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怎么就“突然”抑郁了？
思琪（化名）语速比较慢，每句话说出来之前仿佛都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正在读大三的思琪，外表与其他女大学生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比很多女同学更加精致——化着淡妆，头发顺滑地散落在肩膀上。一旦与她交流，很容易发现她的脆弱敏感。
思琪很坦然地告诉记者她患了抑郁症，正在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现在好多了”。思琪是上大学后才在辅导员的陪伴下到医院接受诊断，事实上，早在初中阶段，她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情绪问题。当时，作为被家庭寄予厚望的长女，父母要的是“好成绩”，思琪的情绪困扰并没有受到重视。到了高中，情绪困扰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了自伤的程度，父母眼中这些行为仍然是因为思琪“娇气”“软弱”，没有人朝“生病”的方向去考虑。
直到考上大学，思琪找到心理咨询老师道出自己的痛苦。
一位大学心理咨询老师表示，大一新生是心理疾病检出的高风险人群，但这并不是说孩子们上了大学突然患上心理疾病。更多的孩子和思琪一样，心理和精神上的症状在中学阶段没有受到家长和老师的重视，拖到大学才有机会“显现”。
2021年11月9日，教育部对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的答复，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这一新规立即引发社会广泛的讨论，尽管过去多年间青少年抑郁症的话题时常引发关注，但正式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进一步体现出青少年抑郁症现象已经相当严重。
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公布，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其中重性抑郁障碍占2.0%。抛开数据，现实生活中，“某某家孩子得了抑郁症”，甚至“谁谁的孩子因抑郁症自杀”的消息已经不算新鲜。
抑郁症的病因非常复杂，作为未成年人，他们信赖和依靠的家长、老师，是预防和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精神症状的“第一人”。
孩子成长的“精神环境”究竟怎样？我们真的关心了吗？
被成绩掩盖的病情
青少年中抑郁症发生率究竟如何？这个数据其实很难得到，明确诊断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只占真实数量的很小一部分。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常见表现和症状包括：情绪波动大、爱发脾气；易冲动、行为鲁莽不计后果；无助无望、离家出走；沮丧、缺乏自信、成绩下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门诊主治医生张桦告诉《新民周刊》：青少年抑郁症症状容易被家长看作是青春期叛逆，但是，通常只有孩子的精神症状影响到学习成绩了，家长才会发现和重视，并且带到医院来看医生。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少科门诊，患者量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去年全年儿少科门诊量达到5.3万人次，张桦医生去年一年接诊了八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抑郁症的未成年患者，门诊日，她几乎要在诊室连续工作十小时。张医生接诊的患者从幼儿园到高中生都有，但抑郁症患者主要集中在初二和高二这两个年级，其中女生比男生略多。
张桦医生说，门诊最常见的情况，是家长发现孩子学习成绩突然下降，在排除了其他躯体的疾病后，到精神科医院寻求帮助。在孩子被诊断为抑郁症后，家长中有不少人仍然关心着“学习不能落下”，解决方案围绕着成绩，最后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张医生记得有一个初中女生被家长带来门诊，女生本来就读于一所重点中学，到了初二出现各种明显的抑郁症状，后来发展到自伤，手臂上留下伤痕。家长看到伤痕后认为到了不得不就诊的地步，带她到医院。确诊抑郁症并接受了一段时间治疗后，女生的情绪有了很明显的改善，和同学的沟通比过去好了，自信心和笑容慢慢开始回到她的身上。
但毕竟是患病的状态，就像身体疾病也需要慢慢恢复一样，女生的健康状况不足以让她应付重点中学的课业压力，成绩一直上不去。看到孩子成绩没有改善，女生家长将她转学到了国际学校。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家长认为去国际学校不用参加高考，可以减少一点课业的压力。其实这些孩子到了国际学校会遇到新的困难，他们必须要适应新的课程、新的评价标准、新的人际交往，因为他们本身精神健康状况就要比其他人差一点，那么到了新环境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压力。”
一部分孩子转学以后情况不是变好而是变得更差。张医生认为，如果孩子已经有了心理上、精神上的问题，家长需要学会接纳和理解，帮助孩子减小身边的压力，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前程”在精神压力上给孩子雪上加霜。
当家长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成绩上，只要没有严重到明显影响成绩，孩子的抑郁症状就很容易被忽视。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家长怀疑孩子有心理或精神上的异常，但由于病耻感或是对抑郁症的不了解，将孩子的问题归结为其他原因，比如网瘾、游戏成瘾、多动症、注意力不集中……
张桦医生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孩子，家长找医生的目的是希望医生帮助解决游戏成瘾的问题。但经过医生诊断，沉迷游戏只是抑郁症患者逃避现实中的痛苦的一种方式，沉迷游戏是抑郁症带来的结果。“一些抑郁症患者沉浸在游戏中会感觉放松，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紧张感或者焦虑感。”
在“成绩”和“健康”之间选择前者，让一位妈妈追悔莫及。
