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说“不”的她们/他们

　　“既然职场性骚扰这么困扰你，你为什么不辞职？你为什么没有向公安机关求助？案发时你有机会也有条件逃离现场，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你为什么放弃任何言语、肢体上的反抗？你有跟他表达过‘我不愿意，别这样’的类似意思吗？”

　　热播剧《不完美受害人》接近大结局时，警官晏明回忆起自己七年前遇到的一起强奸案。面对受害人，她抛出了上述问题，对方目光躲闪，难以作答。最终因证据不足，案件被撤销。次日，女孩自杀。

　　很多人理解晏明的发问，用理论上的正义复盘女孩的心理，但站在受害者当下的世界，答案，往往可能只是“没有为什么”。

　　七年后，又一个不完美受害人出现了。她叫赵寻。从世俗的角度看，她的确不那么完美。不完美受害者就不是受害者了吗？就好比公众对于男性受害者的控诉往往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却忘记了受害者并不会因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完美与否，就能免遭伤害，或将伤害美化。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把贪婪跟软弱从自己的人性中摘出去。

　　事实上，受害者不敢说“不”的原因，是复杂的。从2017年开始，有关职场性骚扰/性侵犯的事件开始引发公众关注，《不完美受害者》编剧高璇和另一位编剧任宝茹研究了国内外大量案例后发现，“受害者总是处在无法说清自己的状态，这就导致她没办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整个案件到最后往往不了了之。发声的人要么做了和解，要么败诉，要么被‘荡妇羞辱’”。

上图：很多时候女生遇到类似的情况，常出于自身的考虑，比如尊严、面子等，而主动选择了沉默。

权力像一个真空罩子

　　当“职场性骚扰的核心不是性，而是权力”这句话出现在公众讨论中，《不完美受害者》编剧们醍醐灌顶，开始真正意识到为什么受害者无法开口说“不”。

　　“我才知道我们年轻或者小时候遭受这些时，自己怕的是什么。”伊娜告诉《新民周刊》，“那些恐惧、长期困扰着我们的，不是对方的面目可憎，而是隐晦制度下的权力不对等”。

　　11年前夏天，在北方一座小城，电影院正热映《桃姐》，那是刘德华与其干妈合作的首部影片。一只粗糙的中年男子右手，不经意间叠放在伊娜手上，她有些惊讶，迟疑两秒钟，轻抽出来，躲闪；对方未罢休，再次有力地放上来，伊娜再次躲闪，来回拉扯了几次，挣扎无效。

　　男子50多岁，名叫于朴，建筑方面颇有研究，在网络上小有名气。伊娜认识他，也是在网络上，因为工作需要，伊娜在微博私信于朴寻求合作，征得同意后，伊娜飞往这座北方小城。

　　那一年，伊娜22岁，如果不出纰漏，再过一个月，她将成为一名正式职员。“刚见面时，他很热情，带我去吃当地美食，去博物馆参观当导游，像师长一样，直到他提出共进晚餐被我拒绝后，又提出看电影，我觉得不对劲了。”伊娜年轻单纯，觉察到对方心思，又拉不下面子拒绝，只好答应赴约。

　　伊娜清楚记得，那晚于朴站在电影院门口，一袭白色西服，显然刻意精心打扮过。电影放映过半，于朴不再拉手，改为搂肩。伊娜全身细胞都在抗拒，可来自业界权力的压迫感，反而让她的身体越发凹陷到电影院的软皮座椅里，两腿木木的就像灌了铅，动弹不得。

　　“不敢拒绝，怕他不配合我工作，如果闹僵了，万一他在网络上声讨我，可能我连工作都保不住。”伊娜默许十秒钟后，还是鼓足勇气，用力甩了甩肩膀，特别费劲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别这样”，声音很轻，心里却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撑到放映结束，伊娜礼貌道别，于朴提出“送送”，恐惧担忧再一次压倒伊娜。她好像无法再次开口说“不”，只好跟他上了一辆出租车。伊娜入住的宾馆在一个小巷子里，巷子很长，路灯昏暗，但余光告诉她，于朴没有走，他悄悄跟在伊娜身后。

　　“我脑袋一片空白，一路跑进了大堂电梯，怕他知道我的房间号码，又以最快速度刷卡、开门，反锁了房门。”伊娜贴着门，心跳加快。她很后怕，于朴动作之娴熟，感觉之前得逞过，邀约、牵手、搂肩都是试探。如果伊娜就范，那就真逃不掉了。

