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石匠

　　11月正值深秋。在洛阳南郊，伊水缓慢流过。傍晚落日自西向东，照在伊水东岸的山壁上，一半阴，一半阳。站在两岸的山脚下向上看，龙门石窟数千座壁龛平静矗立，近11万尊佛教造像，大小形状各异，沿河次第铺开。夕阳从顶端贯下，照在佛像身上，佛像被镀上一层远古的金色。他们在上，俯瞰山下之人，宝相庄严。

　　在龙门石窟，没有人没听过刘建设这个名字。或者，人们习惯叫他“刘师傅”“老刘”。67岁的老刘在龙门石窟干了一辈子石匠活，这里是他另一个家，是他每天挣钱、养活他的地方。

　　今年7月，龙门石窟最响亮的名片——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历时228天，完成了大修。距离这座大佛上一次大修，已经过去了50年。50年在千年大佛眼里不算久，可它几乎贯穿很多人的大半辈子。

　　如今在世参与过龙门石窟修复的石匠里，老刘是唯一一个参与了50年两次大修的人。夏天龙门石窟重新开放，卢舍那大佛获新颜，瞬间抓住了我。同时抓住我的，还有老刘和这座大佛以及石窟之间的故事。

　　电话里的老刘有点冷酷，说得最多的字词是“中”，“恁说”。可是在龙门石窟见到他，聊起他干石匠活的点滴，他有很多话想分享，边说边笑。龙门石窟存在超过1500年，老刘在这干活50年，在那一刻好像什么都变了，又什么都还在。

破碎大佛

　　如今的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个“游客友好”的全国5A级景区。佛像们历经加固、修复，看上去平静，被保护得很好。游客们走在景区里，道路坦荡，导览完备。2022年对卢舍那大佛的大修，也和50年前完全不同。

　　“这次大修实际上从去年12月就开始了，但我们并没有对卢舍那大佛本体动工，针对的是大佛所在奉先寺山体上方渗漏水治理与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马朝龙告诉我。换句话说，这次大修更接近于加固，而50年前那次是抢救、抢修。

　　1972年，17岁的刘建设在学校成绩平平，眼看着读书读不出来，被父亲叫来生产队，跟着村里老师傅，参与到卢舍那大佛的抢修中。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卢舍那大佛简直惨烈，头顶肉髻、身体都有窟窿。从发际线到左脸下颌，一条约10厘米的裂隙贯穿，左鼻翼和嘴唇还各有缺失，右臂摇摇欲坠。南壁西侧的天王像，胸部雕刻崩落在地，需要吊装归位粘连。

　　这一点也得到了著名的石窟保护专家刘景龙的印证。上世纪60年代末，刘景龙记得当时的卢舍那大佛左脸已经有长长的裂缝，而南侧的天王与力士更是危急，躯体残存，和背后的岩体之间还有20厘米左右的裂隙，全部脱离山体后坠落的险情，可能随时发生。

　　最终历时四年，卢舍那在内的奉先寺“重获新生”，佛像的安全稳定有了明显改善。四年里，有20根锚杆用于卢舍那大佛的加固，灌浆量达到1200公斤。

　　自近代以来，龙门石窟的命运充满曲折。距今50年前那次大修，在如今看来成为一处拐点。从20世纪初，直到70年代大修前，龙门石窟命途多舛。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石窟被大规模破坏、盗凿，大批造像流散在外。追回这些佛像的路，至今仍在持续。

　　准确地说，龙门石窟文物被西方觊觎，始于1907年之后。在那一年，有一位日后成为知名汉学家的法国人——爱德华·沙畹，不远万里来到东方，先到沈阳，然后由东向西，一路穿过河南，最终到达西安。

　　沙畹回到巴黎后，编成《华北访古记》。历史的一面是，沙畹的手稿和图片在学术上贡献很大，为后来中国考古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另一面是，这些珍贵的图文资料，刺激了当时的西方人盗掠龙门石窟。

　　有人看中《华北访古记》呈现的龙门文物后，找到中国的古玩商人，开出高价。这些古玩商人“接单”后，再伙同龙门当地的石匠，将造像偷凿，通常先运往郑州，再到北京，最后转运出海。

　　20世纪30年代初，地质学家袁同礼到龙门石窟考察，看到了宾阳洞、千佛洞等洞窟被严重毁坏。洞窟内的佛像头颅被击落，洞内外佛龛造像或被砍头，或全身被盗。惨状触目惊心。他在考察报告中提到：龙门之南的外凹村，许多石匠都以盗凿龙门石像为业。石匠勾结土匪，夜里携带云梯、手电筒到洞窟中盗凿。过不了多久，被凿下的佛像、碑刻、浮雕就会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