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成绩一直不错，虽然不是最拔尖，也算是优秀。中考后，妈妈想办法让儿子上了重点高中，强手如林的班级里，男孩慢慢变成了全班成绩垫底的学生。
不想上学、难以完成作业、与同学沟通困难、话语越来越少、失眠、消瘦……
高考临近，男孩的状态却越来越差。在老师的建议下，妈妈带儿子去医院就诊，孩子被诊断为轻度抑郁症，医生给孩子开了抗抑郁药物。
药物很好地改善了孩子的情绪问题，但妈妈认为药物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可能会影响高考，一段时间后便停药了。上大学后，妈妈认为儿子一切都好，抑郁症已经成为往事。有一天，噩耗传来，男孩因为和同学之间发生矛盾，从寝室楼跳下，没有丧命，但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父母原本是为了孩子远大前程而关注学业成绩，最终不但没有达成所愿，还让一切变得更加艰难。
曾经在上海高校做了十多年心理咨询师的大学教师王晓虹，遇到过很多和上面这个孩子经历类似的大学生，中学阶段，他们的情绪问题被家长和老师有意无意地忽视，最终在进入大学后爆发。
国内不少高校，多年前就开始将心理健康的筛查纳入新生教育的过程中，王晓虹自己是新生时就曾做了一份心理健康筛查量表，耗时一个多小时。当她成为心理咨询师后，每年200名左右的新生中，通过筛查可以发现3-5名有严重情绪问题的学生，有的学生已经存在自杀的想法。这些被筛查发现的学生会在辅导员和心理咨询老师的帮助下，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糟糕的“精神环境”
目前的研究认为，抑郁症的发生有着极其复杂多样的因素，在青少年身上也是如此。张桦医生介绍，儿童青少年患抑郁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遗传因素、人格因素、归因方式、自我效能、家庭社会因素、健康状况变化、生活环境改变等。
如果简单归结为“先天”和“后天”的话，抑郁症高危人群他们的心理弹性本身就比较小，对于别人而言不用太在意的评价、态度，在心理弹性小的人眼里就是强烈的刺激。而“后天”，就包含了家庭、学校、社会对青少年的持续的影响。
未成年人大多数时间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情绪也更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所有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青少年心理疾病患者中，存在家庭情况复杂、父母亲自己有焦虑情绪、父母关系紧张等等情况的占了更大的比例。
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普遍已经摆脱了物质匮乏，父母关心着孩子的营养、身体的健康，却还没有对提供给孩子的“精神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
开篇讲到的大学生思琪，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但父母关系并不融洽，家庭中弥漫着的紧张气氛，像空气一样被她吸收到了体内。思琪初中开始出现与同学关系不好、嗜睡、头晕等等症状，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父母，得到的却是一句：“你连这些小事都应付不了吗？”后来，她便不再告诉父母自己的痛苦。即便现在已经被诊断为抑郁症，思琪寒暑假回到家里，仍然要面对不能接受现实的父母，常常要受到父母亲的责备。
如果是父母本身有情绪问题或者家庭情况很复杂的，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治疗难度会大很多，医生们称之为病情“顽固”。张桦医生遇到过一个孩子，父母因意外死亡后她又发现自己并非父母亲生，而此时原来答应做她监护人的亲戚突然间不愿意做监护人……重重打击之下，原先已经稳定的病情出现了反复。像这样的孩子，仅仅医学上的治疗很难抚平她内心的创伤。
王晓虹从十多年中遇到的患病学生里发现，抑郁症青少年中，父母往往处于两个极端。
一种父母是对孩子有很高的要求和期待，平常对孩子非常严格。“我们发现，一些中小学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就特别严格。”这种家庭的孩子在遇到情绪问题时如果向家长吐露心声，会被家长以说教的方式驳斥，在家庭里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
另一种情况则是因种种原因父母与孩子比较疏远，比如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等等，这些孩子同样难以在需要得到精神上的支持时及时获得帮助。
王晓虹就遇到过不少对孩子期待非常高、孩子患病后仍然拒绝承认现实并且不给孩子提供支持的家长。王晓虹说，大部分患抑郁症的大学生在药物和心理治疗的帮助下，都可以完成自己的学业毕业，但有个学生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名学生被确诊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有自伤、自杀的倾向。学校老师找到学生的父母，告诉他们病情，希望家长能够到上海陪读，帮助学生恢复和完成学业。但这个学生的父母拒绝承认孩子的疾病，也表示不能到上海陪读。后来这名学生只好退学回家。“如果当时家长能够陪伴他一边治疗一边读书，以后他完全是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的。”每每想起这个孩子，王晓虹都觉得惋惜。
除了父母，还有一种情况是成长过程中受到同伴的影响。张桦医生说，一些初中就诊的患者，追溯患病的历史，其实是源于小学阶段被同伴欺凌，但因为小时候没有应对的能力，情绪积攒到青春期才表现出来。
供不应求的儿少精神医生和病床
很多家长不愿意接受孩子患上抑郁症的现实，是因为对抑郁症存在的种种误解。比如，不少人认为抑郁症无法治愈，抑郁症需要终身服药，抑郁症药物会对孩子带来各种严重的副作用等等。
张桦医生介绍，目前抑郁症的治疗主要是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两种手段，虽然儿童青少年可选择的抑郁症药物种类要比成人少很多，但总体而言药物的效果是很明确的，大多数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后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在接受正规的治疗后，通常半年或者一年后，患者可以停药，过上正常的生活。“药物就像一根拐杖，在药物的帮助下，大多数患者可以逐渐康复到扔掉这根拐杖。”张医生说。