　　这次采访前，伊娜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或者公开声讨过于朴。这位在业界小有名气的教授，至今，依然活跃在网络上，正义凛然、答疑解惑；而伊娜，记忆里的那个夏天，还残留着被权力之手压迫的窒息感。每每想起，心口像被一个真空罩子罩住，无法呼吸。

　　畏惧权力，以及无法承担与权力对抗的后果，成为了受害者无法站出来的重要原因。但倘若受害者已经将事件摊开公之于众，她们也做好了“接受一切可能性”的心理准备。

　　2019年12月18日，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无数记者的关注下走出了法院，然后摊开了写着“胜诉”两个大字的纸张。而这一天，距离2015年4月3日她被山口敬之强奸，已经过去了1541天。五年来，漫长艰难的诉讼，恰恰因山口敬之的特殊身份，备受阻碍。

　　山口敬之不仅是TBS（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他还有一层身份——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传言两人交往密切，也因为这个身份为这场“强奸”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

　　在选择报警之前，伊藤幻想过无数次，TBS将成为山口敬之最大的保护伞，而他也因为长期在政界游走，结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政客。如果她将山口敬之告上法庭，她是否还可以在新闻界工作，或者可能被山口敬之反告侵害名誉权。

　　伊藤曾给山口敬之发送邮件，期待他可以在邮件中承认自己的强奸行为，得到的回复却是：伊藤主动喝到烂醉如泥，不省人事，爬到了他的床上……并扬言，就算走法律程序，她也不会有丝毫胜算。事实的确如此，在逮捕令签发时，警官的上司打来电话，命令不准逮捕山口先生。

　　山口敬之甚至一度在风波后，依然活跃在大众的视野里，并在某档节目中大方谈及此事，表示自己别无选择。

羞耻心会缝住女生的嘴

　　不对等下的职场性侵，在伊藤心里留下的阴影需要抒发，也需要表达，进而治愈自己，所有此类经历的受害者，无论是男是女，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传统社会伦理中，人们忌惮谈论性，公开讲述会使人蒙羞。《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曾有类似的描述：“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时候女生遇到类似的情况，常出于自身的考虑，比如尊严、面子等，而主动选择了沉默。

　　阿莉是一名舞蹈生，未戴口罩出现在一档全平台上线的人物访谈类节目《凉子访谈录》的镜头前，她决定坦然面对十多年前的往事。初中时，阿莉做技巧时腰部受伤，转学到一所私立中学。班主任是教历史的女老师，隔壁三班班主任是教数学的男老师。转学半学期左右，两人喜结连理。

上图：选择面对镜头是阿莉释怀的方式。《凉子访谈录》截屏。

　　男老师对阿莉一直很好，但在下学期时，男老师的一系列举动，成了阿莉的噩梦。“他伸进我的衣服和裤子里，办公室里是最多的。”阿莉只是站着，没有任何反抗，因为男老师太知道利用女生的羞耻心了，羞耻心就像一根线，它会缝住女生的嘴。

　　在地理和生物会考时，发生了更严重的事。阿莉被男老师抱住并多次强吻，教室的门是凹进去的，一门之隔，两个世界。阿莉在那扇门外，没有人知道她正在经历什么。

　　“这个场景，我无数次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很屈辱，当时我告诉自己，如果不幸被侵犯，我就会自杀。”阿莉说，“男老师吻了我五次之后，松开我，说了句‘不能太过分’。”

　　阿莉觉得很恶心，心里像有什么东西断了，失去了什么。第二天，阿莉精神上已经垮掉，强撑着到了晚自习，她跑出教室，告诉了年级主任，班主任知道后，恳求阿莉不要把事情闹大。

　　极少数人知道真相，阿莉也从未争取过什么，羞耻心让她迈不出这一步。阿莉精神状态最不好的时候是在初三。身体出现了心理学上的“解离”状态，经常会做噩梦，有时候梦见一条毒蛇，紧紧缠着阿莉的身体，阿莉知道，毒蛇就是那个男老师。

