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业：在“更艰难”中前行
“欢迎回校！”2022年6月6日，这是上海高二高三学生因疫情停课两个多月后，复课的第一天。再过一个月，他们中的高三生将迎来推迟的高考；一样正面临“大考”的还有他们即将从大学毕业的学长学姐，这门特殊考试的名称叫“就业”。同样经历着考验的还有教育培训从业者，能否扛过疫情这一关，对不少机构来说，决定了能否继续生存。
“魔幻”的毕业求职季
小L没有想到，她毕业季的最后一个学期，竟然可能完全无法在校园里度过。她是上海某高校的应届硕士毕业生，今年寒假回到北方的家中，临近春季开学正常时间时，上海出现散发疫情，她被告知暂缓返校。然而，这样的“暂缓”一直延续，直到6月初的当下，她还没有返回上海。目前，校园仍处于封闭状态。“我基本上在正式毕业前都没法再回到学校了。”她说。
幸运的是，她躲过了上海高校持续两个多月的封控，同时也在线上成功求职。2月底时，她向某互联网大厂的上海岗位投递了简历，接着通过4轮线上面试，于4月中旬拿到了录用函，随后签好了三方协议。“其实从去年秋招开始，不少用人单位都已采用线上面试，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形式。”
然而她的不少同班同学没有如此幸运。专业特点决定了她的同学有很多选择了同时报考不同地区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岗位，但这些用人单位的笔试、面试并不在线上进行。被持续封控在校内后，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机会溜走。
小L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她的室友本来计划要在这个学期参加4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最后只在封控前赶上了一场，而这场还没考上。最后，这位室友只能选择回到家乡省份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这与其最初的求职期望差别很大。
小L所在硕士班的班长报考了上海的公务员，面试日期本来安排在6月中旬，目前又延迟到了7月，倘若那时未能通过面试，基本上就很难再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找到工作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班长正在考虑6月先签下一个工作，“已经没法多挑选了，能签啥就签啥”。
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076万，比上一年增加167万，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创历史新高。全国参加2022年考研的人数为457万，同样达历史最高值。在这个春天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上海，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2.7万名，增量创下近5年来的新高。
即使不看这些宏观的数据，每个2022届的毕业生仍然能真切感受到就业的压力。5月底，小L参加线上班会时被辅导员告知：全专业60多名应届毕业生，当时已经完成就业三方协议签署的人数不到20%。
就算是像小L这样看似已经“上岸”的毕业生，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焦虑：学校的各项工作正紧张恢复中，她暂时无法确切预计自己何时能从学校办完毕业手续、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也就无法确认什么时候可以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正式入职。“那么这就有在最后一刻被企业毁约的可能性。”
这并非“过度忧虑”。小L的同班同学小J目前也和一家互联网大厂的上海分部签订了三方协议，而她的录用函是去年11月就拿到了。但今年年初，她开始从各种渠道听到消息：因为疫情等原因的影响，互联网企业涌起裁员大潮，连不少应届毕业生也受牵连，有的还在面试阶段被告知职位已经取消，甚至有些已经签订三方协议的也直接被企业毁约。“企业如果毁约，要支付我们每人五六千元的违约金，但这样的赔偿和被耽误的就业机会相比，真的是杯水车薪。”
今年从春到夏，小J也被封控在学校寝室里。她对就业的心情是真切的如履薄冰，却“不敢说出来”，因为同寝室、同班级的很多同学连录用函、三方都还没拿到手，要是自己说也焦虑，会被他人觉得“矫情”。
沪上高校采取各种办法来帮助学生解决求职困难，有些可谓用心良苦，例如上海海洋大学为毕业生开出“求职直播”，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教授轮番在直播间里向用人单位推荐自己的学生。不过，校方的助力能多大程度化解毕业生的困境，仍未可知。
除了沪上毕业生的迷茫，来上海求职的外地毕业生同样被长期封控所困。湖南某高校大四毕业生小Q今年年后已经基本确定了在上海某小微企业的工作，3月中旬他来公司参与项目，本来计划4月回校完成毕业相关事宜。3月底上海全域静态管理开始前，他申请提前回校，但被学校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只能滞留上海。
“我们公司正式员工只有4个人，现金流最多支撑3个月。封控停工接近两个月时，我一度怀疑公司还能不能活下去。公司没了，我的工作也就没了。”幸好6月1日之后，公司从客户那里收回了一些项目尾款，算是撑了下来。