　　这些被凿下的文物，最终流向了世界各地。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日本大阪与京都的博物馆里，现在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目前已知流散在海外的龙门石窟佛像多达200件以上，实际数字难以估量。

　　令人唏嘘的是，龙门周围的村落，不少以石匠为祖业。龙门昔日被盗凿是石匠村，后来对其进行修复的人，大多也来自石匠村。龙门石窟的命运，与周边村民的生计，在岁月变迁中不断碰撞。

少年石匠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令迁都洛阳。致力于改革的孝文帝，同时开启文化建树：大批能工巧匠被征召，他们来到风水极好的伊阙。

　　叮叮咣咣，一场声势浩大、跨越多个朝代的皇家开窟造像揭开序幕。

上图：工作中的老刘。受访者供图

　　伊水中流，两岸山体对峙，呈天然门阙奇观。所以石窟建造最初，当地被叫作伊阙。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当他登上洛阳北面的邙山，南望伊阙，只见两山相对，其间伊水穿流而来，远望犹如一座门阙，不禁感叹“真龙天子之门户”在此。第二年，杨广营建洛阳为东都，伊阙从此被称为“龙门”。

　　1961年，龙门石窟经国务院批准，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审会议对其评价为：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公元493—907年）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

　　老刘永远忘不了7岁时第一次到石窟，见到卢舍那大佛的样子。身高17.14米的大佛，在儿童的记忆里，“就像一座山”。当时他不会预料到，自己未来的人生会与大佛以及其他佛像紧紧连在一起。

　　我在龙门石窟莲花洞见到老刘时，他戴着红色工帽，穿着黑色的棉外套，外套里夹一件迷彩服。成天做石匠活儿，外套上横七竖八沾着石灰。老刘个子不高，虽然已经67岁，但他在脚手架上活动时还算灵活。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最深的印象停留在那双手上。那是一双饱经风霜的手，暗黄色，有脱皮。老刘说，这么多年做石匠，无非是配料、钻孔、封缝、灌浆，再加一些更高级的“石匠活”。配料的活儿，干了大半辈子，手就变成这样。

　　“以前刚开始干，配料里面都是糠醛、丙酮，这些都有腐蚀性，毒性。”老刘说，“俺村好几个对它过敏，闻了脸就肿，胳膊上也有溃烂。咱没那么严重，但是脱皮没办法。”

　　老刘不是没有尝试戴手套。但是他嫌弃戴手套干活，不得劲儿，就像现在的配料都是环保材质，但他还是觉得过去的材料沾得更牢靠。游客们来到龙门石窟，如果仔细察看山壁上的佛龛，石缝间类似水泥一样的灰白色灌浆，那就是石匠们前不久留下的修补痕迹。

　　1972年刚跟着父亲、爷爷还有其他村里石匠到石窟修大佛时，老刘还是个“小工”，只能从帮老师傅配料干起。干了四年，1976年他出师，成为“大工”。“大工也要配料钻孔，我现在还在钻孔。但是能做一点石匠活，就是锻造啥的。”

　　在老刘眼里，只要有师傅带，石匠的技术很快就能学会，不是最重要。“石匠最重要的是眼力，眼力要高！”

　　很多游客到龙门石窟，看过一次造像便离开。洛阳当地的市民，买了旅游年票，可能一年来几次石窟。但天天在这干活的石匠不一样，他们每天都要看这些造像。“今天的和昨天比起来，哪里掉了一块石头？这个月和上个月比起来，哪里出现了坍塌？这里的石缝现在长这样，但是下雨，雨水一直冲下去，将来这是不是会被冲垮？”老刘说，这些都要很快看出来，这就是石匠的眼力，是他50年的功夫。

上图：老刘日常工作的脚手架；老刘在石窟石缝灌浆的痕迹。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范子龙就说过，“刘师傅现在可是我们的宝贝”。修复时用到一块石头，如果让刘师傅去选，那么不管从外观、颜色，大小、材质包括性能，都要更契合。

　　“契合”即“自然”。老刘觉得，给石窟选缝缝补补的石头，要追求自然，符合它本来的样貌。现在科技进步了，很多活儿干起来更省事，效益更高。但是传统人工就是更自然。

　　老刘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如今龙门石窟景区用的青石板，大多机械切割，整齐划一，速度快。“如果纯手工锻，要一直锤，太费力，但效果好，一点一坑，很均匀，不像机器弄出来的，直直的，没有花纹，不自然，也就不好看。在龙门石窟，自然就是美。”

