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能自我孤独

　　对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召开意义深远。在此，人们分享全球各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经验，达成沟通与共识，发布重要的研究成果。

　　该缔约方的第十五次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已于今年10月15日在中国云南昆明闭幕。这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更是提出了充满中国智慧的“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和中国案例、中国实践。

认识演变

　　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三部分——这是如今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定义。其实，处于蛮荒时代的远古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生存，不得不注意哪些动植物好吃、有用，分布在什么地方、有哪些特征，以便下次再寻找自己喜爱的那些动植物，这就是人类最早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朴素认识。

　　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显著的影响、对这个领域生产突飞猛进的认识，发生在近几百年间。生物多样性研究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的掠夺，导致当地的生态出现明显的退化。至18世纪、19世纪，和殖民者一起抵达的一些科学家开始观察和意识到这种变化，现代“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启蒙思想逐步诞生。

　　随后就是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生产力的飞跃，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显著破坏。2019年5月，联合国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目前约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灭绝；当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过去1000万年的平均值高出几十到几百倍，而且正在加速。人类活动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该报告指出：自1900年以来，大多数“主要陆地栖息地”的本地物种的平均丰度至少下降了20%。超过40%的两栖动物物种、近33%的造礁珊瑚和超过三分之一的海洋哺乳动物面临灭绝危险。

　　此外，自16世纪以来，至少有680种脊椎动物已经灭绝。到2016年，6190种人类驯养哺乳动物品种中有559种已经灭绝，约占总数的9%，另有至少1000种受到威胁。人类的诸多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如砍伐森林、滥用农药、人为改变土壤属性、过度捕捞、排放二氧化碳等。如此下去，人类似乎避免不了未来在地球上成为孤独的物种！

　　时间进入20世纪，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标志性事件。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里奥波德提出：人的道德观念最早是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层次；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逐渐出现了第三个层次——人和土地的关系，即“土地道德”。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只把土地看做财产，只需维持特权而不尽任何义务。

　　奥尔多·里奥波德首次提出“土地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还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而“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从以“土地征服者”自居，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

　　20世纪50年代，《寂静的春天》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环境保护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在书中，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生动细致地讲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不仅如此，她还尖锐指出：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对于自然的傲慢和无知。她呼吁人们要重新端正对自然的态度，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的蓬勃发展，使得遗传多样性开始更多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21世纪开始，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成为热门的话题，世界各国越发注重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的协调合作。

中国智慧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事业中，做出了坚实的贡献和模范的引领。

　　197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1992年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1994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国认真履行这些公约规定的义务，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治污染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COP15召开之前的2021年10月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向世界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举措和成效，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这是中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发布的第一部白皮书，它的发布，本身就是中国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具体表现。白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个，约占陆域国土面积18%，提前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所确定的17%的要求。

　　中国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覆盖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将各类自然保护地和大多数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区域纳入其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系统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了恢复与增长：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1114只增加到1864只；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80头，增加到目前的300头左右；藏羚羊由不足7.5万只增至30万只以上。

　　中国科学实施全球最大的生态修复工程，2000年至2017年，全球绿化增长面积的25%来自中国，该贡献比例居世界首位。

　　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和中科院启动了多个重大生物多样性调查、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项目，加强了战略生物资源平台及野外研究台站网络建设，实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并跑，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水平更是呈现出国际领跑态势。

　　气候变化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五个驱动因素之一，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2020年提出了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在2021年7月16日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是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这是探索市场化碳减排机制的关键行动。中国还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目标。这一系列行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中国雄心”。

　　在中国召开的COP15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将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应用到当前的生态危机中提出的解决倡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要求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领域。“地球生命共同体”从整体主义视角进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法律保护，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概括，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

　　多年来，中国积极承担与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断深化生物多样性领域交流合作。2019年以来，中国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在COP15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这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强有力的支持。

未来挑战

　　COP15的第二阶段会议将于2022年上半年继续在昆明举行，目的是审议和达成凝聚广泛共识、兼具雄心和务实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翻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篇章。那么，对世界和中国而言，未来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还面临哪些挑战？

　　“当今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资源的大量无效或低效利用，这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要解决的重大难题。”王放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他说：如果以畅想的角度来看，将来人类的科技达到掌握可控核聚变、能够轻松地大量生产人造蛋白质这样的程度时，资源问题或者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但这毕竟还不是在可以触摸到的最近未来可以实现的。在科技的下一个“大爆发”之前，人类确实需要不断攻关研究来提升对资源的利用率，从而缓解人类自身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减退也是另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各类组织从实质上齐心协力。以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为例，成熟的减碳技术、完备的碳足迹追踪技术与碳交易制度固然是必须的，但企业是否有充分的意识主动参与而不是被政府、环保组织强制推行，这也非常关键。同时，在减碳领域，一家企业不可能“独善其身”。例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要实现减碳目标，除了在自身的生产、销售等流程达标，还必须要求它的原材料供应商、组件供应商、物流供应商等也满足相应要求，这需要它与数百家合作伙伴充分协调一致。

　　世界各国能否摒弃偏见，真正认同并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这也决定着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将如何发展。

　　在王放看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大量足以成为全球榜样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目前存在的一些短板。他举例说，与对陆地生态系统的行动相比，我国对水生生态系统的研究与保护还比较薄弱，人们还需要在江河湖海领域投入更多的重视和行动。

　　在政府、环保组织之外，包括企业、民众在内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也很关键。王放表示：近年来，我国公众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参与已越来越多，不过大多集中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上。“在此之外，我们非常希望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看到更多的常态化的公众参与。”

　　对企业而言同样如此。COP15第一阶段会议召开前夕，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公布了“生物多样性100+案例”，其中就有不少案例来自各国的企业。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项目主任杨方义认为：企业参与申报案例是个特别好的信号。中国的公益捐赠有三分之二来自企业，企业建立了长期的资金机制，很多互联网企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化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和业务中，这是明显的进步。

　　以入选上述案例的“蚂蚁森林”为例，网友绿色出行、减纸减塑、节能降耗、循环利用等低碳行为，可通过碳减排方法学计算为“绿色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申请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真树，或者在生物多样性亟需保护的地区“认领”一平方米保护地。之后，企业捐资给公益机构，公益机构负责组织种植养护，并由林草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指导和监督，在中国各地实施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益项目。这让公众可以很容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同样入选案例的“一个长江”公益项目，则由金融机构出资赞助，不仅落实了保护，还促进资本与保护对话。该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影响证券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等，与生态保护主管机构、环保组织深度对话，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