,才是真正的圣人。陶行知与历史上的所谓圣人们有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他不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圣人，而是服务于人民的“圣人”。这种圣人才是真正的圣人，我心目中的圣人。

　　陶行知是如何做到为人民的“三不朽”呢？他曾赋诗言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在经历了学医救国、文学救国、政治救国三次人生志向转变之后，最终确立了教育救国的远大志向。他在南京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在上海创办工学团，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在香港创办中华业余学校；他抛弃高官厚禄的诱惑，睡牛棚，穿草鞋，立志用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就立德而言，陶行知具有“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乐于奉献的伟大情操、炽热真诚的革命激情、不屈不挠的刚毅品质、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开拓创新的创造精神等精神品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足以永远留传后世、影响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为民众甘于奉献，放弃优渥待遇的工作去办乡村教育，为老百姓烧心香；当晓庄师生因从事政治活动奔走街头时，他敢于承担责任保护师生因而被通缉、封校；他为团结抗战、全力抗日，与沈钧儒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得到了毛泽东高度认同并亲笔回信。在生命的后期，他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笑等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枪”，最后终因“劳累过度、营养过亏、刺激过深”而去世，享年55岁。

　　就立功而言，陶行知自1917年留美学成回国后，举毕生之力发动了七次教育运动，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倡议并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发动实施了大规模城市平民教育运动；此后又转向广袤的农村，发动组织了更为气势宏大的乡村教育运动，“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陶行知还因应形势变化,连续发动组织了普及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跟着共产党走、拥护共产党主张，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就立言而言，他在自己长期教育实践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国情与需要，吸收了中外古今优秀教育思想成果精华，对其恩师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进行创造性改造和发展，创立了以“生活”“教育”“教学做”等概念为主要范畴，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基本原理，以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师范教育、乡村教育、幼儿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终生教育、创造教育为具体主张的庞大的“生活教育学说”理论体系，留下了煌煌近六百万字的理论成果，这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家群体中可谓独树一帜，无人可及。他的生活教育学说不仅契合于当时的中国以及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得到亚洲与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也完全可以作为今天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借鉴。

　　生活教育学说是一个扎根中国本土并走向世界的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中国近现代原创力最强、真正形成教育学说体系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地位，不仅当年得到毛泽东、宋庆龄、董必武等人的高度评价，而且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陶行知，对陶行知思想、事业、人格与精神予以充分肯定。

享誉国际

　　不仅在国内，陶行知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指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2007年，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授戴维·汉森在他主编的《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唯一一位中国教育思想家就是陶行知。他将陶行知与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等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并列，足见陶行知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以及被国际人士的高度认可。

　　或许对于有的人来说，黄山是观赏自然风光之旅，这没错，但对我来说，到陶行知故乡黄山更是灵魂之旅。1982年40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因参加编辑《陶行知全集》湘教版、收集资料来歙县屯溪，朝圣过一次陶行知故乡，受到陶行知精神感召，发愿以陶为师，研陶师陶，走知行合一的行知之路。不过那时候因刚刚接触到陶行知不久，顶多只能从纸面上感受到陶行知的伟大，还没有对陶行知有多少深入了解，加之刚出校门，缺乏人生阅历和社会实践，又没有走出国门，对外部世界缺乏认知，对陶行知先生的思想、事业、精神、人格，认识有限，理解不够，感悟不深。对先生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地位和作用，以及对当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更体会不深。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了解和认识只能算是局部与肤浅。

　　我自1982年别后，这四十年尽管工作岗位频繁变动，从大学到地方政府，从省人大到全国人大，因工作需要，个人关注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但始终作为陶行知的一位忠实粉丝，不改当初研究和学习先生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努力追随陶行知的人生足迹。只要有机会与可能，就一步步从安徽歙县黄潭源村走到南京劳山脚下的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再走到上海宝山大场山海工学团，再走到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再走到香港中华业余学校。从他早年就读的歙县崇一学堂到位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再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他在哥大的住处哈特莱大楼1010号房间，以及他每天学习研究的哥大教师学院教室和图书馆，坐在他可能坐过的座位，抚摸着他可能曾经读过的一本本图书，想象着自己与他的一次次会面、对话与请教，一直浸润在先生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创造世界与接受世界里。

　　从大学毕业后的24岁到如今的63岁，我粗粗回顾一下，经过不懈努力，这四十年来总算给陶行知先生编了两套全集，还参与或主编了七本他的教育思想选集，连续参加了在美国纽约、芝加哥，葡萄牙里斯本等地举行的多次国际教育史年会，与同行一起把他的教育思想从中国介绍传播到世界上其他国家，让更多的人们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从我198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撰文预测未来将会产生一门陶行知学的专门学问领域到2020年给华中师大出版社主编出版《陶行知学文库丛书》（10册，估计今后将达到60册以上），亲眼看到陶行知学正在日益成为现实。不仅在理论上研究继承和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遗产，近10余年在基础教育领域，在湖北、江苏、浙江、广东、河南、黑龙江等多个省份几百所幼儿园中小学乃至大学，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示要求，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总书记“实践育人”“劳动育人”指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将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原理发展成“生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存即共进”“世界即课堂”“实践即教学”“创新即未来”六个原理，将先生提出的“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发展为“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六个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开展继承与发展兼顾的“生活·实践”教育实验，努力将先生100多年前提出的教育思想和社会变革理想变成现实。

　　在四十年后再次来到陶行知故乡，与各位交流讨教，特别是观看黄山市黄梅戏佳作《陶行知》，由之进一步体悟到先生不仅是大圣之人，也是大爱之人。大爱是大圣的内在动力，大圣是大爱的外在升华。他以“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从爱出发，由“小爱”到“大爱”，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任何夫妻爱、子女爱、家庭爱的“小爱”都不敌其师生爱、教育爱、人民爱、民族爱、故乡爱、祖国爱和人类爱的“大爱”。

　　陶行知先生的人民至上方向就是中国教育的方向，先生一生上下求索的道路就是中国道路，先生毕生追求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先生追随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最可信赖的领导核心与坚强力量，先生当年所梦想的一切一定会在后代中国人民手上变成现实。四十年后再朝圣，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范，垂教千秋。百卅华诞，七五逝年。先生安息，中华梦圆。（撰稿 周洪宇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