如果非常严重的患者，医生还会建议住院治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上海唯一有住院床位的少儿精神科，床位其实常年处于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
国内儿少精神科医生人数非常少，作为全国知名的精神专科医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也仅有十几名儿少专科医生。上海全市具有儿少精神疾病诊治经验的医生，可能也只有几十名。业内估算，全国的儿少精神专科医生，只有几百名。
儿少精神科医生的培养时间比成人精神科医生还要长，国外一般是成人精神科医生再经过1-2年的培训后，才能胜任。
张桦医生认为，儿少精神科医生少的原因，一个是过去对儿少精神障碍的重视不够，患者量不多；第二个是患病孩子背后往往存在整个家庭的问题，解决难度大。儿童青少年能够适用的精神科药物很有限，医生手中没有“武器”，无法开展诊治。
儿少精神科医生少，可以为儿少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更少。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门诊常常要排很久才能挂上。
医生少的同时，儿少精神科疾病的诊治还没有实现规范诊治。国内目前儿少精神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指南主要参照其他国家的指南，诊治流程也由各个医院自己制定。这就带来了诊治不规范的问题，有的医生给儿少病人的用药量不够，可能治疗很久都无法见效。
正视青少年精神障碍是第一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教授、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团队经过9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郑毅教授介绍，自2012年12月启动以来，团队对73000多名6—16岁少年儿童的流行病学调查和资料分析，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焦虑障碍占4.7%，对立违抗障碍占3.6%、重性抑郁障碍占2.0%，这些是儿童青少年中流行率最高的精神障碍。
郑毅教授表示，抑郁症并不是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中占比最多的疾病，公众需要知道的是，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整体都需要得到关注。
他认为，家长和老师及时发现儿童精神障碍的一些表现并不难。“有两个比较简单的信号。一个是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跟他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不符，这些变化和他所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冲突。第二个是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给他自己和周围人带来麻烦和痛苦。
郑毅教授认为，发现这两个信号不难，提示孩子可能出现了心理问题，需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就像孩子感冒发烧，家长不可能做诊断和治疗，但发现孩子发烧是可以做到的，一旦发现就要重视起来。”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多次通过各种文件和措施倡导社会对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视。2016年，国家22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2018年，国家10部委联合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选取50多个市（含直辖市）开展试点；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鼓励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探索开展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的方案；2021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
整体而言，经过知识普及，如今全社会对青少年抑郁症的了解比过去多了很多，家长主动带孩子就诊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这一点让精神科医生感到欣慰。但是，家庭能否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精神环境”避免青少年抑郁症的出现，却仍然任重道远。（记者 黄祺）
链接：抑郁症
平时大家习惯的叫法有“抑郁症”“忧郁症”，在医学上统称抑郁障碍。抑郁障碍是指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和持久的抑郁症状群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
抑郁情绪往往是指一种情绪状态，而抑郁症是一组疾病的总称。
人人皆可抑郁，但非人人皆患抑郁症。
近年来，抑郁症的患病率逐年增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3.5亿抑郁症患者，也就是说平均每20个人就有1人曾患或目前患有抑郁症。
抑郁症造成的疾病负担在所有精神疾病中是最重的，仅次于心血管疾病成为第二大疾病负担源。另外，约五分之一的抑郁障碍患者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因此，抑郁症患者的高自杀率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
简单地讲，区分状态和疾病可以从以下及各方面进行：
1、症状的严重程度，往往抑郁情绪的严重度比抑郁症要轻；
2、持续时间，抑郁症持续时间至少两周，抑郁情绪的时长较短，是一过性的情绪表现；
3、对功能的影响，抑郁情绪对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功能影像不明显；
4、治疗方面，识别抑郁情绪后，如果能够及时进行关注和调整，绝大部分会在短期内缓解，而抑郁症往往需要接受专业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