然而小Q的毕业终究被耽误了。他最后有一门考试本来应在四五月间完成，如今无法按时考试导致学分不足，只能申请延期毕业。他目前已经回到湖南，正在隔离中。“除了办一些手续，更多的还是想在毕业前再当面见见老师和同学。”他表示还是会来上海工作，但对自己将来生活的预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离校后的住所也成了沪上毕业生的现实烦恼。目前各高校基本上对学生实行“单向放行”，也就是学生当前可以离校，但短期内没法再回来。如此一来，小J只能和很多同学一样“线上看房”。
无法亲身体验就只好用“数据理性”说服自己，她定了二十多项指标，从网络平台汇集数据，把心仪地点方圆5公里的房源列在表格里对比挑选，加上“VR看房”、与中介视频连线，终于选定了一套房子。由于担心比价太长延误租房时机，她实际的月租开销比最初的预算高了整整一千元。
“交完订金后我心里还是充满了忐忑，毕竟入住前完全没到过现场，也不知房子实际会不会有问题。”此外，她还要时刻关注房子所在区域是不是哪天又因疫情被封控，如果那样，就还得想办法另找住处，因为学校已给出了最后搬离的时限。
仍在复工路上的教育培训
高校毕业生蹒跚前行即将踏入社会，中学部分年级已经或者即将复课，而沪上教育培训行业仍然没有看到线下复课的时间表。上海本轮疫情中，教育培训行业的停课开始时间和各级学校一致；而目前看来，它或将成为最晚线下复工的行业之一。
“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的教师属性重、比较有大局观，因此当政府提出疫情防控要求时，哪怕我们再难，也第一时间配合。这三年，我们每年都在经历‘更艰难’，但都在努力坚持。”小问号儿童成长中心创始人、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培训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仁杰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已经让教育培训行业经历了一次“暴风雨的洗礼”，坚持下来的机构，多少都对之后的疫情影响准备了预案。小问号从事的是儿童思维能力的培训，在3月中旬线下停课后，全部校区立即无缝切换到线上服务的模式。刘仁杰透露：他们的线上与线下是等比课耗，也就是说，线上收费标准与线下一致；而线上服务开启两个多月以来，学生出勤率与线下相比，只有大约10个百分点的差距。
如果只是把线下课程简单地搬到线上，效果显然会打折扣，无法赢得家长和孩子们的认可。刘仁杰说：线上课程经过重新开发，并且教师还会在课前课后与家长孩子进行充分的沟通，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而这样的一套体系，自从2020年初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开发和完善，以备疫情的反复。凭借这样的“有备无患”，他们做到了即时的“线上复工复课”，保持着产能和产值。
“但如果是艺术体育类的教育培训机构，他们的线上复课就要困难得多。”刘仁杰提醒。诚如此言，这类机构如果转为线上授课，效果很难与线下相当。《新民周刊》记者观察发现，上海一家儿童舞蹈培训机构一个班的十几名小学员的家长，几乎全部选择让孩子不参加线上课程；而另一家儿童美术培训机构，则完全没有推出线上课程，直接停课。
尽管如此，还是有艺术体育类的教育培训机构坚持在线上与家长和孩子保持联系。小赛虎少儿足球俱乐部在全市开设了24个校区，是沪上规模较大的少儿足球培训机构。3月中旬停止线下课程后，他们很快推出了全部免费的线上服务。
对小学员来说，他们可以选择加入直播间，由教练实时指导着开展体适能训练，一周最多可以参加三次；还可以参加每周五天的锻炼打卡，跟着视频进行体适能和简单足球技巧的练习。除此之外，小赛虎还在封控期间组织了各校区小学员的线上直播音乐会、六一儿童节联欢会。
“足球的线下训练很难以线上形式代替，因此我们提供的都是免费的服务，孩子和家长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我们的想法是：让孩子不能线下相聚时，仍然可以培养运动的习惯、保持对足球的喜爱，也维系和班上同学、教练之间的感情。”小赛虎教练李高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他在2020年同样经历了三个月左右的线下停课。那时，大家临时探索推出的线上服务为今年打下了基础；而线上演唱会、联欢会这样的形式则是今年的创新，也是特别受到孩子和家长好评的活动。
“其实，2020年疫情刚开始时，我们就按最长要在线上持续一年的预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李高说。因此，当2022年春天上海的疫情来袭，他们没有慌乱，而是沉着应对。
对于教练而言，收入中占比很大的一部分是课时费和校区管理的绩效奖励，而线下停课将近3个月以来，这些收入降到零，只能获取基本工资。李高坦言：这对员工而言当然是很大的影响，但他们都很理解机构的现实困难，毕竟公司的收入也为零，而场地租金、人工等成本仍在。封控期间，小赛虎组织全体教练员召开线上分享会，大家进行业务交流；李高也主动地寻找国际先进的少儿足球训练课程，研究学习、自我提升。
李高说：目前他和同事们都已做好随时恢复线下课程的准备。
刘仁杰同样表示：只要主管部门同意，他们也可以很快执行相应的防控要求，恢复线下服务。
何时可以线下复工？教育培训机构们从主管部门那里得不到线索，也很难从相关帮扶政策中获益。
焦急等待中，不少人只能无奈退出，毕竟不是所有机构都如同小问号和小赛虎一般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在疫情中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刘仁杰说：不少小的教育培训机构在这轮疫情之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暑期的七八两个月本来是教育培训的旺季，倘若主管部门能够及时批准，行业能够赶上这个时期全面线下复工，或许还能恢复一些元气，不然只会有更多机构难以为继。（记者 王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