　　阿莉决定将往事掀过去，选择面对镜头是她释怀的方式。而有些女孩则选择用粗犷的方式让自己解脱。

　　今年5月9日，小花发文控诉11年前遭郑州大学王某胜教授PUA长达两年之久，遭侵犯致怀孕后被其带去医院打胎，小花曾两次自杀，重度抑郁。

　　控诉长文中，小花写道：“11年来，屈辱心与自尊心封住了我的嘴巴，我抱着必死的预知写下这封信，热度过后，他还是他，毫发无伤；而我，会被所有人唾弃辱骂。”事发后，学校发声回应暂停王某某一切教学活动，也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对于被性侵者，当下的拒绝是复杂且艰难的。阿喵在20岁谈恋爱时，在未经过同意的情况下，被男友性侵。当时男友说情侣之间很正常，后来好几次，阿喵都没有反抗、报警，也没有告诉别人，只是深夜埋在被窝里哭。直到三个月后，男友要求分手，阿喵彻底崩溃。

　　很多人会问：“你可以拒绝啊，为什么还要维持这样的关系。”因为，在社会语境里，性是肮脏的、羞耻的，特别对女性来说，连性器官词汇都不能说出口的情况下，怎么拒绝一些更不堪的事情。

　　就像赵寻，前期对于被性侵的否认，除了没理清思绪，对权力的恐惧，同样有一种不愿承认自己被性侵的心情。赵寻不愿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这让她感到羞耻。她试图遮盖自己人性的瑕疵，因为她并不能百分之百面对自己的选择和犹疑。

　　而赵寻后来的撒谎，也是为了掩盖自己过去三个月无法解释清楚的内心的纠结，三个月的犹疑让她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到那一刻她才完全清楚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和不想要的，完成最后的成长。

父母推倒最后一根稻草

　　几乎没有例外的，沉默的被侵害者背后，大多都遭受过来自原生家庭的漠视与遮盖。不能、不敢说“不”，往往是父母这个角色，推倒了最后一根稻草。

　　静怡在小学五年级那年，家里来了一个远方哥哥到市里读大学。周末和节假日里，常被父母邀来家中吃饭。哥哥读的是名校，成绩拔尖，正好顺便帮静怡补习数学。和家里人一样，静怡也很喜欢这个斯文清秀的大学生哥哥。

　　可房间里只有他俩时，哥哥便会把静怡圈在怀里讲题。静怡很不舒服，惊慌挣脱，他却生气地板起脸，严肃批评静怡学习不用心后，又会“亲亲脸”以示安慰。几次之后，静怡心里蒙上了一种做错事的羞耻感，觉得那是肮脏的。

　　静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父母求助，憋了半天也只说出“他欺负我”几个字。父母笑笑，只当是哥哥与妹妹之间的玩笑。在“哥哥督促你学习是为你好，怎么能叫欺负你呢”的责疑下，静怡终究是将委屈咽了回去。

　　阿喵也曾求助过。在被男友侵犯后，她躲回了家，妈妈帮她涂湿疹膏的时候，阿喵哭了，并告诉了妈妈这段经历。妈妈听后很难过，但不知道怎么解决，她觉得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清白，不要声张为好。阿喵的原生家庭里，父亲非常强势，母亲绝对服从。

　　从小家里教育阿喵作为一个女孩子，要极力顺从，父亲矫正了阿喵身上一切不听话的成分，不懂得拒绝。这让她想起了男友的行为。

　　某种意义上，拒绝是一种能力。阿喵说，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成长环境里，从来没有被置入过“我可以说不”“我对自己身体有自主权”等类似的语境，这方面很多女生是匮乏的。阿喵也是在后来不断学习和向外界求助中明白的。这是一种进化，并不是每个女生生来具备。

　　最让阿莉绝望的不是男老师和猥亵那件事，也是父母。刚开始，父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爸爸很生气，摔门出去了。之后，校领导来沟通，阿莉被送回家，不允许参加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男老师被学校开除，校方为了保全声誉，并未公布真实原因，而是编造了另一个理由：因男老师打了班级中的一名学生，被学生家长举报，主动辞职。在阿莉心里，她不需要把男老师告上法庭，或者报复他。她需要的只是一句安慰，一个拥抱。

　　但让阿莉感到窒息的是，事发后在家待的第二天，爸爸中午回来吃饭，问阿莉：“打算什么时候回学校。”阿莉一下子愣住了，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就好像如果她说不回学校，爸爸下一秒就会发火。阿莉答“明天下午吧”，这时候爸爸回了一句“好”，像是松了一口气。