　　灌浆封缝，可以让给其他工人来干，但寻石补石，还是离不开有眼力的石匠。多年形成的眼力之外，老刘还有很多自己的“独门秘方”。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都承认，“我们的老技工刘建设有很多土法”。

　　龙门石窟作为皇家工程，有着顶级的设计，以及最适合精雕细刻的石灰岩。但是石灰岩也易受流水的溶解和侵蚀。

上图：伊水河畔。

　　由于不是每次修复时候都下雨，洞里渗漏水不明显，洞窟光线昏暗。为了迅速判断保护工程对流水是否有效，老刘找到了预判的法子。他会在修好的位置贴上一张白纸，再次验证水流的路径。往往一场雨过后，水很快就按着他的设计路线在白纸上留下印记。马朝龙事后来检查，“下过暴雨后，我们看效果都很好”。

　　除了将一些石缝填上，老刘还给石洞中许多小佛龛都加上了一个个像雨棚的小窟檐，用于引水。“水是堵不住的，只能引流。”老刘会观察水的流向，然后用水硬化石灰，在合适的位置做一个V字形小排水系统，把水流引到V字的最低点再滴落下去。

　　这就是老刘在过去50年里干得最多的活儿。“咱是石匠，也就是个民工，干一天是一天。咱这个人不喜欢换地方，学会一门手艺，那就一直干下去。”干完一天活之后，老刘照常提着水壶，骑着电瓶车回家去。但他也承认，一件事干了整整50年，这是当初怎么也不敢想的。说到50年时，他伸出5根手指，比画了一下。

漫游全国

　　老刘的工资是一天一结，50年没变过。在他的日历里，没有工作日和双休的差别，只有“有活干”和“没活干”。老刘的作息也50年没变过，有活干，每天早上8点到石窟，下午5点半结束。

　　脚手架上下麻烦，他和其他石匠如今为节省时间，通常放一个电饭锅，再从家里带点菜，午饭时热一热，就在工地上对付过去了。

　　年轻时体力好，老刘天没亮就起，带好干粮，从他老家刘井村走路到石窟干活，5公里路，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每天有两个半小时在路上。

　　刘井村是龙门附近著名的石匠村。千百年来，刘井人不仅在龙门石窟，还在全国各地留下了属于刘井人的石刻。千唐志斋的“三绝碑”、宁厦弥须山石窟、六盘山长征纪念亭、董必武题字的洛阳博物馆匾额，还有如今龙门桥上陈毅元帅亲笔书写的“龙门”二字雕刻，都有刘井人的印记。

　　老刘延续了刘井村祖辈的石匠身份，同样也以石匠身份走向外面的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和另外七八名石匠就成了龙门石窟维修队的固定队员。但是这一批固定队员，有时也去往天南海北，参与其他石像、石碑的修复。

　　往东，老刘最远去到辽宁的万佛堂石窟，他记得坐了30小时的火车；往西，他去过宁夏须弥山石窟，还有四川的乐山大佛。去得最多的，是离龙门只有30公里远的偃师水泉石窟。他到外地，不仅帮忙修大佛，有时石碑、石狮子也会修。不同地方的石质不一样，龙门石窟的石灰岩罕见，更常见的是乐山大佛这样的红砂岩，石质更软，下手更小心。

　　龙门石窟在过去50年里，就像是老刘的“大本营”。没有石匠活，又要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就干点别的。“咱50年在龙门石窟，一半时间搞文物修复，一半时间搞台阶、栈道和石板铺设。”老刘说的铺设，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龙门石窟景区改造升级。

　　手工锻，手工铺，一两百斤石板扛着走，铺设的活比石匠更累，好在那会儿老刘还年轻。如今每天走在石窟里，他清晰地记得哪些石板和台阶是自己铺下。卢舍那大佛面前的台阶上有，宾阳洞门前栈道上有，莲花洞门口也有。

　　50年来，老刘见证了龙门石窟的变化，佛龛造像被保护得更好，游客参观越来越方便。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石窟的变化一直都在，持续了千百年。

　　在长达1500余年的漫长时光里，每一个朝代都对其进行了修复和再创作。古人前赴后继，就像刘井村那些老一辈石匠们世代走向石窟，这些使得龙门石窟成为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

　　北魏是龙门石窟的第一个兴盛期，北魏时期的造像约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平城到洛阳，龙门石窟中北魏造像多面孔清新，身材瘦长，有文士之风。同时，西域传入的佛教文化影响尚在，从最早开凿的宾阳洞可以看到，佛像们又透着异域模样。

　　唐朝是龙门石窟的第二兴盛期，造像也与北魏时期有明显的不同，追求丰满体态的时代审美也在这一时期体现在石窟造像上，佛像面容多恬静，有微笑。

　　皇家造像离不开历史上的那些石匠，石窟的命运与石匠的联系也远不止后来的盗凿与修复。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王振国认为，最先让龙门石窟享誉世间的，并非那些气势恢弘、富丽华美的佛教造像，而是散落在造像间的碑刻题记，书法界称之为“魏碑”。

　　专家们发现，这些令清代书法大师们神魂震撼的龙门魏碑书法，并非完全出自寻常逻辑中的书家，却恰恰是因为掺进了石匠的刀笔匠心，才有此朴拙自由的书体。石匠与石窟的碰撞，在北魏已经发生。

重现佛光

　　从2021年底开始，持续到今年7月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大修期间，不少学者和艺术家通过脚手架，到达了大佛头部。这是很多人50年一遇的机会。

　　专家们站上脚架，与大佛面对面。细细凝视之下，在场的人们无不惊叹于大佛的美，纵使金箔在岁月中退去，但古韵仍在，佛面端庄，似笑非笑，极微妙。

　　作为龙门石窟最有名的佛像，卢舍那大佛由唐高宗发愿开凿，而原型正是武则天。在奉先寺的《大卢舍那像龛题记》中有记载，“皇后武氏助施脂粉钱二万贯”，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另在民间传说里，武则天曾亲临龙门，在伊水东岸列仪仗，擂鼓，声势浩大。

　　今年大修同时，考古人员首次在卢舍那大佛面部检测到金、银元素。在史家珍看来，在建造卢舍那大佛时，很可能使用了“贴金”工艺。在卢舍那大佛身体表面，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绿色、红色、黑色等彩绘颜料残留。

　　这些残留指向了一点：今天人们看到的大佛呈灰色，但是在唐代建成之日，卢舍那很可能身披彩衣。这一切如《大卢舍那像龛题记》所言：“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

　　卢舍那大佛所在的奉先寺，位于半山腰上。人们如果想要近观大佛，要登上长长的石阶。石阶走到最后，抬头看向大佛的第一眼，大佛的眼珠呈俯视，会有一种目光的交汇。

上图：2022年08月03日，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奉先寺，整个卢舍那大佛已经脱下“防护服”，向游客展示阔别已久的笑容。

　　在一代又一代石匠的修复下，在一代又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呵护下，在最新科技的加持下，卢舍那大佛看上去越来越年轻，佛光似乎重现。但佛光之下，石匠越来越老，人数越来越少。

　　现在跟老刘一块干活的人里面，有几位的工龄也超过20年，最年轻的石匠是49岁。“这里基本上看不到50岁以下的人，年轻人不愿意干，干点啥也不愿意干石匠，都是没办法的事。”

　　这一点在老刘自己家里有最直接的印证。儿子今年也40了，老刘不是没想过让他延续自己和祖辈的事业，但他从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当司机，转眼也二十来年。

　　聊到石匠手艺失传的话题，老刘说了好几次“没办法”。夏天太阳热辣辣晒在山体石头上，手摸上去发烫；冬天的洛阳，在外面冻手冻脚。这活儿费力，又风吹日晒，工资还很一般，没办法。

　　老刘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石匠的活儿还很多，村里的石匠也多。刻碑、盖房子做门墩、过门石，都需要石匠，“现在都用不到这些东西了，需要石匠的地方少了，都是机器做了，慢慢就没人做了”。

　　在老刘看来，机器和人工没有对错，彼此各有好坏，但机器代替人工，是最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像老刘多年前也告别了世代生存的刘井村，举家动迁到了洛阳市郊的高层居民楼。

　　深秋的洛阳，天黑得很早。在老刘家小区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不止，路边摊坐满了人，铁锅里的小炒滋啦滋啦，冒出人间烟火气。

　　我和老刘站在人潮里，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这一代人都不干了，或者干不动了，石窟修复手艺是不是就失传了，20年后谁来干这些活？”

　　老刘沉默了。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也许卢舍那大佛自有安排。记者｜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