　　阿莉感到绝望，她忍不住和妈妈发消息说：“妈妈，我不想回学校。”阿莉原本以为她会得到宽慰，谁料妈妈冷冰冰地回了三个字“为什么”。阿莉不明白，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生养自己、爱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

　　可怕的不只这些，在传统社会语境下，女孩们还会陷入“受害者有罪论”的陷阱。譬如，外界以为你有美貌，在社会上能得到很多优待和福利，但在罪恶事件发生时，舆论的声量往往在无形中走向指责，美貌、穿着、言行举止反而成为受害者的枷锁，甚至迫使她们陷入自我否定的闭环。

　　据阿莉回忆，那段灰暗的日子，她总在一次又一次地加深自己的痛苦，但错的是受害者吗？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实上，阿莉没有错，错的是加害者。疫情期间，阿莉读了《呼啸山庄》《飘》，第一次有了女性认知的觉醒，她决定不再放自己“坠落”下去。“在我自己破碎的时候，没人拉我一把，大学时，我选择了悉尼大学犯罪学，希望用知识化作盔甲，保护更多人。”

　　长大后，静怡才意识到远方哥哥的行为就是一种猥亵。那年静怡32岁，有个9岁的女儿。当女儿开始阅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时，静怡没有阻止，而是告诉她：当一个女孩被欺负了，那确实是肮脏的错事。只不过，错的是欺负她的人，肮脏的也是那个人。总之，绝不是她自己。

隐秘的男性受害者

上图：近日，湖南卫视前主持人梁田自曝被性骚扰，被陌生男子尾随近一小时，称“对方眼神很恶心”。

　　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隐秘的男性受害者，比起群体性的受害者女性，更不容易被人发现。

　　BBC纪录片《被性侵的男性：打破沉默》曾披露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1/6的男性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侵，但只有10%的人会选择报警。尤其在未成年群体中，基于取证困难、不被主流价值观所关注，受害者本人被耻辱感支配等原因，男童被性侵的惨剧正在持续发生。

　　22岁的山东男孩小程从14岁起，遭遇熟人性侵长达近三年，身体和心理均遭遇重创。他曾试图求救，但事情本身超过了大多数人的认知，因此他的呼救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甚至遭人调笑，被评价为“赚到”“身在福中不知福”。

　　小程家在山东临沂附近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家里还有一对比他小三岁的双胞胎弟弟。小学毕业后，为了方便小程去县里的初中上学，父母把他送去了一个远房亲戚陈叔家寄宿。最初两个月，小程感觉自己生活很愉快。

　　但后来，有一次，陈叔喝醉酒后对小程实施性侵未遂，被小程用枕边的笔扎伤腿部。小程慌忙逃回家，走了一整夜，刚进家门，还没来得及告诉父母发生了什么，爸爸就铁青着脸扇了他一巴掌。原来陈叔已经给他们打了电话，说小程沉迷游戏不能自拔，陈叔劝他睡觉，反被扎伤了。

　　当时，无论小程怎样解释，将实话说了一遍又一遍，父母都不信。陈叔夫妻俩都是县里有口皆碑的体面人，父母无法相信陈叔会对小程做出那样的事。小程说的话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他们甚至觉得小程是为了玩游戏，才编造出如此“离谱”的谎言，陷害对他很好的叔叔阿姨。

　　小程被父母押着给陈叔道了歉。在之后的三年，小程患上了抑郁症、经历过自残，活在巨大的屈辱之中。他曾试图找到街上的穿着制服的人控诉，但对方听了后，眼神中的戏谑至今小程还记得：“你被强奸？开玩笑？”

　　小程的希望，在他说出那句话的瞬间彻底破碎。他绝望地在街上边走边哭，大家都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发生。成年后，小程据理力争，以鱼死网破为代价，为自己讨回迟来的道歉。父母要求陈叔赔偿6万元，他们也同意了。转账、删视频、道歉，小程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刚开始的畅快过后，只感觉窒息，因为伤害小程的坏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工作后，小程情绪失控的事情很少再发生，14岁那年的伤口开始慢慢结痂，但在他心里留下了一块疤，很少再疼，但也始终消不掉。

　　“坏人已经被我打败了，以后要好好生活。”小程心里默念，决定将自己的经历摊开在阳光下，这是他与14岁的自己正式告别的方式。记者｜吴雪（文中伊娜、于朴、阿莉、阿喵、静怡、小程均为化名）